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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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么认为？”我吃惊地看他，他的话听上去与众不同，挺有意思。

“对自己发牢骚，对你喜欢的人撒娇。”他很聪明地说，“这是释缓内心压力的方式之一。”

“听上去像我的心理医生吴大维的逻辑，不过你能这样认为，我挺高兴的。”

“出版商会同意用这些插图吗？”他放下笔问我，我走近桌子，一张张地翻看那些作品，有些只是草稿，另一些则是精巧的成品，水粉的颜色薄而柔软，人物线条简洁，稍带夸张，蒙里狄格阿尼式的脖子一律都是长长的，眼睛则是东方人特有的狭长单薄，传达出一丝悲伤，还有滑稽和天真。

而这正是我的文字与他的画之间共同拥有的一个特质。

“我爱这些插画，就算我的小说没能完成，它们也能独立存在，也能当众展出。人们会喜欢的。”我伸脸过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答应我，一定要画下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还没想过这个。”他平静地说，“并且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这是老实话，他从来没什么野心，将来也不会有。中国人就有句老话“3岁看到80”，意思是一个人即使从3岁长到80岁，也绝不会从骨子里改变自己某些东西，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早早地预见到制己老之将至时的生活图景了。

“不是出名不出名的问题，而是给自己心理一个稳固的支撑，一个可以欢乐走完一生的理由。”我坚持地说，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也是使你永久脱离毒品与幽闭生活的一股推力。”如果他有做大画家的愿望，他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曾在以前写过一句话：人生像一场慢性病，而给自己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成了漫长的治疗的手段。

“所有问题的症结只是：永远不要自己骗自己。”他简单地说，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他很少有这样的眼神，从戒毒所出来后，他身上某些细微的变化陆陆续续地显露出来），仿佛我在用正义凛然的人生大道理自欺欺人，制造了一个香喷喷、甜丝丝的陷阱。

“好吧，你说得对，”我边说边往外走，“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

“CoCo。”他在身后叫住我，用纸巾抹着手上的湿颜料，神情紧张而愉快，“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在我的枕头边，我就感到了百分之百的快乐。”

见马克前我曾为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出门而踌躇，结果却发现出门幽会根本不需要借口。天天在马当娜家里玩“帝国反击”游戏，说要通宵打连击，我把电话挂了，穿上掐腰的透明长衫和黑色低腰裤，在颧骨上涂了银粉就出门了。

我在永福路复兴路十字交叉口看到了长手长脚的马克，他穿得整洁、芬芳，站在一盏路灯下，像刚从电影上走下来，从太平洋飘流过来。我的异国情人，有一双美得邪气的蓝眼睛，一个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每次离开他，我就又会想应该去死的人是他。

当他从我身上跌下来，摇摇晃晃地抱起我，走进浴室，当他用粘着浴露的手伸进我的两腿间，细细地洗着他残留下来的精液和从阴道分泌出来的爱液，当他再次冲动着勃起，一把拎起我，放在他的小腹上，当我们在浴露的润滑下再次做爱，当我看到他在我分开的大腿下喘息，叫我的名字，当所有的汗所有的水所有的高潮同时向我们的身体袭来时，我就想这个德国人应该去死。

闭上眼睛，性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永远都只有一线一隔，我曾在小说《欲望手枪》里安排了女主人公的父亲在女儿与军官情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爱时达到高潮时死去，那篇小说给我带来男性仰慕者和媒体的恶意中伤。

我们拥抱亲吻，手拉手走进一扇铁门，穿过一个花园，在紫色绣球花的迷香中走进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我远远地站在座位后面的墙角，看马克与他的金发朋友们用德语问好、交谈。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不时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外国女人看自己同胞带来的中国情妇的眼光总是很微妙，有点像看一个入侵者，在华的洋女人选择情人或丈夫的范围远远小于洋男人，她们一般不喜欢中国男人，可无数中国女人又跟她们争洋男人。

