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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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从南口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奉命回校

6月4日，在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北大师生忽然接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季羡林赶紧收拾行李，好在他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只一床被褥，一个脸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顺手一卷，立即成行。他挤上学校派去的大汽车，坐在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自己住了八九个月的南口村平静如常，心头不觉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他也顾不得细细咀嚼这缠绵的离情，只在心里说了一声：“拜拜了，南口村。”

汽车启动了。他看了看东语系那位总支书记，只见他神情严肃，沉黙不语。季羡林想，他的政治细胞比自己多，阶级斗争经验也比自己丰富，他沉默不语，必定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季羡林虽然心里也没底，有点嘀咕，但是也没有时间考虑得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次回校却惴惴不安，好像走向一块“未知的土地”。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开到了燕园。季羡林原来在车上还天真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前来迎接他们，热烈的握手，深情的寒暄。因为总支书记和他，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被罢官嘛。然而一进校门，令他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不久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挤满了自行车。至于校内的人和校外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喧声直上九重霄。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抬头望去，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五光十色，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沒有人来接自己，要不然，自己也会像那位总支书记一样，被“劫”到不知什么可怕的地方去了。刚才在车上自己还幻想会有人来迎接自己，说明自己在政治上实在太愚蠢，太幼稚，他在心里责骂自己：“简直像一头蠢驴。”

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

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是，《春满燕园》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这条罪状，像中药中的甘草一样，哪次也少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季羡林此时的思想就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心中思忖：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这场革命，他也不甚了然，但是打心眼里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说：“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比如，“为什么每一个单位必定有一个走资派？如果每一个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那么，我们工作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再说，走资派也好，反动学术权威也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呢？季羡林的这些道理自然没有地方可以去讲，也没人可讲。他便只好想：“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季羡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除了最高层了解内情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又都是“紧跟”和“坚决拥护”的，要不然，“文革”的烈火怎么会呼啦一下燃遍全国呢？而且群众情绪之激昂，热情之高涨，斗志之昂扬，也是前所未见。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大多数当时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没听说过谁在当时就能洞若观火，看出这是一场浩劫。甚至有的人被迫自杀以后，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这里不想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想交代一下季羡林当时的思想状态。林彪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句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提倡盲从的话，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错误的。这句话正是针对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心存疑问的人说的，而且似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季羡林这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他也需要时刻了解革命动向，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以便有所准备。因此，他每天都到校园里去转一转。

6月4日以后，燕园里一天比一天热闹。许多边远省份的人，越过万水千山，赶来北京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燕园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山边树角，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季羡林在燕园中行走，感到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太仓中的一粒米”一样渺小。他除了看大字报以外，还看了不少批斗的场面。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

如果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被两个或多个戴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批斗的对象，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总支书记，帽子是走资派；一个是与季羡林的同行，教梵文的一位老教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在回忆对这两人的批斗时写道：

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判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的“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老教授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装。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去的。

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6月1日至17日，北大被乱打乱斗的教师、学生达一百七十八人。

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自杀，时年仅五十岁。汪篯曾是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羡林私谊甚篤。前文中曾经提到过，l953年，汪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篯已经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被称为“党内专家”。1963，经教育部批准，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这件事对季羡林震动极大。汪篯自杀后，北大教师中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逍遥”半年

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签名者，已经名满天下，但是运动初期，北大“文革”由工作组领导，她不过是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的一名办公室主任。直到7月28日，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聂元梓终于从工作组手中夺了权，实现了她独掌北大大权的梦想。

7月29日，全国人民从广播里听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人大会堂万人大会上做检查的实况广播。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之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们终于明白了，在共产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少奇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7月30日至8月3日，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张承先，清算工作组的错误。但是张承先说：“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等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在会上，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

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到市委党校集训。

8月15日，聂元梓的“校文革筹委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领导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一律挂黑牌、坐喷气式。

8月17日，毛泽东题“新北大”三个字。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并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各单位相继成立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委员会主任。

至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季羡林当时对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是不清楚的。他只感到，自己此时仍然是个自由人，还没有人来揪他，但是这更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就好像天上飞的鸟儿，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猎人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把它打下来，终日胆战心惊那样的感觉。

季羡林知道自己现在是座泥菩萨，随时都有可能被揪出来，所以最好还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点，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妙。6月18日38楼发生大规模乱揪乱斗事件时，他就没敢去看，自己独坐家中，只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心里紧张万分。至于后来发生的轰工作组，万人“辩论大会”，聂元梓上台，十万人批斗陆平、彭珮云大会等重大事件，他都没敢亲临现场，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大字报上看到而已。

