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少年》：悬浮于行动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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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我的写作合情合理

新京报：除了《少女小渔》你似乎还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专业编剧你认为自己的小说为改编提供了什么？

严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还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还没有拍。另外，在中国台湾别的编剧改编了《无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过了。

我的小说比较重视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较有个性，所以，表面上看似乎很适合改电影。但实际上像《扶桑》这样的作品深入进去就发现很难改，这个剧本我改了很久还是不满意，后来加入了一位美国很有名气的编剧，也没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还没有拍。

新京报：《北京文学》最近公布了年度小说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队》排在中篇小说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报撰文批评你的作品人物特别概念化，细节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狞笑着走过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实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么看待类似的批评？

严歌苓：这个情节是一个女孩回忆过去时讲到的，又是她的一个小朋友在信上告诉她，在她的脑子里折射出的场景。这不是一个亲临现场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认为非常合理。中国作为一个善于写意的民族，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实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报：谈到你的新作品《花儿与少年》，我觉得你在书写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性爱时，有一种极其唯美的书写态度，这跟很多作家对“性”动物性的书写有非常大的反差。

严歌苓：作为舞蹈演员，他们是两具近乎完美的躯体。如果你曾经认真审视过舞蹈演员的美，你会觉得这种美可以摧垮所有的附加条件，让肉体之间达到一种完美。只有他们才能产生王子和公主似的爱情，性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产生是自然而然的。

新京报：你的这种写作方法是不是受到了剧本写作的很大影响？

严歌苓：我看过很多电影，也写过几部电影，我想剧本写作对我写小说一定是有影响的。我曾经很讨厌写剧本，但现在觉得剧本有很多优点，不能直接描写心理，只能用动作、语言表现人物心理，推进速度非常快。写作方法类似于古典小说的白描，对艺术功力要求很高。

生活的霉烂与写作的突围

新京报：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他臆断你写作《花儿与少年》时一直在想着《雷雨》，是这样吗？

严歌苓：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雷雨》，但我从小看我妈妈在台上演四凤，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雷雨》影响着我的写作我不知道。但它们都是家庭戏，都是描写家庭生活中人的苦难，人物关系、戏剧核很相似。不同的是《雷雨》电闪雷鸣的爆发了，《花儿与少年》却没有雨过天晴，生活继续不可阻止地霉烂下去。

新京报：据说，你不但用英文写剧本，还准备开始用英文写小说。

严歌苓：其实进入英文状态并不难，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语境就是英文，听广播是英文、看电视是英文、聊天是英文，很自然感觉就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写英文小说，我想肯定不如用中文写老道，但有它的好处，语言可能会有不受技巧控制的生猛的力量，我很想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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