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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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品性如钢，所以也偶有洁身自好者，硬是撑到出生后好几十年还清纯得不得了，这些清纯得不得了的人未浸水，不为社会所容纳，“君子固穷”了。写杂文的就是如此。《杂文报》、《文汇报》上诸多揭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其实不然，要细读，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倘若这些骂官的人忽得官位，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样了，要引官为荣。可惜现在的官位抢手，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所以，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
写到这里，那布已经仿佛是个累极的人躺在床上伸懒腰了，撑足了杯子。接触久了，不免展露无遗。我又想到中国人向来奉守的儒家中庸和谦虚之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一个人起先再狂傲，也要慢慢变谦虚。钱钟书起初够傲，可怜了他的导师吴宓、叶公超，被贬成“太笨”和“太懒”孔庆茂：《钱钟书传》及《走出魔镜的钱钟书》。，惜后来不见有惟我独尊的傲语，也算是被水浸透了。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说要想找个崇敬的人，他就照照镜子《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国友谊出版社。，但中国又能出几个这类为文为人都在二十四品之外的叛才?
然而在中国做个直言自己水平的人实在不易。一些不谦虚的人的轶事都被收在《舌华录》里，《舌华录》是什么书?——笑话书啊!以后就有人这么教育儿子了：“吾儿乖，待汝老时，纵有一身才华，切记断不可傲也，汝视《舌华录》之傲人，莫不作笑话也!”中国人便乖了，广与社会交融，谦虚为人。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
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幸亏胡适病死了，否则看到这情景也会气死。结果不说大话的人被社会接受了。
写到这里，布已经吸水吸得欲坠了。于是涉及到了过分浸在社会里的结果——犯罪。美国的犯罪率雄踞世界首位，我也读过大量批评、赞扬美国的书，对美国印象不佳；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一个美国孩子再有钱，他也不能被允许进播放黄带的影院。
中国教育者是否知道，这和青少年犯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不到年龄的人太多沾染社会，便会——中国教育者把性和犯罪分得太清了，由文字可以看出，中国人造字就没古罗马人的先知，拉丁文里有个词叫“Corpusdelieti”，解释为“身体、肉体”与“犯罪条件”，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肉体即为犯罪条件。
写到这里，猛发现布已经沉到杯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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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棉袄洗澡
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能出全才，那便是应试教育的幸运和这个时代的不幸。如果有，他便是人中之王，可惜没有，所以我们只好把“全”字人下的“王”给拿掉。时代需要的只是人才。
我以为现在中国的教育越改革越奇怪了。仿佛中国真的紧缺全才，要培养出的人能今天造出一枚导弹，明天就此导弹写一篇长篇并获茅盾文学奖，后天亲自将其译成八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似的。假如真有这种人我宁愿去尝他导弹的滋味。
就我而言，理科已经对我完全没有意义，尽管它对时代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理化也只需学一年，如果今天的学习只为了明天的荒废，那学习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为了高考还要不得不一把一把将时间掷在自己将来不可能有建树的或者有接触的学科上的话，那么拜托以后请不要来说教时间是什么金钱银钱之类。
至于我常听到的学习数学是为了练习逻辑思维能力的说法，我觉得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看许多侦探小说或悬念小说更能练习逻辑思维能力，怎么不开一门看侦探小说课?不开倒也罢了，为何要阻止别人看呢?这里便涉及到读书的问题，记得有一句话，所谓教科书就是指你过了九月份就要去当废纸卖掉的书，而所谓闲书野书也许就是你会受用一辈子的书。现在的教材编得实在太那个，就拿我比较熟悉的语文英语来说，乍一看语文书还以为我民族还在遭人侵略，动辄要团结起来消灭异国军队，这种要放在历史书里面。而真正有艺术欣赏性的梁实秋钱钟书余光中等人的文章从来见不到，不能因为鲁迅骂过梁实秋就不要他的文章吧?不能因为钱钟书的名字不见于一些名人录文学史而否认他的价值吧?不能因为余光中是台湾人就划清界限吧?如果到现在还有学生一见到梁实秋的名字就骂走狗，那么徐中玉可以面壁一下了。至于英语，我的一帮从澳大利亚学习回来的朋友说，空学了六年英语，连筷子(chopsticks)、叉子(fork)、盐(salt)等吃所必备的东西和厕所(toilet)、抽水马桶(toilet bowl)、草纸(toilet paper)等拉所必备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说，只知道问澳大利亚人Where are you from,How old are you一些废问题来寒暄。真是不知道自己六年来学了些什么。不过可喜的是笔者因理科差而留了一级，有幸学到新版的Oxford English(牛津英语)，比老的教材要好多了。
