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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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礼礼貌貌的。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的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
老杜和晓红常来看我，带来他们各自那份儿真挚的关心。对于吃饭问题，他们是很看重的，批评往往便不客气。相声里说“卫生”便是为了活着。我承认我的写作习惯很不“卫生”。他们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多，目的显然是为陪我像像样样地吃一顿晚饭。倘他们不来，我则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层楼。
八天的时间又写完了一稿，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两天。我未即交出，我说要放两天，松弛一下，再润色一番。老杜和晓红当然是完全赞同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有暇看电视了。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会。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说彻底港味。最让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声“谢谢”。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使我联想到旧戏剧舞台上患了单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娇气书生，使我感到别扭，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我以为那是性的扭曲的结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调地装年轻的母亲，把听众当成摇篮里的孩子。不是摇篮曲，你听了也犯困。我想听苍凉遒劲之歌，比如《西北风》，始终未听到。也许广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来这样的歌吧？我觉得广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个女人了。我觉得广州的男人，大概是顶顶少男人气质的男人。阴不盛而阳衰——悲也夫，广州人！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理了一次发。那是一家个体小理发铺。我迈入后，女理发员操着广州腔问我——剪发？
我说——剪发。我以为广州人就是把理发说成剪发的，便也那么回答。入乡随俗呗。她始终用剪子剪，挺认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边的毯子。我很纳闷儿她怎么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问。她剪她的，我闭目养神。等吹完风，我往镜子里一瞧，头发原先多长，似乎还是多长嘛！再瞧地上，也不见多少我的头发楂儿。
我说：“同志，您没怎么给我剪啊！”
她说：“没怎么给你剪？那四十多分钟，我摆弄谁的头来？”
我说：“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说：“剪发剪发，我不用剪子剪，难道还能用推子剪吗？”
“多少钱？”
“七元。”
“七元？”——我以为听错了。
“七元！”——她不高兴地瞪着我。
十几年来，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庄小理发店单项快理的常客。从没为自己的脑袋花过七块钱！
怏怏付了钱，走出来，也并未体验到以往理过发后那种凉爽的感觉。抹发腊吹了风的头发，似乎老太婆刷了几层糨糊未干的“袼褙”，觉得不透气儿，觉得严罩在头上，越发的热了。
我又返回去，请求道：“同志，还是给我动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给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们交换着使我怪难堪的眼神儿。
这番她给我理得很短——满地纷纷落下我的头发楂儿。
理毕，她问：“满意了吧？”
我说：“很满意，很满意。”连连道谢，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还没付钱就走？”
我说：“刚刚付过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说：“那是剪发的费，我这是要你理发的费，你剪一遍，理一遍，当然得交两份钱。”
“多少钱？”
“理发便宜，两元五角。”
人家心平气和，人家很讲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难以反驳——我只好又掏钱呗……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居然和我的一个弟弟在广州见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为单位索款，从哈尔滨飞往北京，想求我买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没见到我，也就没人能替他们帮上这个忙，滞留了好几天，总算买到机票，到了广州，又无住处，而且还要买回程机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为《花城》写稿，便找到了《花城》编辑部。广交会期间，外地人没有预定，要当天在广州有下榻之处，谈何容易！
我想这事万万不可麻烦《花城》编辑部，对于他们显然也是难事啊！
老杜在电话里问我——你弟弟他们有地方住吗？
我伪装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语调，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别操心啦！”
把弟弟他们接到我的住处，问昨夜怎样度过的，答曰买了几张报纸铺在身下，露宿街头。而那几天广州一直阴雨，没有哪处街头不潮湿的。看他们那样子，脸也未洗，十分的狼狈。我那小房间，三个人的存在，便都转不开身了。他们分明都困得够呛，但硬撑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问：“二哥，能找到住处吗？我们买的可是三天之后的机票啊！”
我说：“放心，没问题！你们先轮换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见他们一个在床上，一个在沙发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离开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树，吸了两支烟，努力缓解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我决定，转遍广州市，也要为弟弟他们找到个住处！倘找不到，宁肯骗他们，而我自己就在马路上逛它三个夜晚。
那时是上午九点多钟，至下午四点多钟，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车转遍了广州市，四处碰壁。我就有点儿难以回招待所，难以见弟弟他们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见《南方日报》的牌子，心中产生一线希望——去求记者们吧！他们总是神通广大的。
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外，犹犹豫豫地就不敢敲门。对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屋里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从窗口发现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踌蹰，便放下笔，出来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儿？大概以为我上访，或者上告。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明走投无路的困境。
“是这样……先别急，我们这儿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条件不好……”
我急忙说：“有床就行！”
“那我带你去。”
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报》招待所……
没有床位，的的确确没有床位。
一线希望当然落空。虽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别，不料他说：“你别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他便去四处挂电话，挂了许久，电话里说了许多好话，我从旁望着他，心想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记住他这一份儿真挚，将来我必将报答他这一种全心全意的帮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帮我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
放下电话，他对我摇头。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带我接连去了几个旅馆、招待所……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比我住的地方条件还要好的住处——新华社广州分社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两个床位，是给两位要从北京来的记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开了房间……
我心中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分手时，我问他姓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钟声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却是牢牢记住的。离广州前，诸事匆匆，未能当面再谢，返京后，又病数月，每欲写信聊表感激，屡因心绪烦乱，笔意涩滞，几次作罢……
今录此事，盖因实难忘耳！
想我中华民族，自谓礼义之邦，纵观人间百态，审度炎黄子孙，礼安在耶？义安在耶？唯一个“利”字，诱使人欲横流，多少卑鄙邪恶之徒，逍遥于道德审判之外！呜呼中国人，我们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广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编辑林贤治。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位正读初中的少女。黄老师主编之《随笔》，精诚团结各路杂文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及学者，使《随笔》办得庄而谐，儒而锐，雅而通俗，自成风格，可视为案头读物。未谋面前，已有肖复兴写信给我，嘱我若到广州，无论怎样忙，“老黄”是不可不见的。他虔诚请我，我欣然从命。他长我近二十岁，我尊称他老师。按他的意思，大约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对话。我与林贤治兄算同代。他们的女儿算是第三代。倒也没有什么文字方面的实际考虑，只是对对话而已。两位女中学生，思想较为现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思想较为传统的是，是贤治兄的女儿。复兴早已先于我与她们对过话了，据说败下阵来。或者是他自谦，其实舌战了个“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对话。大家畅谈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爱情、当代人的灵魂现象，等等。黄老师分明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人，但又分明地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地挤入大人们的思想世界。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两位少女都很单纯，单纯得近于透明。黄老师的女儿不无高级知识分子女儿的优越感，反应机敏，谈吐不失锋芒，指点江山，批评现实，很有些咄咄逼人。贤治兄的女儿刚从农村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不久，显然地对大都市没有信任感，明显地保持着乡土少女的质朴。谈起她那些乡下小伙伴，眼圈便红红的。她们都很聪颖，都受其父母的影响，热爱着文学。在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我想热爱文学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们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当代现实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灵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下场，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初。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但是这样的一些话我并没有对她们说。我不忍说我不忍……
向灵魂单纯的少女过分冷静地指出生活的无奈是近于严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没有在她们面前扮演导师或牧师的角色。我只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她们。
她们将写的诗和小散文给我看，很自信地问难道达不到发表水平吗？
我看了。我说很好。我说也许可以发表，我说让我替你们转寄某青少年报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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