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易中天作品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七卷：大宋革新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安重荣大笑：天下也一样，可一箭而定。

这样的武夫，岂不可怕？

事实上，安重荣后来也反了，尽管没成功。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愿意向契丹称臣。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从来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反倒是他那句名言：天子难道有什么种族吗？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29]

正是这句话，让赵匡胤睡不着。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这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五代，军人们已经跋扈惯了，文臣的地位则连屠夫手里的小鸡都不如，何曾想过还能翻身？

赵匡胤却居然成功。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30]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31]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是啊，既然升官无望，那就发财；既然建立军功反倒要受猜忌，那就不如干点别的营生。

于是，军队经商便蔚然成风。

经商很早就有，起因是经费不足。比如范仲淹，便在镇守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时从军库借钱做生意，获利二万多贯。由于利润全部用于公务，并未中饱私囊，所以范仲淹坦然向皇帝上奏。岳飞成绩更好，每年一百五十八万，大约相当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开支。不过岳家军产业之多，也令人咋舌，不但有酒店和房产，还有当铺和赌场。[32]

但，像范仲淹和岳飞这样经商为公的，有多少呢？

暴利则是肯定的。狄青的一个旧部贾逵，曾以十万贯的本钱，只用五十天就获利四十万。朝廷得知，只好表态下不为例。顺便说一句，此事正好发生在狄青被免当月。[33]

军队经商能够获取暴利并不奇怪，因为一文钱的商业税都不会交，干活的士兵更是免费劳动力。某些胆大妄为的将领甚至武装押运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公然走私。朝廷对此其实无可奈何，因为禁军司令部也这么干。最可笑的是南宋高宗时的杨沂中，先是主动献出殿前司五家酒厂，然后马上又向皇帝要五十万，说是这五家酒厂三年的利息。

经商方式也各显其能。某禁军司令部的办法，是用修建营房的钱盖商铺，然后租给随军家属经营，坐收渔利。还有将领把盈利任务承包到个人，逼他们做非法买卖。这些家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算被官府抓住，又能怎样呢？[34]

不能怎样。因为太祖皇帝当年从石守信他们手里夺取兵权时，交换条件便是默许甚至怂恿他们以权谋私。石守信也没有辜负赵匡胤，在节度使任上大发横财，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巨额资产。这其实是五代以来传统的变通。那时军阀们搞兵变，都会许诺部下事成之后在城中抢劫百姓，赵匡胤只不过把明火执仗的豪夺，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巧取。[35]

当然，这至少看起来“文明”得多。

前有车，后有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世的武将都纷纷效仿石守信，朝廷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实在弄得太不像话，才敷衍了事地制止一下，结果自然是扬汤止沸。至于克扣军饷、虚报开销、私役士兵之类，根本就管不了。

将如此，兵如何？

有的腐败，有的悲惨，天差地别。

情况不同是因为兵制复杂（见附表）。其中待遇最高的是禁军，即正规部队中的中央军。他们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可谓嫡系部队。禁军由林冲一类的教官训练，配置精良，军饷丰厚，收入高的可保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挑剩下的编入厢军。此外，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荒年时的灾民难民，刺配各州的罪犯囚徒，也都是厢军兵源。厢军不训练，只服劳役，比如修筑城池、制造兵器、搭桥铺路和疏通河道等等，有的还充任长官的警卫员和勤务兵。[36]

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整理。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不会被官员和将领放过。他们被大量投放到军营产业，成为盖楼架屋的工程兵，栽花种树的园林兵，酿酒织布的技术兵，吹拉弹唱的文艺兵。在军队这个大作坊里，士兵们练就了服务市场的十八般武艺，就连刺绣也都会。可以说，除了上阵杀敌，无所不通。

结果是什么呢？同为军人也苦乐不均。被当作苦力役使和盘剥的那些厢军穷到了骨头里，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禁军则骄奢淫逸，站岗放哨和领取口粮都要雇工扛枪背米。[37]

但，没有斗志和士气，是一样的。

实际上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问题是，这样的王朝，为什么还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呢？