他虽然暂时逍遥，颇为惬意，但是在家里呆着，心里总不踏实，脑子里整日胡思乱想。有一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中，挥之不去，这便是：自己头上究竟应该戴一顶什么帽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头上也是应该戴一顶帽子的。自己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他苦苦思索，自己该戴什么帽子呢？在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两顶帽子，对自己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认为这两顶帽子对他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他是一系之主，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但毕竟是个官，那就是当权派无疑了。至于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想，既然全国几乎所有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道他不走吗？因此，他认为这顶帽子对自己蛮合适。

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权威”二字当然推辞不掉。至于是不是资产阶级呢？他想，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自己有个人考虑，而且不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

季羡林一想通了不过如此而己，反倒心里踏实多了。季羡林毕竟是书生，他哪里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他真的被揪出来的时候，岂止是这两顶普普通通的帽子，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足以致他死命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他最关心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自从50年代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他就知道，矛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还有一种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然这种理论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定量分析，但是，季羡林当时仍然对这个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无数次学习会上，谈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大放厥词。然而现在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曾经看到那些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毕恭毕敬，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做人，还会随时招来横祸。过去他对这些人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关心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现在才明白，这实在是痛苦万分的事。他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想知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但是苦思冥想，也没有得到答案，又不能去问别人，估计别人也说不清楚。这又使他陷入困感之中。他说，他当时的处境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接着闯进几个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季羡林也说不清，只好由这群红卫兵裁决。他的桌上，墙上，床上摆着挂着许多小摆设，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对象。红卫兵说什么是“四旧”，季羡林就立刻拿掉或者砸掉，心里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半个小时内，季羡林自己“破”了不少心爱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喜欢，也摔得粉碎。小将们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发现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一点灰尘也没有，便说：“这是不是你刚挂上去的？”季羡林连忙答道：“不是。因为我天天撢土，所以才没有灰尘。”事实上，确实是季羡林刚挂上的。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令季羡林吃惊之余，由衷地佩服。但是，这次行动，使虔诚达到顶峰的季羡林心里也产生了一点叛逆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还有一次，季羡林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季羡林看完，发现在自己姓名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语，既无“走资派”，也没有“资产阶纵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望之余，又感到惊喜。他暗想：“这至少说明，在革命群众中，还没有给我扣上一顶什么帽子。”但是，小将们既有成命，他当然要诚惶诚恐加以执行。于是立刻取出三千元存款，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季羡林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季羡林毛骨悚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说：“你拿回去吧！”季羡林敬谨遵命，退了出来。这究竟耍的是什么把戏，至今季羡林也不明白。

革命群众并没有把季羡林忘掉，时不时地把他叫去开批判会。请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差，差以万里。批判会主要批他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学生们管这叫“修正主义”。这种批判对季羡林来讲，早已是老生常谈，习以为常的事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意接受修正主义这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给季羡林头上戴的，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点联系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而且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心里真是感到十分满意。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美妙，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会被革命小将揪出来批斗，但毕竟现在还是自由的，就不再去想那么许多，自己乐得先快活一阵再说吧。

《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是久远的中国历史，还是短命的北大校文革历史，都脱不出这条规律。“聂记校文革”成立不久，全校“大一统”局面尚未形成，便“烽烟四起”，“渔阳鼙鼓动地来”，出现了分裂。从8月份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它们各自为政，独立行动，不受任何人领导，人自为战，队自为战，派自为战，于是北大校园里便再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当时成立造反组织不需要登记，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只要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叫什么战斗队，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再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当然，起名字也是颇有讲究的，譬如：“新北大”、“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东风”等，以见其革命性；取自毛泽东诗词的也成为时髦，如“缚苍龙”、“九天揽月”、“跃上葱笼”“从头越”等；也有颇为吓人的，如“铁锤”、“清道夫”；还有一目了然，干脆明快的，如“干到底”、“揭老底”之类的，五花八门。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的战斗队。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18日至10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三千余人。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许多。这些造反组织首先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甚至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因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于5月25日）”；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聂记校文革宣布：将6月l日定为北大校庆日。

造反派在“横扫”之后，便开始打内仗。到了l0月中旬，原来和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各派虽然表面上慷慨陈辞，革命不离口，实质上目的都在争夺北大的领导权。当时聂元梓是“老佛爷”，校文革就是朝廷，因此争论的焦点便是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是否执行了正确路线。反对派说：“聂元梓上台以后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聂派则说：“聂元梓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此时还未开始“文攻武卫”，主要还是以笔杆子为武器，用大字报进行战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擦，争斗，兼并，重组，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是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到了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分裂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分别归属于两派麾下。

