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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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回来，见了床单那样子，从床上换下，泡在盆里，说：“你呀，尽给我找活儿干！你要学画国画，不好在纸上练习吗？”
晚饭后，望着妻子疲惫地端起盆到公用水房洗床单，我的内疚无法形容。邻居家的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正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就是北影大门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的“三点式”生活范围以外的“世界”。
一点儿也谈不上精彩，无奈倒是真的。
请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因了白天的事，会倍感文学的失落，进而倍感小说家的失落。不，作为小说家，我没那么娇气，也自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娇气。何况，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似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生素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他命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只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加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但我因了白天的事，又确实感到失落。我想今后的社会，人逢难处，谁还肯真心实意地帮谁呢？我后悔根本不该问那些司机谁当过知青！记得我刚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雇了一辆平板车，蹬车的恰恰是一位北大荒返城知青。路上我见他出汗，替他蹬了一段。运到家后，他坚持少收10元钱，我非塞给他那10元钱不可。纠缠半天，他说了一句话：“都是知青，何必认真？咱们交个朋友吧！”于是我便从此多了一个蹬板车的朋友。他现在不蹬板车了。他现在改行维修家用电器了，很有点儿钱。朋友交得也广，但我依然是他的朋友，常常打电话来，问：“冰箱坏了没有？洗衣机坏了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忘了没有？咱们是专门干这行的，坏了千万别花钱去修。公家的私家的，那钱要的都黑着哪！”
而今天，我一向虔诚编织虔诚信仰的“知青情结”，遭到了第二次破坏。仿佛一个蜘蛛在自己身体周围织成的网，被接连两次撞了个大窟窿。倘是鸟儿撞的，还则罢了，若是别的蜘蛛撞的呢？总会多少觉着有点儿感伤吧？
6． 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
第一次破坏，是在天津。忘了我去找蒋子龙有什么事儿。没有他家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出了站，想搭辆出租汽车先到天津作协去。两个人主动上前问要不要车？心想天津比北京强多了，不是乘客找车，而是车找乘客！两个人便引我走到一辆旧破不堪的吉普车前——连车门玻璃都没有。好在是夏天，倒凉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作协。问我找谁？我说找蒋子龙。他们说——哎呀，蒋子龙！那我们可熟！不算哥们儿吧也算忘年交！说蒋子龙原先和他们住同一幢楼。说蒋子龙没当作协主席时，有什么急事儿，坐的便是他们这车。他们说蒋子龙人好，真是太好了。工人脾气，工人性格，又爽快又没架子。蒋子龙坐他们的车，给钱也不要！硬给也不要！忘年交嘛，能要钱嘛！说蒋子龙从来不嫌他们的车破。说蒋子龙可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他们说他们知道蒋子龙搬到哪儿去了，干脆送我直接到蒋子龙家岂不更好？
当然更好。
于是他们请我坐在车上等会儿。一个陪着我说话——其实是怕我等烦了，不坐他们的车了，另一个说是去办点儿事。
陪着我说话的，喋喋不休尽说蒋子龙。说得我对于他们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这一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知道我曾是北大荒知青后，又言他们也曾是北大荒知青。他们确曾是北大荒知青，不是北大荒知青，谈论起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活，绝不会如数家珍。天津人那股子亲热劲儿啊，哄得我一阵阵觉得不好意思。
这一等可就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还不好意思太明显地表示出心里着急。
终于等来了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又拉回了两个客。两个想乘车的，一见那破旧吉普的尊容，一询问还是个体的，老大的不信任模样，掉头便走，并且嘟嘟囔囔地说了些受骗的话。哄也哄不转，扯也扯不回。我替他们讪的谎。
陪我说话的那一个却骂了句：“狗眼看人低！”
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倒好性格，半点儿没生气，也没多么沮丧，冲我笑笑，亲昵地说：“你再等会儿啊！”还等？
可人家是那么亲昵地说的……
我委婉地回答：“走吧！别正赶上人家吃晚饭。顺路也许有招手的。”
“不就是蒋子龙吗，不就是子龙家吗？正赶上吃晚饭怕什吗？赶上就吃呗！您是他朋友，我们是他忘年交，吃他一顿晚饭还不是吃得有理吗？实话跟您讲，咱们这车，得躲着交通警察开，给瞅见了，不是罚款，就是扣车，哪儿敢路上揽客呀！”对方却也坦率得可爱！
两位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能不等吗？蒋子龙好，蒋子龙没架子，蒋子龙不嫌他们的车破。蒋子龙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梁晓声若不肯等下去，不就不是好人了吗？不就太架子哄哄的了吗？不就分明是嫌他们的车破了吗？不就成了那种臭摆身份的人了吗？都说跑堂的腿，开车的嘴，倘他们四处传播，再有子龙那么优秀的“样板”比着，我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何况已经等了很久。何况没有子龙那一层面子碍着，还有北大荒知青这一层面子碍着哪！等呗！反正沾他们的光，蒋子龙必管饭。就又等了一个小时。
陪我说话的那位，业已山穷水尽，没得什么话题了。而我，急劲儿过去，等得也困，听得也困。
幸而摆弄方向盘的那位回来了——还是没揽到客，可便满脸的不高兴。也不道声歉，上了车就开。那车，专拣小街小巷交通警察不涉足的市旮旯开。天傍黑，总算是到了一幢楼的背阴面。
“到了。”
“到了？”
“嗯，他就住这幢楼。”
“多少钱？”
“按程计价的话，您给五十吧！要是念点儿当年都是知青的情分，您就多给十块！”
没有计程器，说得好像有计程器似的，好像它在他们心里。
“有子龙这层关系，咱们怎么都好说，是不？”
另一个不失时机地、一语双关地垫上这么句话。
能不多给十块吗？谁叫我找的是蒋子龙呢？谁叫我碰上的偏偏是他们这么两位蒋子龙的忘年交呢？
“他家住几层呀？”
“记不清楚了！你问开电梯的吧。我俩去买瓶酒，随后就来！”
他们便开车买酒去了。而蒋子龙并不住在那幢楼里……
给天津作协打电话，已没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协在东南西北哪一面儿……
待见了蒋子龙，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岂不更加窝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说不出。
我的虔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来到过我的家里，只要他们开口一说自己曾是知青，无论是北大荒的，还是新疆的、内蒙的、山西的，便会立刻受到我的款待。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是愿意帮助的。哪怕他们本人不是知青，只不过他们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帮助也是同样全心全意的。我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住过——由于这种情况太多，厂保卫科找我谈过话，希望我提高警惕，谨免留贼纳盗之事发生。记得我当时大为发火，觉得我心中的“知青群体”形象受到中伤——它在我心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为因没有落实种种具体政策而上访的知青们转达申述材料，致使有关部门猜测和怀疑我参与或操纵了他们的活动。我周济过经济拮据的返城或“扎根”的知青。我揣着记者证，夜半三更亲自去替他们排队购买火车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车驮去，亲自送过站，也亲自迎过站。我为到北京来看病的知青联系过医院和医生——尽管这一点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将自己的卧铺票无偿转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当年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她说她的车票和钱包都被掏了。列车员不信，但我信。我惊异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岁的女儿，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们”的第二代。一部分离开了，命运便亦变迁，一部分留下了，将命运和土地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复杂，若不以自己的卧铺卧票相赠，简直就没法儿平静……