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29]见《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参看《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30]见（南宋）王銍《默记》。

[31]见《宋史·仁宗本纪四》嘉祐元年八月条。

[32]范仲淹事见《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岳飞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条。

[3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条。

[34]以上均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所引诸文献。

[35]见《宋史·石守信传》。

[36]以上见《宋史》兵志各卷，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军事制度》。

[37]请参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所引诸文献。

逼出来的开明

北宋仁宗某年，开封府接到报案，某市民家新娶的儿媳妇过门才三天，就被人接走，失联已经半个月。当时的知府叫范讽，跟包拯一样也是龙图阁直学士。人命关天，范龙图不敢怠慢，马上受理此案，并询问原告。

范讽问：你家儿媳妇是谁接走的？

原告答：宫中。

范讽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这岂不是皇上抢亲吗？

于是又问：你不是乱讲吧？

原告苦笑：这种事，小民岂敢妄言。

范讽说：那好，你在这里等着就行。

说完，范讽立即进宫面圣。仁宗皇帝也不赖账，承认听皇后讲，宫中新进一女，颇有姿色，只是还没见过。

范讽说：既然如此，请将此女交出。

仁宗说：可以。

范讽说：臣恳请此刻就在御前交割，以便带回府衙当面还给原告。夜长梦多。万一走漏风声，街谈巷议顿起，臣担心那些诽谤不实之词，有碍陛下“不好声色”的美誉。

仁宗也二话不说，马上传旨交人。

此事无疑另有内幕。这个绝色女子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指使接进宫里的？仁宗皇帝事先是知情还是不知？强抢民女的人受到处分没有？都不清楚。但，如果真有这件事，仍然可以说：仁宗是讲道理的皇帝，范讽是负责任的官。[38]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个案。

实际上，宋代的民告官屡见不鲜，告状的原因和方式也五花八门。比如，太宗的宰相李昉（读如访）就被一个名叫翟马周的平民，以“不作为”的罪名告下了台；南宋某位副县长，则被县民以集体起诉的方式驱逐出境。最可笑的是诗人方回，由于做爱时动静太大，竟被邻居告上了法庭。[39]

当然，后面这一例，严格地说不算民告官。因为此案发生在元初，方回也早已免职，住在杭州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里。没想到晚上的剧烈运动震塌了隔壁房间的墙泥，这才一不小心成为被告，最后以民事调解了结。

可惜，此事真伪难辨，只能姑妄听之。[40]

不过，宋人爱打官司却是真的。比如今天江西省浮梁县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其他诸如此类的记载，也史不绝书。[41]

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如果他们连皇帝都敢告，在皇帝面前都能主张权利，则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就简直叹为观止。这时，即便统治是专制主义的，那也是开明专制。

那么，宋代政治为什么开明？

逼出来的。

看看地图就知道，宋，是多个民族政权并立于中华大地的时代。北宋，有契丹的辽、西州回鹘和黑汗；南宋，有契丹的西辽，女真的金，蒙古、克烈诸部；两宋还都有党项的西夏，白族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也就是说，这个王朝从来就不是汉唐那样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大帝国。

宋，为什么不能重振汉唐雄风？

简单而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而像样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有没有骑兵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马镫子发明以后更是如此。大唐是有骑兵的，这才能把一个农业民族的国家变成世界帝国，势力范围远至中亚细亚。

可惜，宋没有这个优势，因为没有牧场。西北和东北牧场在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属于中原王朝，华北牧场又被石敬瑭出卖，河套地区则归了西夏。于是，马成了稀缺资源。不信看看《清明上河图》，那里面是马多还是驴多。

契丹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优势。他们每个战士配置三匹军马，两匹用来行军，一匹作战。也就是说，契丹军队千里奔袭时，是两匹马轮换着骑的，速度当然快。到了战场则换乘体力充沛的战马，战斗力当然强。这样的军队，简直就是草原上展翅飞翔，随时都能给予致命一击的鹞子或鹰隼。[42]