我们最终需要的人才是专长于一类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各科的基础，不能从小学一年级就专攻什么，为直达目的扔掉一切，这就仿佛准备要去公共浴室洗澡而出门就一丝不挂；但也不能穿了棉袄洗澡。我曾从《知音》杂志上看见一个处境与我一样又相反的人，他两次高考数学物理全部满分，而英语语文不及格，最终他没能去大学，打工去了。所以，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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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脏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抖，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看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时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仙，把妇女全身看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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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远方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认为很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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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地方的三轮车(1)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看出，比汽车少一个，比自行车多一个。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青海，初到松江府，看到一街三轮车，吓了一跳。然后学科使然，肯定恨不能说如果那家伙再得到一个轮子就变成稳定结构，反之如何。我们抛开什么历史，光轮子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我初中呆在金山县城朱泾镇，是个小地方。金山大名吉祥得很，可惜三座象征性的山空长在海里，一个叫大金山，一个叫小金山，还有一个——不叫“中金山”，叫浮山岛。其中大金山海岛乃是上海陆地最高点。上海人很少见到海里有山，所以没事也往海边的石化城度假。据称金山的三轮车是在那里先出现的，不过上海人精明，车夫跟他们砍不过，往往被反砍一刀，痛苦不堪，所以似乎也不见得什么精神抖擞。石化街头的人看上去也和车夫差不多，懒散不已。整个城市像泡在海风里软掉了，往往街上人走路都像梦游，一副嫦娥欲奔月的样子。
然后朱泾镇的三轮车开始蓬勃发展，遂成一大特色。金山地区历史上没出过大名人，有几个也只是二三流的，所以缺少一种文化底蕴，通常不会有人来参观旅游。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欢乐调频》女主持麦琪来金山采访农民画，一下车看到满街的三轮车，欢乐无比，直夸那些三轮车宁静，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地区就业率不高的体现。朱泾人生性中庸，三轮车也一副中庸样，毫无特征。一次我要去金山农民画院，车夫答曰不认识那个地方，叫我指路。我说金山农民画是大名在外的，与故事和什么来着称为“金山三朵花”。他仍说不知，也不能怪他，谁叫农民画是名声在外而不在内呢?比如李贽故乡的人就不知道李贽是谁，很正常。
朱泾的三轮车竞争比本镇任何行业都激烈。主要是因为干这行的人多。其实车夫不是好当的，尤其在朱泾，要有极佳的心理洞察能力，百丈外能分辨出你要不要车。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怕还没这本事。所以，初来朱泾千万不要一副风尘仆仆的艰辛样，因为除了车夫外没人可怜你，走得像饿狗似的马上会有三轮车围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工是没有三轮车来围的。
在朱泾要车，一般不需动嘴。不过，一些人还是可以骗过车夫锐眼的，明明目标就在眼前，却也要辆三轮车。到时主人出门迎接，那人再从车上扶臀而下，很贵族化。
在朱泾繁华的万安街上，万事不安，常见有人起义似的振臂而呼：“三轮车——”然后全镇的三轮车夫都为之一振，离他最近的那一辆更是兴奋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原地打转，这小猫的功夫只有三轮车有。自行车自然没有这个功能，反应不及，顿时倒地一大片。那招呼之人一整西装，一架二郎腿，随车消失在人群里。
我以为朱泾人向来冷漠，走在街上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高中来到松江。松江府里出过一些十分响亮的名字，比如陆机，比如朱舜水，比如施蛰存，天经地义，名声在“外”，松江人怕是大半不会知道。虽然在学术界，陆机因形式主义而名声较臭，但不论味道如何，毕竟还是很响亮。于是乎，那里的三轮车也跟着响亮，满城尽是机动三轮摩托。这样子几年，松江终于荣登上海大气质量最差之榜首。二中前面那条大马路人称“初恋路”，因为它一直带着一种朦胧的美，仿佛张岱看西湖，仿佛浴客看澡堂子那般。
我在的二中是个宁静的地方，如今要把校门封起来建云间第一楼，周瑜点将台。在我眼里，粉刷一新没有周瑜和云的点将台根本没有第一楼未拆前那堵断垣有意思，有“历史沧桑感”。再远是方塔和醉白池。传说李白曾醉倒在醉白池边，因此而得名。我尝觐见醉白池，被里面的水吓了一跳。倘若这水千年没变的话，那李白肯定是给熏倒的。出了“熏”白池，见川流不息的三轮车。松江是个旅游城市，三轮车不能原地候客，要四面出动。这样子，要车就方便了点。一个周末，我想出去走走，因正门已被封掉正在建云间第一楼，只好走后门。
后门是邱家湾，这条小弄堂大名鼎鼎，当年洋枪队领袖华尔就被击毙于此。在这里匆匆忙忙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脚下踩的那方地乃是一个大恶贯葬身之处。知道了也无所谓，邱家湾一般开不进有点规模的车子，所以春来冬去，历史的车轮和三轮车的车轮早已把这里碾成一条平凡的路了。
松江的三轮车不多见，可见经济还是可以的。物以稀为贵，上车就是5元，风吹雨打刀砍炮轰不动。不过笔者有幸——应该说是不幸——动摇过一次它的价格。来二中伊始，我游兴大发，兜得迷路，陷入惶恐之中。后来在云间路那里，终于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要了一辆三轮车说到松江二中。那车夫一愣，我伺机砍价，竟3元成交，不胜喜悦，安然上车。不料那车夫竟未动尊尻，推车徐行20余米，出云间路弄堂后二中大门赫然就在斜对面!
松江是个古城，但建设得有声有色，日趋繁华。松江人也普遍沾染了一种城市人的特点，来去匆匆，节奏奇快，脸色疲累。当然，里面也会鱼目混珠了几个欲如厕而觅不着厕所者。松江的三轮车一如松江的人，只是看不见脸色疲累而已。
最后是亭林，亭林是金山的一个古镇，旧有“亭林八景”，这东西可是名声在内了，亭林人家喻户晓。我在亭林读过小学，但也未见齐过八景，只见一棵不如安乐死罢了的老松，据称此老松乃为元代书法家杨铁崖“撒种成荫”。老松旁边许多无名杂草，未经名家撒种，却早已卓然成荫，而且再长下去大有比老松更高的趋势。距松五步之遥，有一“望松亭”，一般总有四个老头在亭里望松兼搓麻将。但无论如何，那老松被美誉为“江南第一松”。居次是一个粪便满地、不及二楼高笔者跳下来也伤不了的顾野王读书堆，只恨不能称为“江南第一堆”。其实，那里曾经蛮有水乡味道的，只是某届政府仿佛毕业于大学填河系，除了填河就不会玩别的了，填了一条市河，拆了几座石桥，填河之后在河址上建起了专卖低档玩具梳子胸罩内裤的小商品市场。另几条苟喘的河也难得疏浚，臭气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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