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事，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的家也没有被盗过。
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我回敬现实我的思考。这种思考记录在《雪城》下部：
这么多年来，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谁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间，共同的东西，早已消亡得所剩无几。不同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难以调和的东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间产生了。它增长着、裂变着，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坚硬的隔板，早已将他们彼此分隔开了，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你、我、他。不错，似乎仍有一种亲近感如同毛细血管，维系在他们之间，使他们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陌生了，那真正能将他们连通在一起的动脉和静脉，已经被城市生活所切断。而他们都曾幼稚地以为，那是极有韧性的，是不易被切断的……
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倘不承认不正视这一点，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虔诚之涅槃，则就很可悲了。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咄咄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写作于某种虚假的虔诚涅槃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感谢生活在我写《雪城》下部的过程中，及时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纠正我的偏执。这对那一部书是有益的，对我个人更加有益。
你虔诚地珍惜一颗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类的涩果都更接近腐烂。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的肤浅。故虔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虔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
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你见过一个拥抱虔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7． 别了，理想主义
一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
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名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一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愿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断定它绝对不会像旧社会青红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暸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团”精神，但那首先不过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会”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翼有这个“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难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之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发行“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某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行，而这种事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
朋友们却纷纷回答——当然，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起码的。
起——码——的？
我必老老实实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经济资助这一条，或借予或给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经济状况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难，甚至相当之难。因屡屡地帮助别人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之类，几回差点儿没把我为难死！几回最终我是内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丧得要命，而对方则失望至极！怀疑至极！怏怏至极！
梁晓声——在北京近十年来，在北影近十年，说自己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谁信啊！面对一个或几个夜无归处的满怀希望来求助的人，面露难色地说自己一筹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过是像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这不是太虚伪、太可恶了吗？
而若一个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绝非冒充行骗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给予性的资助，我是会犹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费低，物价涨，我所积蓄的那一笔小小存款，是以备补贴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缠万贯啊！给予，我是给予过的。周济，也是周济过的。但迄今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关”。倘据此认定我是多么的不仁、多么的不义、多么的吝啬，我也只好认了。
倘叩开家门之人，向我说明，他从某省某市到北京来，专为买一样或几样平价的家用电器，诸如彩电、冰箱、录像机之类，或专为兑换外币，则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当时会怎样一种表情。
我自己家里还没有一样电器是平价的呢！
至今我也没有一分钱的外币。也不知在些什么地方可用人民币兑换，怎样兑换。
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前几天，我给十几个在京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打电话——求买一张卧铺票，预定期七天之后，线路是从北京至哈尔滨，而非至广州至上海——所获之回答差不多尽是——“哎呀，这我可没办法！毫无办法！”“老兄，你在北京，是应该知道买卧铺票该多么难的！”“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吧！”“我建议你天天到火车站去，等不着退票，也准能买到黑票，无非多花几十元钱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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