跟马克在一起的某些时刻，我会有深深的羞耻感，我怕被别人当成与其他钓洋龟的中国女人一样，因为那样的女人都很贱，并不择手段只为了出国。为此我总是板着脸站在角落，对马克飘过来的脉脉含情之眼神报以怒视和冷瞥。很好笑。

马克走过来，对我说，电影结束后和女导演一起喝杯咖啡吧。

人太多，我们一直都站着看，我承认那些梦游似的冰川与火车的画面我都看不太懂。

但我想这个女导演是在尝试表现一种人类共有的生存恐惧感，无助感，她选择用了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形式，而且电影画面的色彩很迷人，在白与黑的强对比中又有紫色与蓝色的奇妙和谐，逛遍上海时装店也不会找到这种纯艺术的而又吸引人的色彩拼贴。我喜欢能拍出这样电影的导演。

电影结束时我见到了导演莎米尔，一个头发剃成男子般短穿黑色短裙的雅利安种女人，她有一双散发狂热的碧色眼睛，长而笔挺的腿。马克向她介绍了我，她用那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拘谨地伸出手，我却伸臂对她行了拥抱礼，她似乎有些意外，但很高兴。

就像马克事先对我说的那样，莎米尔是个地道的累斯嫔。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幽然情挑的有别于一般女性间交流的东西。

我们坐在Park97楼的雕花护栏边，在碎金闪烁的灯光和熏暖的壁画、氤氲的音乐气味中喝酒，Park的老板之一美籍华人Tony在楼下来回穿梭地应酬着，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匆匆做了个“你们好”的手势。

莎米尔咳嗽了一声，把我的红缎刺绣手袋拿过去，细细看了一会儿，对我微微一笑，说，“很可爱。”我点点头，对她微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你的电影。”

马克首先对莎米尔说。

“我也是。”我说，“但我被画面上的色彩迷住了，那些光线彼此对抗，但又彼此诱惑，很难在别的电影或街头时装店里看到这种色彩组合。”

她笑起来，“我没有想过时装店与我的电影的关系。”

“看完之后觉得像以前做过的梦，或者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也许是以前读CoCo小说时一瞬间产生的情绪，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比如先把什么东西打碎了，然后重新拼凑起来，令人多愁善感。”

莎米尔做了个用手掩胸的姿势，“真的吗？”她说话的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童音，举手投足忽而沉静如水，然后又会突然爆发，当她同意你的意见时就会伸手抓住你的手腕，用令人信服的口气强调说，“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她经历丰富，去过北极洲拍片，爬上过一道冰冻凝固住的大瀑布，叫“哀泣之墙”，像凝滞住的眼泪变成的墙。目前她在德国最大的文化交流机构DAAD工作，负责影视图像这一领域，认识北京和上海所有的地下电影从事者和前卫新锐的电影人。每年这个机构都会举办交流活动，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艺术家赴德。有很多人喜欢她，而我对她的好感则直接地来自于刚看过的电影《飞行旅程》。

她问起我的小说，我说讲的都是发生在上海这个后殖民情调花园里的混乱而真实的故事。“有一篇译成德文的小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迭给你。”我情真意切地说。

那还是在复旦读书时一个读德文的男生爱上我以后替我翻译的，他是个优等生，没等毕业就去了柏林留学。

她对我微笑，那笑像叫不出名的花儿开在春风里。她把一张写有电子信箱，电话、传真、信址的名片递给我，“不要丢，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她说。

“哦，你爱上CoCo了。”马克开玩笑地说。“Sowhat？”莎米尔笑起来，“这是个不一样的女孩，不仅聪明，还很美，是个可怕的宝贝…我相信她什么都会说，什么都会做的。”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我一瞬间浑身凝固，有过电的感觉。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最了解女人的无一例外地总是女人。一个女人总是能精确无误地揭示出另一个女人最细微最秘密的特质。

