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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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二、行尽潇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国的情况要差得多。
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来也是"南蛮"，羋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才"，虽然"楚材"难免会被"晋用"。
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吴楚（湘）命运多舛，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三、吴楚东南坼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活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別的出路。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颖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就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族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五、一堆石头
如果说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说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的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背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別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遏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耍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未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诲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上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
东拉西扯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五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面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槌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莱，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植，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遭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人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祟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苕、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王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做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粟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的。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人。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壁，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义，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童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崽、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三、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迦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圓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掸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掸"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悟"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槃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皈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徵"中国既安，四勇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直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宇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泽，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宇，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n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l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別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倣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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