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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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水明正睡得迷迷糊糊，李正东碰碰他，让他醒醒，说：“吃饭了，这是齐老板让我给你带下来的两个馒头。”

他睁开眼看了看，意识到他在窑下睡着了，时间已经到了他被关在窑下的第二天。窑下空气少，压力大，又温古嘟的，人一到窑下就想睡觉。他说：“我不吃，我要绝食。”他伸手把李正东一手抓着的两个馒头打落在地上，大声宣告似的说：“我要绝食！我要绝食！”

李正东没有劝他吃，也没有把馒头拣起来，拉起拖车干活儿去了。馒头本来就被李正东的黑手抓黑了，掉在地上的煤窝里一滚就更黑。在窑底负责装煤和打信号的两个窑工听见他喊叫，也没有理他。理他的只有一只白毛老鼠，老鼠大概嗅到了馒头的香味，爬过来，试探着向馒头接近。窑底的巷道顶上总算安有一盏灯，借助灯光，他发现了老鼠的企图。他说去，摸起一把碎煤，向老鼠投去，把老鼠吓跑了。他当然不能让老鼠吃馒头，老鼠把馒头吃掉，别人还以为是他吃的呢，绝食的效果就没有了。不要脸的老鼠又来了，这次不是一只，是两只。说不定一会儿老鼠还会来得更多。他只好起来把馒头拣起来，放在自己腿上。他对老鼠叱责说：“就知道吃，苟且偷生的东西，滚！”

绝食历来是给人看的，好像演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他一边绝食，有人一边劝他吃饭，绝食才有意义。他绝食没有人看着，也没有人劝他不要绝食，恐怕绝食就失去了意义。等李正东拉着重车转回来，他对李正东说：“你下班的时候，还把这两个馒头拿上去，谁让你给我带的，你就还给谁。”

李正东站下用胳膊擦了擦汗，说：“我看你还是吃了吧，在这里不是在家里，你就是饿死，也没人可怜你。”

周水明得承认，李正东的话有道理。在老家，有父母疼他。在矿上的家里，有妻子疼他。在这里，谁管他的冷暖和死活呢。记得他第一次高考落榜时，想再复习一年，第二年接着考。父亲嫌近千元的复习费太高，不想让他复习了。他跟父亲赌气，睡在床上蒙着头，不吃饭。母亲特意给他擀了细面条，卧了荷包蛋，端到床前，喊他起来吃。他就是不说话，不睁眼。后来母亲哭了，母亲说：“我的儿，你不吃饭，娘也不吃，要死娘跟你一块儿死。”这样想着，他轻轻叫了一声娘，竟嗷地一声哭起来了。他不哭则已，一哭就哭得声音很大，不算声震寰宇，也算声震煤窑。哭着他还想到了妻子，妻子要是知道他现在到了这般境地，不知有多着急呢。还有他的两个学习成绩都不错的好孩子，要是他死在窑下，他的孩子不但从此失去了爸爸，恐怕连学都上不成了。他越想越悲，悲上加悲，哭得更加痛彻心肺。虽然他哭得泪水滂沱，透过泪帘，还是看到不少窑工向他围过来了，窑工后面站的还有手持钢丝鞭的监工。他想，他的哭能不能对监工有所触动呢？是不是能唤起监工对他的一点同情呢？他毕竟是上边的人啊，毕竟不是一般的窑工啊！

监工分开窑工们到前面来了，照他的腿上就是一脚，吼到：“哭个屌呢，把尿水子哭干，也不会放你到窑上去，你就在窑下等死吧！”

监工的话对周水明的哭有着相当大的破坏力，他哭得本来有些痛快，监工劈头一杠子，就把他的痛快破坏掉了，他还没有哭圆满，就半途而废了。是呀，哭也是要看对象的，窑下不是狠如虎狼的监工，就是木头一样的窑工，他哭给谁听呢？哭死又有什么用呢！

周水明大概哭累了，抽噎了一会儿，又昏昏睡去。再醒来时，他的时间概念就乱了，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想起睡觉时抱在怀里的两个馒头，找时，馒头只剩下一个，另一个馒头不知到哪里去了，或许掉在地上被老鼠吃掉了，或者拖走了。剩下的一个馒头也被老鼠啃了一个白洞。周水明决定放弃绝食，开始吃馒头。他不能死，要活下去。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一定要活着出去。只有活着出去，才有可能揭露牢窑的黑幕，并当上正式的记者。煤窑上不断出事故，有时冒顶，有时透水。他看过很多报道，知道被冒顶和透水困在窑下的窑工，都是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他们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饿了吃煤，渴了喝顶板淋水，甚至互相喝尿，也要保住一口气。有一个窑工，在窑下被困了二十一天，后来还是生还了，被称为生命的奇迹。比起他们来，他的条件好多了。有人往窑下给他捎馒头吃，一天二十四小时还有人跟他在窑下做伴，他没有理由不继续活下去。

