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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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老师怎么办。
老师说，小朋友们，这封信由我来帮你们写，我已经带来了纸和笔。我写一个开头，然后就该你们了，你们可以把自己觉得有趣的事告诉维克多，你们也可以问维克多你们想知道的事儿。
我们听了，互相看看，大家高兴起来，啊，原来这样给维克多写信呀！
老师说，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老师坐在我们对面的小椅子上，将一沓信纸铺在自己的膝盖上，她一边写，一边读出来：亲爱的维克多，你好……
老师，我想问问维克多他为什么叫维克多。
老师，我想问问维克多他们幼儿园有什么。
老师，我想告诉维克多我们爱劳动，我们种了很多向日葵。
那一会儿我们乱哄哄地嚷成了一片，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给维克多写信高兴，都争着给老师说。于是老师让我们安静，让我们挨个儿说。我说我想问问维克多能不能到我们幼儿园来玩儿，希望他坐七天七夜火车快点儿来。我看见老师手里的钢笔在雪白的信纸上飞快地划过，一页翻过去，又一页翻过去。还有小朋友在给老师提问题，然后就到了下课的时间，老师说今天这封信只能写到这里了。几个没能给维克多说话的孩子噘起嘴巴，有一个女孩子甚至掉了眼泪。老师说别难过下次我们还会给维克多写信，我们会经常给维克多写信。
11.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1）
下午，我们起床后，我们一律穿上了白兜兜，老师说要带我们到街上去给维克多寄信，所以要打扮得整齐干净。***我们排成一队手牵着手，老师拿着一个印着红蓝条纹的信封，带领我们出了幼儿园的大门。天很蓝，风儿轻飘飘的，路两旁的树很绿，树叶在阳光下闪耀着，哗啦啦地唱着歌。穿着白兜兜的我们就像一群洁白的鸽子。
老师带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最后在一个绿色的邮筒前站住了，绿色的邮筒很敦实，就像一个戴大盖帽的邮递员叔叔站在那里。老师说，现在我们就选一位小朋友把信投进邮筒吧。我们互相看看，那一会儿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调皮捣蛋。后来我们就一齐看着老师，她的目光从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扫过，忽然，我听见老师在叫我的名字，那一会儿我只觉得脸热烘烘的，我昨天还因为睡午觉说话挨过批评呢。我常因为调皮挨批评。我能算个好孩子吗？
可老师却真的在叫我的名字，还走过来把那封信递到我手上。老师说你代表小朋友们把信寄走吧。我回头看看，所有的孩子都羡慕地望着我。老师抱起我，我把信投进了邮筒。老师说，好了，这封信很快就会飞到莫斯科，飞到维克多手上。
我们没有收到维克多的来信。
三十多年后一个秋天的下午，窗外的阳光很明媚，一群俄罗斯朋友来我家访问做客，其中有一位叫维克多。我打量着他，维克多高大英俊，金黄色的头，海一样蓝的眼睛。啊，维克多！我想起那时在幼儿园看过的苏联画报，我想起画报上那个笑起来嘴巴咧得很大的叫维克多的男孩子。今天站在我眼前的维克多是一位电力工程师。我真想立刻请维克多讲讲他的童年。在餐桌上维克多豪爽地喝白酒，热地大笑，他说他喜欢中国饭菜，喜欢中国的包子、饺子、面条。我想起了那时老师说苏联人民很幸福，那里的人们可以天天喝牛奶吃面包，而今我们也能天天喝牛奶吃面包了，可我不喜欢吃面包，觉得那很乏味，即使抹了果酱或夹了肉片也很乏味，出国访问时我也总是喜欢去中餐厅。
维克多说，我很羡慕中国。
我说那时候我很羡慕苏联。
维克多说他很喜欢中国的山水画，在北京买了齐白石的画册。
我说我喜欢俄罗斯的油画，我收集了一些列宾的油画和钢笔素描的图片。
维克多说他喜欢中国的唐诗，还能背几李白、杜甫的诗歌。
我说我喜欢俄苏文学，喜欢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我们喝酒，我们畅谈，我们唱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充满激的歌声飞出窗外，中文和俄文混杂着，我们的歌声否定了哲学家美是和谐的定论。后来我给维克多讲了我们那时给维克多写信的事儿，维克多那一刻的目光像梦一样美，他说我多么希望我就是那个维克多啊！假如是那样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拍一部电影了。