为了这句有知遇之恩的话，临别之前我们站在Park门口的树影里亲密接吻。她的嘴唇里的潮湿和温暖像奇异的花蕊吸引住了我，肉体的喜悦突如其来，我们的舌头像名贵丝绸那样柔滑而危险地叠绕在一起。我分不清与陌生女人的这一道暧昧的界限如何越过，从谈话到亲吻，从告别的吻到情欲的吻。

一盏路灯光突然熄灭，某种沉重如重击的但又超脱的感觉降临，她的一只手抚到了我的胸，隔着胸衣轻捻那突起如花蕾的乳头，另一只手滑到了我的大腿。

路灯光又突然地重放光明，我如梦初醒，从那股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中挣脱出来，马克站在一边安静地欣赏着这一幕，仿佛对此情此景很是享受。

“你太可爱——可惜我明天就要回国了。”莎米尔轻声说，然后她与马克拥抱，“再见吧。”

坐在马克的别克车上，我还有些恍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我轻抚着头发说。

“你首先被她的电影迷住了，”马克抓起我的手吻了吻，“一个聪敏女人吻另一个聪敏女人真是让人惊心动魄，聪敏的就是性感的。”这话听上去一点都不男权，相反体恤宽容令女人感动。

为了这句话，我一路上湿漉漉地飞翔，然后到了他那大得可以四处发疯的公寓。打开唱机，放上一盘徐丽仙的评弹唱段，一边脱衣服一边向厨房走去。

他突然想起冰箱里还有我特别爱吃的蓝莓水果冻，示意我稍等片刻，然后走进厨房，听到一阵盘盏的叮当声，然后他赤身裸体端着一盘果冻和银匙走到床边。“蜜糖，吃一口吧，”他用银匙喂到我的嘴边。

我们一人一口地分享着这盘美味果冻，四目相望，突然笑起来。他一把把我推倒，像个亚得里亚海边穴居的野蛮人那样拱着脑袋用冰凉甜味的舌头吻我的腹部。“你有一个美妙无比的私处，从柏林到上海这段距离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尤物。”我张着眼睛茫然地盯着大花板，肉体的快乐麻痹了我大脑知觉，夺去了我所有的智商。“最美私处奖”听上去不错，也许远比“年度最佳小说奖”更令一个女人心动吧。

他吃一口果冻再吃一口我，像食人族的酋长。当他挺身而进的时候我很快就遏制不住地爆发了。“想不想要一个孩子？”他很不负责任地咕哝着，用力戳着。一瞬间，性的感觉如此地排山倒海，以至于我像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做了爱。

二十六冷冷的圣诞

我什么也不干，我一直在等爱德蒙松的电话。

——让-菲利·图森吴大维坐在皮转椅上不停地操着鼻涕，晚报上说一种甲三型病毒性感冒影响了本市，市民们应该注意卫生防止疾病，保证睡眠和食物营养，空气流通。我把窗子打开，坐在空气清新的窗口，尽量让自己坐得舒服些。

“我总是梦见一个房间，放着一盆太阳花，花枯萎了，然后种子飘散，长出更多的太阳花，使人恐惧，还有一只猫，它想吃花，跳起来的时候跳出了窗子，坠楼消失了，我一下站在房间门外目睹了这一切，心跳加速，还有个梦是讲一个盒于，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只小一点的盒子，再打开还有更小的盒子，直到最后盒子都消失了，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很重，然后我要寄走这本书，但忘了地址忘了寄给谁。”

吴大维和颜悦色地看着我，“你内心一直有恐惧，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现的某种变化和自己的写作陷入困境，比如怀孕比如书出版的前景自我表达的焦虑，你渴望心想事成，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卡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就来自于你自身假想的牢笼，冯马士·墨顿说，‘人世间惟一真正的愉悦，是从自我设置的监狱中逃出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

“不算太糟，但也不是完整的。”

“你在担心什么？”