李正东又到窑下来了，又给他带了两个馒头。因李正东上的是白天班，他判断出窑上现在是白天。以李正东作时间符号，他脑子里又恢复了时间概念。他接过馒头，问李正东：“你怎么不给我带点咸菜？”

李正东说：“人家让我给你带什么，我只能带什么。”

“跟齐老板说，下次给我带点咸菜。为防止老鼠跟他抢食，他把李正东新带来的两个馒头都吃了下去。”

他觉得这样等下去是被动的，也是消极的，谁知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呢？”他想起曾看过的一本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里面的一个革命志士被关进地牢后，天天在地牢里往外掏洞子。洞子还真的掏成了，成了后来越狱的秘密通道。可从煤窑里往外掏洞于是不现实的，下面离地面我儿百米深，靠他自己—个人，恐怕掏—百年也掏不通。还是那部小说，说有一个人，为了迷惑敌人，继续革命，装成了一个疯子，—直装到革命胜利，成了著名的疯子。装疯子的事倒是可以考虑。然而这一招儿革命前辈用过了，他再用不知还灵不灵。国矿长那么狡诈，倘是被他识破，岂不授人笑柄。想来想去，周水明总算想到了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他帮助李正东拉煤去厂。李正东头上有矿灯，他只能借点李正东的光，帮李正东拉一拉偏套。拉了两趟，他悄悄跟李正东说：“我们不能这样给人家当牛做马，一定想办法逃出去。”李正东问他怎么逃。他说：“你想办法给我找一张纸，一支笔，明天带下来。”

李正东说，他找不着，不知去哪儿找纸和笔。

周水明说：“不要多大的纸，烟盒纸就可以。笔嘛，你看准有，跟谁借一支。反正这事千万要保密，别让齐老板他们知道。另外，你就说我要干活，把矿灯也给我带下—盏。”他把李正东的后背拍了拍，“老弟，我就依靠你了，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李正东没有说话。 　周水明像访贫问苦的干部做的那样，想问一问李正东的家庭情况，比如他弟兄几个，家里几间房，找到对象没有，女方要多少彩礼等。不管他问什么，李正东都不回答。李正东说：“你说话太多了。”

这晚李正东一上窑，齐老板就把他找去了，问他；“姓周的跟你说什么了？”

李正东一点也没隐瞒，把周水明要他带纸带笔带矿灯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向齐老板表了态，说“我才不给他带呢！”

齐老板让李正东等等，他去请示国矿长。国矿长说：“把东西捎给他，继续调戏他，看他还有什么表演。”

齐老板把三样东西交给李正东时，交代李正东说：“你就说纸和笔是自己找的，记住了？”

李正东点点头，说记住了。

“你说错一句，我撕烂你的嘴！”

李正东的嘴是敏感部位，齐老板一说撕烂他的嘴，他的嘴唇跳了好几下。他说：“我听你的话，你能放我出去吗？”

齐老板说：“你要是表现好，当然放你出去，还给你发工资呢。”

李正东再到窑下，样子做得很神秘，他只把馒头和矿灯给了周水明，却没有马上给他纸和笔。周水明小声问他：“找到纸和笔了吗？”

李正东左右看看，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周水明觉得有戏。 　他吃过馒头，又帮李正东拉了一会儿煤，李正东才把一张纸卷着的一支圆珠笔从怀里掏出来给了他，李正东说：“赶快揣起来。”他赶紧把纸和笔放进口袋里，说：“你很能干嘛！”问李正东：“纸和笔是你自己找到的吗？别人没发现吧？” ’

李正东把周水明拉着的绳套收了回去，说：“你别帮我拉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周水明在脑子里打好了稿子，趁窑工交接班的时候，他找到巷道一角一个背人的地方，迅速把几行宇写在纸上。他在纸上写的是，好心的人，请给记者站的司站长打电话。下面写了电话号码。告诉司站长，我身陷魔掌，危在旦夕，赶快营救，十万火急！他写上了小煤窑在哪个县，哪个乡。把信和笔交给李正东时，他让李正东设法把信交给到窑上来拉煤的司机，托司机把信带出去。