维克多说他们国家叫维克多的太多了，比如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维克多·米哈伊尔……维克多的嗓音很好听，那一串串俄语名字从他的胸中流淌出来就像一动人的歌。
分别时，维克多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蓝色的眼睛深地望着我，他说，海迪，给我写信，给维克多写信，为了我们纯洁的童年，也为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友谊……
有一天我给维克多写了信，我铺开雪白的信笺，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划过，开头是：亲爱的维克多，你好！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世界是一个圆。我的麻由咪
在我书橱的一角，静静地坐着一只布娃娃，那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她的名字叫麻由咪，很多日本女孩儿都爱叫这个名字。麻由咪的样子很乖很可爱，圆圆的小脸上，一对睫毛很长的大眼睛非常天真执著地盯着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她的光亮的棕色头拢到耳边，用红头绳扎成两把小刷子，前额的齐眉穗儿剪得整整齐齐，更显得麻由咪乖巧伶俐。麻由咪的嘴巴不同于别的布娃娃，她张开的小嘴里总是吮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如果把她的大拇指拿开，麻由咪便会出哇哇的哭声。我从不拿开她的大拇指，我从不让麻由咪伤心地哭泣，因为她一哭我就难过，就会想起她真正的主人——曾是随军慰安妇的丸子。
12.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2）
还记得那个九月，当我要离开日本卡尼达妇女村时，丸子把麻由咪送给了我，她还给了我一只不大的包袱。那里面是她给麻由咪做的花棉袄和白兜兜，还有一只精制的缀着小花的草帽。丸子握着我的手，早已泣不成声，她说，海迪桑，让麻由咪跟你回家，回中国吧。天快冷了，请别忘了给她穿厚的衣裳……
我总觉得离开卡尼达妇女村的那一天是我最难过的日子。我在那里与一些当年曾是随军慰安妇的老人生活了近两个月。我与丸子，与大川，与村山，与那里的每一位不幸的奥巴桑都成了好朋友。在与她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们给我讲述了很多悲惨生活的往事，她们在战争期间被迫做随军慰安妇的遭遇，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同样是女性她们年轻时却遭受过那样残暴的蹂躏！
卡尼达妇女村位于千叶县的一个偏远的靠海湾的山上，我曾经十多次乘火车往返于东京和这个妇女村，从东京来的火车车厢里总是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有一次在一节车厢里只坐着我和妹妹两个人。卡尼达妇女村是一个妇女长期保护设施，这里生活着一百多位孤苦无依的老年妇女，她们每个人都再也没有真正的欢乐。记得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曾在卡尼达作了短暂的停留，与那些老人共同吃了午饭，还到山顶看了随军慰安妇的纪念碑。
据设施社长弗卡茨先生介绍，那些老人都是战争期间被骗到军队做慰安妇的，有的人当年才十三岁。她们受尽了凌辱和苦难，战后她们中的一些人带着创伤回到家乡，家人却嫌她们有辱名声，把她们撵出家门。于是她们从此无家可归，只得流落街头……弗卡茨先生说战后收容她们时，有的人蜷缩在车站的角落，有的人甚至住在垃圾箱里，形十分悲惨。来到卡尼达妇女村，她们接受了各种检查和治疗，医生现她们中很多人因精神受了刺激，智商很低，有的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一部分人是梅毒和淋病患者。她们在社会上遭人白眼，遭人唾弃，可她们却是最值得同的妇女！