“永远消除不了的虚无感，同时还有一种爱的汁液鼓鼓囊囊地盛在我的胸膛里，却无法释放，我爱的男孩不能给我一次完完全全的性，甚至不能给我安全感，他吸麻醉品，与世无争，抱着小猫去了南方，仿佛随时都会离开我，我指的可能是永别。一个己婚男人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身体的满足，但对感情对内心的虚无感起不了作用，我们用身体交流，靠身体彼此存在，但身体又恰恰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精神交流。”

“对孤独的恐惧才使一个人学会去爱。”

“我想得太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男人不会愿意与想得太多的女人交往吧，我还能记住我的梦并记录下来。”

“所以说人生并不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你己知道怎么做，用精神分析克服绝望，你不甘于平凡，你天生有魅力。”他的话很温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安抚女病人，自从找他做分析师后，我就不太在平常约他吃饭、打球，跳舞了，因为担心一举一动尽在他眼皮底下被时刻分析。

阳光照进来，一些浮尘像思想的微粒一样翩蹑起舞，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支着脑袋，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女性意识成长中觉悟了。我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我是不是有些虚伪、势利、呆头呆脑，生活中的问题连成一片，我要花一生的精力就为了能克服这股来者不善的力量。

圣诞节。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黄昏的时候天是灰色的，但不会下雪，上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该下雪的时候下雪了。我看了一整天的影碟，抽了一包半七星香烟，无聊得透不过气来。我给天天打电话，没人接。给马克打电话号码拨到一半我就放弃了，今天晚上我的确是想和一个什么男人说说话，呆在一起的呀。

我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了一圈，最后决定必须要离开这个屋子，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在手袋里装了足够多的钱，我的脸也化过妆，我想今晚一定会有该发生的事发生。

我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小姐，去哪儿？”我说，“先随便兜兜吧。”车窗外的街景充满节日气氛，尽管圣诞不属于中国文化，但同样给了年轻时髦的人群一个可以纵情狂欢的理由。不停看到有情侣双双对对出入于餐馆，百货公司，手里拎着购物袋，商店也在借机打折促销。一个又将充满泡沫欢乐的夜晚。

司机一直在跟我搭话，我懒得理他。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此时正在放一段吉他的solo，然后主持人的声音嗡嗡地响起，说的是所谓北京新声中脱颖而出的一支乐队，然后很奇怪的，我听到了我熟悉的一个名字，朴勇。

几年前我还在杂志社的时候去北京采访过他和其他的乐队，当时我们手拉手在夜晚12点的时候走过天安门广场，他站在立交桥上说要向我表演行为艺术，他拉开拉链对着天空小便，然后他托住我的头亲吻我的嘴唇。这种粗放形式的浪漫使我好奇，但我担心与他做爱时他会要求在我身上撒尿，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的怪招儿，我们一直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并且很少联系。

朴勇的声音在电波里出现，他回答了主持人一个有关音乐创作的平庸的问题，然后他开始与一些听众交流。其中一个女孩问他，“中国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摇滚”，另一个男孩问他周围的女性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他咳嗽几声，用低沉性感的声音对着孩子们胡说了一通。我叫住司机，“在这儿等我几分钟。”

我说着下车走到路边的电话亭，插迸IC卡，很幸运地，我没费力气就拨通了电台热线。

“你好，朴勇。”我高兴地说，“我是倪可。”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夸张而动人的问候声，“嗨，圣诞快乐！”他在电台节目里有所顾忌，没叫我“宝贝儿”。“今晚来北京吧，”他轻率而快乐地说，“我们在忙蜂酒吧有个Show，然后还有通宵的派对。”

“好的，在圣诞夜我会飞来听你们的音乐。”

挂上电话，我在电话亭外来回走了几步，然后果断地钻进的士，对司机说，“往机场开吧，越快越好。”

五点多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北京，我在机场买到了机票，然后坐在候机厅旁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我并不觉得特别愉快，只是觉得不再恓恓惶惶，六神无主，至少此时此刻我有行动的目标，我有事可做，那就是去北京听一场热闹的摇滚以度过没有情人和灵感的圣诞。

