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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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曹雪萍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90年代后曾以《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与李安合作电影《少女小渔》、以及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都是她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作品。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春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前者以一个总以7岁眼睛看滚滚红尘的王葡萄为主人公，她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一藏就是20年，后者讲文艺兵田小菲对知识分子欧阳萸至死不渝的爱，她最幸福的是文革中与丈夫患难的那段岁月。在这两部作品中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
人们能看到我作品中的阴影
新京报：《少女小渔》、《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些代表作多以女性为第一视角，这些形象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
严歌苓：我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比如小渔，她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吃亏，不跟寻常人一般见识。《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小菲，她比较例外，她很执著，但她和《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很相似，爱一个人就是死心塌地地爱他。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迷不悟的感觉。而小菲很像我妈妈，欧阳很像我爸爸。
新京报：不知为何，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我能感觉到它和你以往听来的故事不同的是，其中似乎蕴藏着你很多秘密的个人经验。
严歌苓：我妈妈去世后，我开始去理解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现代社会中，像他们那种直觉的，本能的爱正在消失，那种古典的爱只存在于遥远的非功利社会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崔莺莺与张生，林黛玉和贾宝玉。我有着军人情节，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嫁一个营长。为什么想嫁一个营长呢？我想，他不会大我太多，又会领着三四百的兵，很神气地骑在马上。可能很多少女都有对军装的迷恋，其实“军装”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她根本不去想。她只想到男人一穿起军装就很英俊。你看过《雌性的芳草地》吗？那里面的营长就代表我少女时代的梦想。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对暴力和女性的关系一向突出，和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严歌苓：我总是能回忆起严凤英的自杀。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身体插满管子，针管、导尿管，那个男医生就可以把她暴露在那里，让大家都去看。她是没有穿衣服的，光着的，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肉体，被摆在一群可以去咬她的目光里。她是个被钉在病床上的标本。当时有一个电工，故意把烟头掉上去。
那时候才9岁，我觉得很恐怖。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很敏感，所以才把这种经验永远永远融合在我的作品里，变成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阴影。
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
新京报：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你的文字十分注重强烈的画面感和视听感觉。这和你学舞蹈有关吗？
严歌苓：这源于好几个原因。首先这当然和我12岁开始学习舞蹈有关系，女孩和男孩在一起练功的时候，穿着短裤和背心，身体的裸露部分很多。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都很美很健康。这种对视觉的欣赏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其次，和我爱看电影也有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晓文的电影《二嫫》，里面关于二嫫手的特写，真性感，给人以饱满的视觉享受。
另外，我在想，现代人已经被媒体吸引过去了，但电影的故事会让人感动。比如《断臂山》的音乐一出来，那种悠长的旋律就会让观众即刻陷入莫名的感动。这种声音不再只是对耳膜的刺激，那种声响会带有磁力就纯粹从你身体上掠过去了，故事中蕴藏的深沉悲剧已经提前可以触摸到了。这种感觉能弥补单纯文字带给人的遗憾，我希望把我感动的东西放在我的文字里，有着女性的体温在里面，有着到皮肤的质感。现代人由于媒体的轰炸，已经形成了各种感觉的交叉。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哪部小说是由于你接触到一个视听形象而后创作呢？
严歌苓：《扶桑》啊。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有一道光射进来，女人缎子般的肩膀款款站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用图像的方法。她的动作是由于我的呼唤而定型的。
新京报；很多女性作家都擅长大段内心独白，细腻心理描写。你是背道而驰的。
严歌苓：这主要是看一个作家体谅不体谅读者的问题。
我的代理人接触过不少中国当代流行的小说，他说这样阅读作品就像陷入一个语言沼泽的境地，太WORDY了。你想让西方读者欣赏中国小说，更要体谅西方的读者。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所以说要有平常心，李安为什么能拍《断臂山》呢？还是因为他的人之常情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人不会去关心油盐柴米，李安特别喜欢做菜。
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对控诉没有兴趣
新京报：在《第九个寡妇》，你不回避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你的眼光是走了之后又回来那种。
严歌苓：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还有一点，我自己也具有平常心，我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不参加造神这些东西，尤其在美国作家只是一个寻常的人，没有什么自己感觉了不得的地方。说到文革，文革使他们精英化了，文革也牺牲了很多人。我对控诉没兴趣，第二没人爱听。一控诉有人就反感，还不如给年轻人去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新京报：《第九个寡妇》中老公公在地下生活20年，你似乎应该会着力地去处理一个看不见活在地下的人，你却没有给他多少笔墨？
严歌苓：这个小说是葡萄的视觉。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葡萄看不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就更有她一种生活停滞的感觉。这种痛苦比她的挣扎还要痛苦，像一个蛹一样封闭。
新京报：中文版《第九个寡妇》和英文版的区别在哪里呢？
严歌苓：主要区别在于意象性的东西不多。英文要求非常具体，它没有大写意的东西，写意体现在动作里，留给读者去揣摩。
新京报：《一个女人的史诗》在你的作品中占有什么位置呢？
严歌苓：是我非写不可的作品，但不想让我爸爸知道是我在写我妈妈。它被中央电视台买去了。
动物与人最大的区别是永不变心
新京报：我觉得你写动物写的很好，比如在《第九个寡妇》中驴子为了不被杀掉当成一堆驴肉，在得知早上要杀它，它半夜起来拉磨。
严歌苓：我特别爱动物，从小就喜欢。我照了很多我和我的狗的照片。美国有报纸采访我的时候，拍照片时怕僵，我干脆把狗抱起来。我的狗不害怕镜头，她有时候还会抢镜头。对动物的怜惜受到外婆的影响，她特别喜欢猫，在最鼎盛时期她养过5只猫。我是一个动物狂。我也很喜欢通人性的马。马是最漂亮的动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的黑猫还用牙齿叼回一块金华火腿，让我们生出敬意。
新京报：你写的人物大都去文明化，这和你对动物的爱有关系吧。
严歌苓：是啊。我家的狗懂很多语言。
新京报：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
严歌苓：动物不理性吧。
动物一旦爱上你，就不变心。
新京报：你编剧的《少女小渔》、《扶桑》都受到好莱坞的青睐，你怎么理解文化冲突的问题？
严歌苓：你不要去取悦任何，沿着自己的路去走就好。
人家不欣赏你也无所谓。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呢？
严歌苓：告诉你一个真中国。
新京报：你很欣赏和你一样有着远离祖国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吗？
严歌苓：我现在只看那些对我在文字上形成冲动的挑战感的书，德国作家的《铁皮鼓》。我很喜欢很幽默的作家，索尔贝娄的书，DH·劳仑斯的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坛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作家。
2006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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