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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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参观的全过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那一天以后，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编导室有一个叫梁晓声的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是黄宗英和赵丹的学生了。

我显得挺神秘起来，正所谓大沾名人之光。

有一天我在厂内的路上遇见了汪洋，他主动驻足，对我说看了我的档案，我档案中有“保持独立思想，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鉴定语。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为我做出的一条鉴定，并且当我的面读给我听过——那实在是一条过誉性的表扬语罢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赏识地说：很好，很好。你配是黄宗英的学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话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别写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对“四人帮”痛恨极深。“文革”中眼见自己的知交良友一个个受尽迫害，内心里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们那儿是另有所指的。

后来我成了获奖作家。

后来汪洋接待外宾时，每吩咐厂办的人：将编导室的小梁找来陪外宾。

若有外宾是知道赵丹的，向他问起他与赵丹的关系，他每每指着我说：他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学生，著名作家！

后来我到江苏去组稿，竟可直接找到顾尔谭先辈相助。因为我是黄宗英的“学生”，自然也就有资格称顾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称她姐了，上门去求她的父亲，便似乎是不必见外之事了。顾尔谭先辈也确实没拿我当外人，有次还邀了陆文夫、高晓声两位先辈与我长谈北京文坛的风云变幻，并在一家雅静的小酒店设宴款待我。他们当年可都是长我二十多岁的人，实在是分外抬举我。

后来黄宗英每出新书必邮寄给我一本，扉页写着“晓声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却从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还不是家家都有电话的时代，更不是如今这种几乎人人有手机、有网址的时代。若是，我肯定也是会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连一封短信都不曾复过，情理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赵丹逝世了，我居然没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弟子”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而实际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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