飞机准时起飞，准时降落。虽然我每次坐飞机都怕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因为这种又大又笨的铁家伙在稀薄的空气中总是很容易掉下来，但是，我依旧热爱坐飞机。

我径直去了朴勇的家，敲门，邻居说他不在。我徒然地在那个四合院里站了一会儿，决定单独去吃顿好好的晚餐，飞机上的点心我一口也没吃，北京的餐馆价钱比上海的稍贵，但菜的味道幸好不那么令人失望。我不时地被邻桌的北方男人打量来打量去，他们那种北方特征的眼神会使一个独身来此过圣诞的上海女性深感安慰，至少证明她依旧是个迷人女性。

忙蜂吧，一个历来以摇滚人云集出名的酒吧，有无数长发或短发的面有病容但屁股绷得紧紧的乐手，他们比赛弹吉他的速度也较量追求漂亮女人的手段。这里的女人（Groupie或称骨肉皮），都有好莱坞女星般圆圆的胸脯，至少在某一方面能吸引混在音乐圈里的坏胚子们（有钱、有权、有才、有身体等等）。

音乐很吵，烟味、酒味和香水味都挺重，穿过暗得像实行灯火管制的走道，我看到了朴勇。他抽着烟在串一串银珠子。

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张大嘴，然后把手里的东西往旁边的女孩手里一放，猛地给我来了一个大拥抱。“你真的来了？——疯狂的上海女人。你好吗？”他认真地看看我的脸，“好像瘦了很多，谁在折磨你？说出来我替你去摆平，折磨一个美丽的女人是种错误更是种罪恶。”都说北京男人可以说整卡车整卡车的热情的话，说完之后就拉倒，谁也不会再去提，可我还是很享受这种像烈焰像冰淇淋的语言式抚慰。

我们很响地亲对方的嘴，他指着旁边的女孩给我介绍，“我朋友，罗西，摄影师。”

对罗西说，“上海来的CoCo，复旦毕业在写小说。”我们握握手。她已经串好了那串银珠子，朴勇接过来戴在手腕上，“刚刚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弄散了。”他咕哝着，撩撩头发，对服务生做手势，“来杯啤酒怎么样？”我点点头，“谢谢。”

舞台上有人在整理几根电线，看来演出快要开始了，“我去过你家里，你不在，——对了，今晚我能睡你那里吗？”我问朴勇。“嗨，别睡了，玩一宿嘛。我介绍你认识一些酷男猛男。”“我可不要。”我撇了撇嘴，他的女朋友假装没听到我们在说什么，目光从两边低垂的头发中掩映而出，毫无表情地看着什么。她有一个漂亮的鼻子和一头光滑的长发，胸部丰满，穿着青青黄黄像尼罗河般异域色彩的毛绒长裙。

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走过来，他漂亮得令人心疼，令人怕自己会喜欢上他但又怕遭其拒绝。他有光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做成乱草般往上竖的发亮的头发，眼睛迷人如烟如诗，看人的时候会做出狐狸般的眼神，就叫做“狐视”，五官有波西米亚人般的挺拔和摄魂。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下巴上蓄了一圈胡子，在干净的甜美中添上一份粗砺、另类的感觉。

他显然熟识朴勇和罗西，走过来打招呼。朴勇为我们介绍彼此，他叫飞苹果，是北京甚至是全国有名的造型师，拿着绿卡，穿梭于世界各地捕捉美的灵感和最新潮流，国内所有的女星都以找到他做造型为幸事。

我们聊起来，他一直微笑，眼睛的的如桃花，我不禁难受起来，不敢多看他，怕自己的眼神会发直。我并不打算在这夜有什么艳遇，处处留情的女人很滥，过了30岁她们的脸会暴露她们经历过的一切纵情和狂欢，我希望有时候男人们会像对作家而不是对女人一样对我。我自欺欺人地告诫着自己。

