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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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会怎么样呢？
第一种情况，相让而过。大抵又总是男人让女人，年轻人让老人。歹徒、醉鬼、恶少另当别论。这里单说正常的或较正常的国人。此时我们的同胞也总是会表现出点儿人的好德行的。
第二种情况，屈尊而过。屈尊是指一方。一方为什么会屈尊呢？因为另一方强壮，且表情凶横，丝毫没有主动让一下的意思。那么，弱势的一方必然胆怯，贴墙而立。若他踩了对方的脚，或根本没有，对方明明是找碴子，骂了他，还给了他一耳光。估计他也是会忍气吞声。是谓明智。好汉不吃眼前亏。忍为上策。忍不下那口气，离远了，回头骂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会发生在成年的高级动物包括猛兽身上。即使一狮一熊在独木桥上遭遇了，审时度势估计自己不会占上风的，也往往会虚假发威地吼几声先后退的。相逢于狭长胡同还仗势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径。
还是两个男人，也还是两个正常的或较正常的我们的同胞，在热闹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脚；或明明是自己的脚绊了人家的脚一下，反说人家踩了他的脚……
在当今现实中，无理挑衅之事起码仍有三成发生的可能。
结果又会怎样呢？
将与发生在狭长的、两侧高墙耸立、连扇窗也没有的胡同里大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论，继而争吵，接着互骂，终于拳来脚往大打出手。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边那种胡同里，无一看客。连个推开窗在屋里往外看的看客都没有。即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一时半会儿都喊不来一个看客！
而在行人络绎不绝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拨又一拨站在东西南北斑马线前等待过马路的人的十字街头，看客是转眼间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势的一方因对此点的正确判断而不甘表现屈辱。这种判断基于一种特古代的经验，通过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终形成人脑区的一种在有围观者即看客之情况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时候必有正义。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壮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国，习武的男人多。他们从体格上往往与众不同，故曰壮士。十之八九的壮士，又都巴望着有机会证明自己还是义士。义士应是见义勇为的。由壮士而义士，是壮士的进步、壮士的荣光。但时下之中国，已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时下的中国胖子很多，壮士很少。时下的中国，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习武的男人有限。健身与健美，并不是为了当义士。即使真的从体格上看疑似壮士，内心里却很可能与被当街欺辱的人一样同样是弱者。
这对不甘于表现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种基因斯时所发出的经验信息，其实越来越靠不大住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以强欺弱的现象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国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热闹”，抑暴护弱的汉子越发少了的原因。
那么当众持强欺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们对围观者也是有判断的。他们的行径，绝非偶然。乃习性使然，遂成必然。鲁迅小说《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便是他们中的典型。若论身份，一个牢头，只不过是衙门的链子所拴的一条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问斩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个极强势的人物了，故他对夏瑜便特凶恶，敲诈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传》中的牛二，比红眼睛阿义还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无赖。我们都知道的，无赖而结帮，也是有“领袖”的。想必那牛二从年轻时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头多了，由青皮而泼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么一个大恶没胆做、小恶似家常便饭的东西，在脸上被烙下了“配军”二字的杨志面前，于是大耍无赖，蛮横至极。结果，惹得杨志怒起，一刀将他杀了。
红眼睛阿义也罢，牛二也罢，欺负人时，是巴望有围观者的。倘无，他们过后自己也会津津乐道地讲给人听，那对于他们是扬名的事迹，是做地头蛇的资本。有人围观，可收获现场宣传的效果。无人围观，由自己津津乐道，等于后续宣传。
当下之中国的红眼睛阿义们、牛二们，早已号准了当下之中国看客们的脉象，清楚当下之中国看客中，义士是极少的，多是纯粹的看客，围着白相白相罢了。故他们既需要看客捧场，内心里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将泼皮“风彩”发扬光大。
由于当下之中国社会矛盾重重，郁闷者多多，当下中国看客，对不平之事的正义冲动，一番番被酱缸似的不良现实所腌沤，异变为两种极端的表现——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人性上沦为纯粹看客；或胸中终日无名业火暗燃，不定什么时候，便火冒三丈，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
那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的看客，像极了郑老栓。去往有“热闹”处，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钱，快办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馒头，好治肺痨儿子的病。至于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头，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关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杀害，是为了替他这样的一些人创建一个好社会，他也绝不惋惜那样的人之被杀害。悠悠万事，唯将馒头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于将来，他是不考虑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许多别人的将来而宁可掉自己的脑袋。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围观时，“很像久饿的人见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在《药》中，他们倒卖血馒头，如同稀货贩子在鬼市兜售稀货。那是天下将乱倘未乱时，他们所获的一种好处。
比之于纯粹的看客，他们“凑热闹”、“看热闹”的心理很不纯粹。倘有什么骚乱发生，他们便会像阿Q一样，趁火打劫，抢掠些财物。然后装出不曾参与的样子，看参与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杀头，侥幸而且同样的幸灾乐祸，连点儿兔死狐悲也全然没有，只不过又当成一种“热闹”罢了。
从鲁迅那个时代到“文革”再到电脑普及前，中国之看客一茬茬繁殖，从没怎么少过。“文革”时期反而更多了起来。因为那一时期，想不当看客都不行。可以这么说，几代中国人是看那种“热闹”看过来的。
虽然“文革”已成历史，中国人爱看“热闹”一点却早已成习。
