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阿雅》 第四章 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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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和梅子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她的娘家去。从我们简单的小窝到橡树路，一开始还算是一段愉快的路程，尽管那儿对于我还多少有些陌生。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挪挪窝儿，需要换一下节奏，需要来来去去——我发现这个城市里差不多人人如此。
在这拥挤的街巷里，岳父一家真是最大的幸运者了——也可以叫做“胜利者”——只有胜利者才能住在橡树路上，拥有这样的一处居所。他们竟然占据了一个独院；尤其让我羡慕的是，这院里还有一棵高大的橡子树。
“这棵橡树是谁栽的？”我问。
胖乎乎的岳母抚摸着粗糙的树皮说：“不知道，前面住这个院子的人也不知搬到哪去了。有人说这棵树有几十年上百年了，我们进城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的。”
“那么它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一棵树了……”
梅子笑了，岳母也笑了。可是她们刚刚笑过就严肃起来。
我心里却在想：这棵高大的橡树很可能就是那些“失败者”栽下的。我很喜欢这棵橡树，我曾对梅子说：“如果没有这棵橡树，你们家的吸引力可就差多了。”梅子蹙蹙鼻子。
那时岳父已经离休一年多了，岳母虽然不到离休的年龄，可实际上也早已不上班了。在这个小院里，她已经有滋有味地奔忙了二十几个年头。她说自己有病，而且很重。岳父也这样讲。可是我从她的言谈举止、从她的气色上看，她比同龄人都要健康得多。
“都是战争年代给弄坏了的。”岳父说。
这是一对参加了战争的人，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站在他们面前有点儿愧疚或自卑。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场神秘而奇特的经历，我自己就常常对具有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些复杂的情感。这是迷惘和好奇，有时甚至是一种向往。谁知道他们杀没杀人呢，看样子不会。但战争是无法诠释的，战场上发生什么都是无法预料的……梅子的母亲很会管理家庭，院里栽满了花。这个院子很大，大得都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座城市像一座蜂巢，到处分割成很小很小的格子，各色人等就在这些密集的孔洞里钻进钻出。而岳父他们这一类人却有办法在这中间活得挺好，闹中取静，可以开拓出绿蓬蓬的一个大空间，真是个奇迹。瞧岳母在院子里用鹅卵石精心地铺了几条甬道，这样下雨天也可以在花圃里来来去去。四周的泥土都被翻松了，有的地方还种了一点儿蔬菜，但大多还是她喜欢的各种花草。秋天，橡树落下了圆圆的橡子，她把橡子一颗颗收拾起来，装在一个纸盒里。那些橡子像板栗一样，但比板栗更光滑也更饱满。有人到这个小院里来玩，岳母就把这些橡子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然后回家塞给自己的孩子。
这座房子一共有六大间，有高敞的阁楼；最东边连接的几间厢房直接通向了阁楼。那厢房是原来梅子居住的，现在空着并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几间厢屋里。我觉得惟有这儿才能让我感到一点点亲切。这几间屋子透露出很多梅子做姑娘时的秘密。比如我可以看出，她很早就是一个喜欢收藏一些小玩意儿的人——在屋子里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角落里，直到如今还塞满了一些小贝壳、一些挺好的图片、各种各样的书籍。被遗留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多年以前的画报。有几份外国画报让我很感兴趣，上面的图片印得也好。我常常翻着这些画报看上很久。当我提出把它带回我们家的时候，梅子却不同意。她想在这里保留一些青春的印迹吗？这里甚至还有她过去的很多照片，我从前大多没有见过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当然幼稚可爱，只不过嘴角上透着一股少见的拗气。今天她成熟了，但这股拗气不是消失了，而只是被她成功地掩饰了。大约有两三张照片上，她留了男孩似的头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俊少年。有一次我正看着，岳母走过来伸手指点着说：“那一年上她脸上生了一种东西，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机关上的一个人从保姆那儿讨来一个偏方，说把一种东西烧成灰，用香油调了搽在脸上……你那时见她就好了，你想想她那个模样吧。”“涂了多久？”“涂了一个月，一个月她都是一个小黑鬼儿。”梅子进来说：“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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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我在这儿总有一种做客的感觉。这毕竟是梅子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是这座城市里的那个小窝吗？那个小窝也是岳父给找的。如果没有梅子一家，我在这座城市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那样我就只好长久地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了——那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那个集体宿舍又潮湿又窄巴，竟然住满了五个人。虽然当时大家都想尽量处好，可最后还是弄到争吵起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会偷东西，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五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丢点儿什么。
我对岳母说起这事儿时，她说：“那还不好办吗——你们要学会侦查。”
“侦查了——到最后觉得谁也不像。有一次我新买来的一件汗衫也给丢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找不出谁是小偷，大家就互相怨恨。有一段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偷……”
梅子笑起来。岳母毫无幽默感，皱着眉头抬起眼睛：“你拿过别人的东西吗？”