那一次我与这些不幸者告别时，她们都争着握住我的手，她们一遍遍地喊着，海迪桑，一定再来呀！我只是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说，きつと，きつと（一定再来）……
临上车时，弗卡茨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他说，这是这里的城田铃子写的回忆录，请你回国后看看吧。
后来我翻着词典读完了城田铃子的回忆录，那是一部随军慰安妇的血泪史。书中讲述了随军慰安妇在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等地遭受的蹂躏，它使人们更加痛恨战争，痛恨那些泯灭人性的军队，也更加感到和平与文明的珍贵。合上书本，我常常挂念那遥远的卡尼达妇女村的奥巴桑，有时我仿佛听见那里传来像电影《望乡》里阿崎婆那样绝望悲痛的哭声，我于是就赶忙扑到桌上给弗卡茨先生写信，请他代我问候那些奥巴桑，让她们听听海风，那就是我跟她们说话……
新年到了，我照例收到那么多贺卡，在那一大堆贺卡里我现了一些来自卡尼达妇女村的，那都是奥巴桑自己做的，她们用彩笔在一张张贺卡上涂满色块儿，画满了奇异的线条，又歪歪扭扭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像是幼稚的儿童画，又像是印象派大师的作品。没人能知道那些色块和线条的真正涵义，望着贺卡我一遍遍地猜想，也许那玫瑰色是青春，那金黄是太阳，那绿色是家乡，那淡淡的粉红呢？
卡尼达妇女村真是一个谜。
在那些贺卡里，我现一张意思稍微明确一点儿的图画：一个穿花衣的女人头上扎满小辫儿，她的胸前抱着一个同样头上扎满小辫儿的女孩儿，下面签名是丸子、麻由咪……
两年后，我再次应邀赴日本，去参加面向世界音乐会。我向组委会提出要求，音乐会的间隙我希望住在卡尼达妇女村。组委会很感动，欣然同意，并安排我和妹妹住在卡尼达山顶的一栋别墅里，还给了我一大摞往返东京和卡尼达的车票。
当我再次来到卡尼达妇女村时，奥巴桑们热地一下拥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日本式冗长的问候结束后，她们便争着推我的轮椅上山坡，送我到山顶的别墅去。她们一路不住地告诉我各种消息：
13.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3）
海迪桑，盂兰盆节快到啦，有空跟我们一起唱歌吧。
啊，城田桑她死啦，真让人难过呀！
还有丸子桑会……会做冰淇淋了呢。
丸子桑在哪儿？我忙问，我想起了贺卡上扎满小辫儿的女人。
她前天去山下的医院看耳朵，这家伙耳朵又流脓啦！她明天才回来呢。一位奥巴桑告诉我。
第二天中午，我到妇女村的食堂跟奥巴桑们一起吃饭，按照惯例，吃过饭大家要唱唱歌跳跳舞，弗卡茨先生趁这时为我一一介绍那些奥巴桑：这位是小林桑，这位是伊田桑，这位是大川桑……他转过头对我说，我们不知道大川桑是哪里人，她早已成了弱智者。他大声叫着，大川桑，请你唱支歌吧。
大川桑站起来，她是一位体态胖胖的老人，剃着短短的寸头，穿一件宽松的大襟衣衫。她的动作很缓慢，脸上一副痴痴的笑容。她走到我面前，唱起我十分熟悉的《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阿里郎高盖索瑙毛干达……
弗卡茨先生说，大川桑就会唱这支歌，别的什么也不会说，因此我们怀疑她是一位韩国妇女……
大川站在那里双手垂着，脸上毫无表地一遍遍重复地唱着：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泪水盈满我的眼眶，我不忍心再听下去，可大川还在唱，直到弗卡茨先生请她停下来，她才回到座位上去。
这时弗卡茨先生指着不远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那位是丸子桑。
我顺着弗卡茨先生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个女人的头上用五颜六色的橡皮筋扎了十几个小辫儿，那样子就像中国民间故事里的丑婆。她的胸前抱着一个穿花裙的布娃娃。她不时轻轻抚摸布娃娃披在肩上的头，就像对待一个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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