乐队上台了，电吉他猛地发出丛林猛兽般的吼叫，人群霎时亢奋起来，他们都像触了电似的摇晃着身体，把头甩得随时要断掉似的。我挤在人群里跟着晃，我现在真的快乐，因为我没有思想，因为我放弃力量，全都交给地狱冥火般的音乐。

在音乐的现场找到肉体狂欢的现场。

脸发蓝，脚踝发硬，陌生人在着火般的空气里互相调情。没有一只苍蝇可以飞进来并躲过这场由高分贝和激荡的微粒组成的可疑的浩劫。

我快乐死了，一个男人在台上歇斯底里地唱着。

飞苹果一直站在我旁边，他摸了摸我的臀部，对我微笑，我受不了这个漂亮男人，这个一直对我微笑着脸上有化妆痕迹的双性恋。他的眉他的鬓角他的腮都打过粉，他追逐男人也追逐女人，他说他的女朋友们一律吃他的男朋友们的醋，他总是陷在爱情的烦恼里不知何去何从。我说全国有8亿农民还在为怎么奔小康而发愁呢，你已是个特别幸福的人了。

他觉得我很聪明，也很有意思，看我一脸文静，毛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像淑女，可我经常说“操”。我不说话，心里却想谁叫你这么漂亮，使我变得这么神经质。我原来不爱说粗话的。

“你有一个可爱的臀部。”他在我耳边嚷着。音乐太吵了。

凌晨2点半，天空没有月亮，屋顶上有清冷的霜。的士驶过北京城，北京城在冬夜显得其大无比，像中世纪的村庄。

凌晨3点，我们来到另一个摇滚兄弟的寓所，屋子很大，女主人是个老美，以前也是摇滚圈里有名的骨肉皮，现从良下嫁给这位大鼻子鼓手。鼓手在四合院里围了一块小温室，温室里据说正栽培着大麻。一群人喝酒、听歌、打麻将、玩电脑游戏、跳跳舞、谈谈情。

凌晨4点，有人开始在主人家温暖的浴缸里做爱，有人已睡着，还有人在沙发上互相抚摸，剩下的人离开这儿去一家新疆餐馆吃拉面。我拉着朴勇的衣服，惟恐莫名其妙迷失在夜北京，一个人就一点不好玩而且恐怖，因为此时的空气里有如刀般的寒冷。

飞苹果消失了，一起吃拉面的人里没有他。我猜了五种可能，其中之一是他已被别人霸占了，或他霸占了别的人，谁知道呢。他永远是漂亮的猎人或猎物。幸好我没留电话给他，否则我会心理上很不平衡，仿佛被遗弃。圣诞夜的我，是一年之中最无聊也最可怜的我。

凌晨5点半，我吃了点药，在朴勇家的沙发上睡下来，唱机里在放极静的舒伯特抒情小品，四周安静，偶尔可听到外面的大马路上的卡车声，我睡不着，睡眠像长着小翅膀的影子远远地离开了我的身体，剩下的是清醒的意识和无力的躯壳。深灰色的黑暗像水一样浸泡着我，我觉得自己很肿，很轻，也很重。这种觉得自己已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幻觉并不特别讨厌，似梦似真之间不清楚自己是死人还是活人，只是眼睛还能大睁着看天花板看四周的暗。

我终于捧住电话，倚在沙发上给天天打电话。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我是谁？”

我问他，“是CoCo…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不在家。”他轻声说，并没有责备的语气，仿佛很放心我会安排得好好的。

“我在北京。”我说着，心里被一股又酸又累的柔情攫住，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怎么会在北京，我是那么浮躁，一颗不安分的心永远在飘来飘去，一刻也不歇，好累，好没用，有时连写作也不能给我安全感和满足感，什么也没有，只有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只有夜夜失眠，音乐、酒精、性也不能拯救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个活死人就是睡不着，我想上帝会让我嫁给一个善良的盲人，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黑暗。我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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