聂元梓和校文革除了与反对派打内战以外，还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杀向社会：到上海去支持王洪文的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批斗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走资派”；参加“刘少奇罪行调查团”、“揪叛徒调查团”；批判朱德、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罪行”等，忙得不亦乐乎。聂元梓和校文革穷于应付内外两条战线的战斗任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更无暇关注批斗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从1966年8月份开始的大串联，早已风行全国，北大师生大部分也都离校外出串联去了，一时间，喧闹的北大校园忽然冷清起来。

季羡林在“文革”初期，想象自己头上应该戴的两顶帽子，结果半年过去了，一顶也没给他戴上。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完全成了一个自由民。这时，没有人来“勒令”他拿出钱来，也没有人再到他家去扫“四旧”，相反，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和集体劳动，这使他喜出望外。他说：“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仍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在这段日子里，他首先参加了接待来北大串联的“革命小将”的工作。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各地、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串联。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漫游，四处造反。中央文革命令各单位要好好接待这些“革命小将”。小将们坐车乘船都不花钱，吃、住费用全由接待单位负责，整个儿一个免费大旅游，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串联的造反派，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也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就凭一身旧军装，再加一副造反派的派头就足够了。这副“尊容”，人见人怕，列车员不会向你要票，连警察也惧你三分。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比6月初来看大字报的人还多。据统计：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中，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员共约2l2.4万多人次。小小的燕园又挤得水泄不通。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

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大串联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涌来涌去，交通线路不堪重负，耗费国家资财无数。随着冬季到来，大串联的势头仍然未减，而食宿接待已难保证，中央只得下令停止串联。

于是，季羡林又参加了劝说这些“客人”回去“复课闹革命”，或者“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劝说“客人”走的工作，比接待工作更加艰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到西颐宾馆、气象局等外地人住得多的地方去做说服工作。那些在北京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弄得季羡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还要忍气呑声，去做劝说工作。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经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季羡林每天从学校骑车，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这个天棚连风都挡不住，更甭说寒气了！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苦的。但是季羡林仍然感到很愉快，因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他仍然是“革命群众”的一员。

最让季羡林兴奋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

季羡林曾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非容易的事。“文革”开始后，聂元梓和校文革便宣布：取消“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等数百名干部、教师的选举权。季羡林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他为此而感到庆幸，他写道：

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那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的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牛棚杂忆》

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

1967年的五六月份，正是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季羡林也被恩准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一块去了。那一年雨比较多。在村子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转眼就过。可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师生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子打出来。一阵雨来，他们就着了慌，用苫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苫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师生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苫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个个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的农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气。

白天，大家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季羡林孑然一身，什么都没带。夜里别人都放下了帐子，蚊虫叮不着。惟独季羡林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到他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早晨起来，伤痕遍体。但是，季羡林毫无怨言，仍然精神百倍地干活。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季羡林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还不算老人，但是也差不多快进入老年了。他几十年在大学里教书，同书本粉笔打交道，没有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干这么重的活儿，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累点，苦点，只要站在“人民”一边，总比揪出来批斗要好得多，所以他才“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季羡林就这么甘于逍遥，甘于不问世事，甘于随遇而安，甘于自得其乐，甘于“难得糊涂”，甘于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年“文革”岁月，而不会坠入“牛掤”的地狱中去。事实上“文革”中，不少的逍遥派就是这么顺利地走过来的。可是，“祸福茫茫不可期”。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季羡林的想象……

两派对峙，血染燕园

l967年2月15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这一派可视为“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

1967年8月17日，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它是由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而成的。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时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笔者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令人吃惊的是，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出席了大会并讲活。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并担任第一届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东语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第九纵队”，简称“九纵”。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虽说两派组织都是执行极“左”路线，派性十足，都搞打、砸、抢、抄，都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壮声势，都表示自己是这位“旗手”的忠实信徒。但是，“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兵团”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这时中央已经下令，要实行“三结合”，解放干部。于是双方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表示自己一派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

一次，两派在大饭厅召开辩论大会，季羡林前去旁听。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都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勤务员”。会场上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分热烈，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样的场景，季羡林感到全场洋溢着一股革命的气氛，好像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最让季羡林感到吃惊的是，在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白发盈巅，神态安祥地坐在那里。季羡林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他十分熟悉的周培源副校长吗？这让季羡林吃惊不小。

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令要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造反组织。在3月份，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就在大会上亮相，并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表示偏袒某一方。后来，校文革不搞斗、批、改，继续大搞乱批乱斗，不择手段镇压不同意见的小组织，并且秘密整周恩来的“黑材料”。周培源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路线，便同其他一百三十四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都是“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引者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

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

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

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

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作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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