难怪契丹人称骑兵为铁鹞。[43]

宋军却只能把自己变成豪猪。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就采纳大臣建议，在华北地区深挖沟，多开塘，把江河湖泊连成网，构筑了一条绵延四百五十公里的塘泊防线。他们又同时在边境地区大量植树造林，用水和树筑起新的长城。

然而这是双刃剑。要知道，天寒地冻时，就连黄河都会结冰。到那时，天堑立马变通途，还有林木做掩护。能够抵挡契丹铁鹞的，岂非只有血肉之躯？[44]

好在宋人的防卫技术和设备堪称一流。尤其是弩，对付骑兵颇具杀伤力。唐代发明的火药也大量使用于战争，燃烧性火器如火箭、火枪、火球、喷筒，爆炸性火器如炸弹都被发明出来。原本作为抛石机的砲（不能写成炮），也不仅抛掷石弹，还抛掷燃烧弹和各种爆炸性火器。

宋，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据《武经总要》。

问题是，当时的那些“重兵器”都极为笨重。比如一次能够发射几十支箭的某种床弩，就重达千斤，使用时需要数十上百人操作。这就无法远征。由这样一些兵器，包括厚重无比之盔甲武装起来的军队，注定只能是防守型的。[45]

遗憾的是，帝国根本就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川之地，骑兵到黄河不过几天工夫，过河就能兵临城下，偏偏开封又是裸露在岸边的一个平坦低洼的所在。签订澶渊之盟那一战，真宗几次三番想逃跑，并非没有道理。

同样遗憾的是，迁都洛阳或长安也无可能。

前面说过，大宋的国家财政，是靠大陆农业和海洋工贸两大支柱来支撑的；王朝的稳定，也不仅由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还要靠商业网络来维持。但是，无论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还是外贸和水运，都要靠南方；而南方的财富和产品运到长安、洛阳，在北宋已是成本高到不可操作。

何况帝国需要重点防范的入侵者，已经由西北的突厥和回鹘、西南的吐蕃，变成了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因此，重心势必东移。东移之后的发展，则是政治中心北上，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经济中心南下，江南熟，天下足。

开封，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北宋的皇帝也只好死守开封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上便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稍有懈怠，也不敢玩忽职守。是啊，居安尚且必须思危，何况所居不安？徽宗之前没有太不像话的皇帝，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么办。

不能攘外，便只好安内。这就必须政治开明，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讨好方方面面。讨好文官的办法，是既要增员又要加薪。讨好军队的办法，是默许他们经商盈利。讨好民众的办法，则是在荒年将灾民收编入伍，由国家包养起来。军阀出身的赵宋官家，不得不让自己看起来乐善好施。

当然，契丹和西夏，也要花钱。

结果是什么呢？囊中羞涩。实际上，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财政收入远远超过唐代。可惜，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而且有增无减。比如军队的总量，从太祖到仁宗一百年间，就增加了七八倍，哪里受得了？[46]

于是，正如强大的外部压力，逼出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文明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释怀的民族屈辱，也会逼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那么，改革会成功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王安石变法》

[38]以上故事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但，查《宋史·范讽传》，只见范讽有龙图阁直学士头衔，没有他知开封府的记录，因此这个故事也未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39]这三件事分别见《宋史·李昉传》，（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一〇〇，（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

[40]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历来是归类于小说的，其中对方回的记述也颇多不实之词。请参看詹杭伦《周密〈癸辛杂识〉“方回”条考辨》。

[41]见（北宋）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另，《景定建康志》称“诉讼日不下二百”；（北宋）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九称“三日牒诉数百”。

[42]见《宋史·宋琪传》、《辽史·兵卫志上》。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齐王开运二年三月条。

[44]以上请参看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人民日报社《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9期郭晔旻文。

[45]以上见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军事装备》。

[46]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如果觉得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七卷：大宋革新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易中天小说全集：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 易中天品三国， 品人录， 费城风云， 成都方式， 大话方言， 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帝国的惆怅， 读城记，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