仅仅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报纸便不难发现这样的报道——女子当街遭到轮奸而围观者众！
却不像古代的时候有义士出现。
连就待在不远处的什么机关、什么单位的传达室里的人，守着电话机，耳听着呼救之声凄惨，都懒得以举手之劳抓起电话报警。
至于有人要跳楼，围观者不耐烦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连三。
中国之看客，可谓世界之最。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恶。
如今情况好多了，一由于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于电脑的普及，看客们都转移到网络上去了。
三、人类是地球上最爱看“热闹”的物种
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本无“热闹”。如果人类至今仍未出现，地球上便还是没有“热闹”可言。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动物，从巨大到渺小，从一个“纪”到下一个“纪”到现在，皆无看“热闹”的习性。
我们没见到什么大动物围得里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蚂蚁怎么样将一条毛扎扎的大肉虫制伏并拖入蚁穴的情形；即使两窝蚂蚁大混战它们也是没那份闲心观看的。尽管其场面放大了惊心动魄，尽管某些动物的视力比人还强。
我们也没见过两头狮子争夺地盘，而另外一些狮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猎豹、鬣狗什么的蹲在不远处，边看边叫，发出人类那种类似起哄的声音。
掠食猛兽从食草类动物群中扑倒了一只，躲得远了的食草类动物群倾刻恢复平静，又若无其事地吃草——那是由于天性的麻木，但却并不围观同类之被撕碎。它们那种麻木，人类身上也经常表现出来的；但人类身上还经常表现出来的对同类陷于惨境的“热闹”看得乐在其中的情形，却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发生过。
不错，狮子们争食一头角马、鬣狗、秃鹫什么的也围着看。那时的鬣狗、秃鹫们，眼中也确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么”的目光。
它们要攫取到剩尸而已，与看“热闹”是两码事。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以人的眼看，这世界种种的“热闹”多了起来，对于人类大有看头——包括另外一些人陷于悲惨。倘某一阵子这世界上缺少“热闹”，人类便会制造出来。
人类对于人类犯下的罪恶，是地球上任何动物从不曾对别的动物，更不曾对自己的同类犯下过的。人类不但残害同类，还挖空心思“研发”许多种方法折磨同类，或为逼供，或为解恨，或只为取乐。
以此点而言，“兽性大发”一词，实在是对动物的诬蔑。若反过来说动物之凶残是凶残的人性体现，倒是有根据的形容。
人类为什么会那样呢？
这要从人吃人的历史说起。
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祖先曾经互吃，这是不争的事实。动物也有互吃的时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况下，不经常。而古人类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经常的事。
一个部落的古人类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个，准备着要吃后者了。于是围着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齐叫，那是开吃时本能的快乐。之后，开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厨子剖鱼或剁鸡块。而小崽子们，瞪着他们的小眼睛看，鲜血四溅，哀号声声，他们也绝不会捂上眼睛和耳朵。
那是他们习以为常了的，也是他们最初所惯看的“热闹”。后来小崽子们长大了，一个个凶残无比。看惯了吃同类之“热闹”的他们，并且也很爱吃，长大后能不比野兽更凶残吗？他们的小崽子又不同了，“进化”了些，无师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缚住并即将被吃的同类来，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后者们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后者们的鼻子、耳朵。在哀号中获得了乐趣、快感。那是他们“创造”的乐子，也带给包括父母在内的全部族一种乐子，于是受到鼓励。大人还相帮着那么干，又于是营造出“热闹”的气象。
后来，人吃人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有的部落壮大了，有的部落几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备，抓住一两个，不够分吃。
于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种用途——作为祭品。
祭是仪式。源于人类对某种图腾的敬畏之心，也源于祈祷之愿。
现代的我们，写下或读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种“原因”成为某事件过程中的“祭品”时，细一寻思，短短一行字，意味着多么血腥的不幸和多么巨大的恐怖啊！
再后来，那是几多的一千年后，人类不再以同类的头和心来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习俗，沿袭至今。然欧洲已不如此，亚洲故之。中国的农村，尤其不改。杀牲宰畜，便仍是农村孩子们所惯看的“热闹”。
毕竟，以牲畜为祭品，较之以同类，是人道主义的初级体现。所谓“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尽管，那时“人道”还未成“主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进步呢？
当归功于那时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说法，他们是那时祭祀的主持人。却又不仅仅是主持人，还兼着类似大法师的身份。为什么某些他们主张废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这是解释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体现于他们的先知先觉的迹象，使他们具有“上帝”播向人间的最初的宗教种子的意味。那时宗教自然还未成教，他们是体现宗教思想的种子。他们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体。另外一些，依然热衷于祭人，乐此不疲。
也要归功于那时的文艺。祭祀的仪式完毕以后，人们还没热闹够，意犹未尽，于是续之以节目。因为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须保持庄严特色。因为祭祀源于人类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类对自己的命运产生难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节目的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并且具有警戒性。结果大抵是违背所崇拜之“神”的人类受到惩罚。
他们年复一年地创作那类节目，好比我们的“春晚”导演们为吸引眼球，年复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陈出新。
于是早期悲剧逐渐形成。
而他们是人类后来的戏剧家们的先师。
由祭祀词而衍生出诗歌来。
诗歌使早期悲剧的台词具有诗性。
而戏剧、诗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诗——至近代，三者互补，诞生了电影、电视剧，此后话也。
还说很古远很古远的当时——祭祀节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们仍不愿四散，并觉那种节目看得不过瘾，都有将热闹继续下去的亢奋冲动，于是以自发的即兴的节目续之。这类节目以使聚集气氛更“热”、更“闹”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娱自乐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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