李正东一到窑上，就把信交给了齐老板。齐老板把信转交给国矿长。国矿长把信看了看，说：“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又说：“这个李正东也不是个东西，要是在战场上，我一定斩了他。”

李正东跟周水明说，他已经把信交给拉煤的司机了。

周水明说：“很好，这下我们出去就有希望了。”

九

周水明的妻子田少荣没能等到十天以后，到了第八天头儿上，他就有些坐卧不安。丈夫不是个不顾家的人，以前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打三个电话，问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这次就算丈夫去私访，都七八天了，不会抽不出一点打电话的时间吧。丈夫不给她打电话，她就打丈夫的手机，打了一次又一次，都说丈夫的手机已经关机。人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了，想找谁马上就可以找到，人的担心也少了。她不是这样的感觉。要是丈夫没有手机，她不想着给丈夫打电话，也就没什么担心。丈夫有手机，她就要给丈夫打电话，听不见丈夫接电话，她就难免担心，难免往不好的地方猜测。她的感觉是，通讯方便了，人的担心反而更多了。

打不通丈夫的手机，她就往记者站打电话，问司站长，有没有周水明的消息。司站长说：“没有，小周也没有跟我联系。”

“周水明不会出什么事吧？”

司站长也说：“不会吧？”

“您帮着问问。”

“到哪里问呢？反正我已经跟公安局的人说了，让他们帮助查—下。”

听司站长这么一说，田少荣的腿马上就软了，她有些喃喃，眼里也有了泪花儿，说：“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司站长劝她不要着急，估计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司站长说：“我不同意他到小煤窑去，他坚持要去，现在社会复杂得很。”

田少荣请了假，坐车到市里找司站长去了。司站长让她到公安局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田少荣想让司站长跟她一块去，说她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司站长说，他还有事，离不开。公安局好找，一问街上的警察就知道了。田少荣来到市公安局的值班室，一位值班的警察向她简单问了问情况，对她说：“这事儿不好办，我们查不了。你说你爱人到小煤窑私访去了，你不能提供小煤窑的具体地址，我们怎么查！现在小煤窑太多了，多得跟蚂蚁窝—样，谁查得过来！”

田少荣说：“我们一家都指望他呢，他要是不回来，我们怎么活！”田少荣哭了。

警察给田少荣提了个建议，建议的内容是让田少荣再等等，说不定田少荣的丈夫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如同病急乱投医，田少荣又去找周水明的朋友井庆平去了。井庆平一听就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表情好像还有些兴奋，又要严肃又要笑，说：“水明太天真了，搞什么私访，简直是开玩笑。十个小煤窑九个黑，小煤窑背后都有后台，有的小煤窑还跟黑社会连着，谁敢惹他们。知道哪儿有小煤窑我尽量绕着走，反正我一个人从来不去小煤窑。我估计水明遇到麻烦了，很有可能被人家限制了人身自由。”

田少荣说：“水明一说去私访，我就有点害怕，劝他别去，他非要去。你是他的朋友，帮着找找他吧。”

井庆平说：“这个水明，去小煤窑采访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要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去小煤窑，我坚决不会让他去。你不知道，现在小煤窑的窑主都对记者仇恨得很，好像记者一去，就要断他们的财路，挖他们的祖坟一样。我看这样吧，别的忙我也帮不上，你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跟广告部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给你优惠一点，别人登一条一千，你登一条六百就行了。”

田少荣听周水明说过，现在井庆平掉到钱眼儿里去，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井庆平都要设法拔下一些毛。井庆平是不是把她也当成了一只大雁呢？她问：“登寻人启事有用吗？”

井庆平说：“当然有用，我们的报纸发行量那么大，覆盖面那么广，寻人启事一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人提供有关你爱人的线索。到这个时候不能怕花钱，人比钱更重要。”

田少荣没有把钱掏出来，她说她带的钱不够。

井庆平问她差多少。

她说只有几十块钱。

井庆平说：“几十块钱绝对不行。” 　田少荣想说让井庆平先替她把钱垫上，她随后再把钱还给井庆平，话还没说小来，井庆平就到电话机前打电话去了。电话一接通，井庆平就笑着跟人家打哈哈，乐得身上乱打颤。田少荣等了—会儿，见井庆平说个没完，就跟井庆平说：“你忙吧，我走了。”

井庆平对她招招手：“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就不送你了。”电话那头的人大概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操你大爷，你不要胡说八道，跟我说话的是我朋友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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