这一问，连梅子的表情也严肃了。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拿别人的东西？”
“乱弹琴！”岳父从一边踱过来，“乱弹琴！”他那两只很嫩的手指在桌子上弹了两下。奇怪的是他这么大年纪了，脸上已有了黑斑，一双手还是这样娇嫩。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我看着这两只手，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比起这个独门独院，我们的那个小窝太逼仄了，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办法，挖空心思扩大空间。后来我和伙伴们终于一块儿动手，给它修补和增添了一点。当时街道上对机关宿舍管理并不严，我们就钻空子，在门前的一侧搭了个棚子，而且还开了个小窗，这样朋友多了就能坐在棚子里喝茶……那一回梅子差点儿没给气死。她说那个加了棚子的小窝简直不像样子，说它更像一个狗窝或者一个狼窝……好在那个棚子没有多久就因故毁掉了。
我很少到岳父的其他房间里去。除了待在梅子过去的那几间、在院里玩耍，再就是到中间那个大些的客厅里去坐。可常常只是坐上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客客气气地走进来——他们都是岳父的朋友，谈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岳父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谈话，待不了多久就要激动起来——那时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沙发，在屋里走来走去。有许多时候他的模样是愤愤不平的。我由此断定，他的这些朋友从养生的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他们只会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我有一次听了几句，对梅子说。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不会理解父亲他们这一代的。”
我点点头：“他们也不会理解我。他们……”
我的口气中有难以察觉的一丝不恭，但还是被梅子捕捉到了。她每到这时候就有些冲动，说：“你算什么！你还不如他们小脚趾上的一点儿灰呢……”
梅子脸上没有了笑容。我知道这种奇特的比喻真需要一副好头脑。于是这种巨大的侮辱不光没有使我发火，还让我笑起来。我问：
“他们小脚趾上的灰是金粉吗？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山里、在平原上打击敌人，端着枪。我们脚下的泥土渗进了先烈的血啊。他们流血流汗，我们今天才能……”
像背诵一段课文。不过难得她这么激动。我不愿再刺激她了。我得设法缓和一下，于是就嘲笑起她那些头发削短、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照片……
可梅子就是不笑。她再也不笑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岳父那间屋子里去了一下。
那儿是他的一间办公室。他离休以后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于是就在家里搞了一间。这办公室据岳母讲是完全仿照他在机关上的那个大套间搞起来的。只是写字台略小一点，其他差不多处处一样：书架放在什么位置，桌子放在什么位置，都与过去一模一样。这是整座屋子中最宽大最明亮的一间了，用它搞了这么一间大办公室，我觉得既有趣又可惜。岳父告诉我，他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像离休前那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必定按时坐到写字台前。
“您忙了一辈子，平时出去走走多好，或者到小院里搞搞花草……”
他瞥我一眼。我于是闭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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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岳父的胡碴还没有全白，就像他的头发一样，黑白间杂。我想等它们全白起来的时候，他也许就会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比如这脾气，就会好一些。无论怎么说黑胡碴是残留的一点青春，它透露出人的火气和拗性……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铺了毡子的书桌，他就在那上面画画和练书法。他练的是“颜体”，很胖，就跟他的体形差不多。
“我喜欢颜体。”岳父说。
他把临摹的字一张张摆出来。那当然还不能算什么书法作品，但的确是写得一丝不苟。他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些字，还伸出手去抚摸。到后来我们终于谈得投机起来。因为我随便诌了几句关于书法的术语，他高兴了。他接着把藏在小柜里的几件书法作品拿出来——那全是他选中的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些字写得很难看，只是装裱得很好，用了全绫子。“书法作品怎么可以轻视呢。”我一边欣赏，一边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梅子走过来，贴着门框站着。她为父亲补充说：
“它们参加过老干部书画展，得了一等奖！”
我点头。那上面大多写了一些古书上的现成话，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
岳父特别爱写一个很大的草书“寿”字——它大约有两尺见方，装裱后尺幅更大，要两人以上才能展开来。
岳母说：“我喜欢这个‘寿’字。他去年才学会写这个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声，把“寿”字放起来……
我们继续欣赏书法作品。岳母离开了一会儿又走来，对着男人耳朵上咕哝了几句。我知道客人来了，就随岳父走到客厅里来。
进来的人是一个比岳父还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头儿。他的头发白了大部，但两眼炯炯有神；一条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虽然很厉害地佝偻着，可这会儿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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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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