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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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也只能武力解决。

可惜大宋屡战屡败。尤其是庆历元年（1041）二月的好水川（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境内渝河）战役，堪称至为惨烈。当时，李元昊亲自率军埋伏于川口，大败宋军于六盘山下，死难者数以万计。消息传来，举国震惊。[61]

吃了大亏的主将韩琦只好退兵。走到半路，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一边撒纸钱一边哭着说：当初，你们义无反顾地跟着韩大人就走了。现在，你们的灵魂也能跟着韩大人回来吗？据记载，哀恸之声响彻四野，震耳欲聋。

韩琦泪流满面，驻马不能前行。[62]

西夏那边，则有人题诗于边境寺庙：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意思很清楚：好水川里早已龙腾虎跃，大宋将领还在纸上谈兵。你们这帮空谈误国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我们西夏的对手！[63]

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胜利了的李元昊却居然称起“儿皇帝”来。庆历三年（1043）正月二十四日，他送来尊称仁宗为“父大宋皇帝”的书信，表示愿意讲和。这就有点像宋江了。看来就连党项人都知道：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作为手下败将的北宋君臣却不满意，因为李元昊并没有在信中称臣。帝国并不在乎陛下多一个儿子，却很在意对方是否臣服。为此，韩琦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枢密院长官晏殊翻脸。

没错，晏殊和仁宗原本都主张尽快了结。

来回磋商一年多，李元昊终于同意称臣。当然，这需要花钱买。成交价格是：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饼二万斤，冬天的烤火费和生日礼物另算，逢年过节前来恭贺新禧时的回扣也另算，而且那回扣恐怕要超过贺礼。[64]

毫无疑问，这笔钱不能算是战争赔款，而是“父皇给儿臣”的赏赐。但李元昊不在乎。谁都看得出，他之所得远远超过老爸，也实实在在。臣不臣的，有什么关系！

奇怪，李元昊不是看不上绫罗绸缎吗？

但是西夏的臣民在乎。连年征战的结果，是牧民们喝不上茶，贵族们穿不上漂亮衣服，难免怨声载道。李元昊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豪情壮志之类只能暂时放在一边，尽管他最后还是弄得众叛亲离，死得不明不白。[65]

宋人签订又一次“澶渊之盟”也不难理解。看看本页的地图就知道，这个王朝自开国之日起就疆域狭小，不要说比不上汉唐，就连西晋都不如。西晋尚且拥有西域和今天的云南省，宋则连这也没有。西域归了回鹘，包括西州回鹘和黑汗（喀喇汗），云南则属于大理。大理在唐代叫南诏，五代时改名大理，国都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国王姓段，白族。

上下地图中深色部分分别为西晋和北宋的疆域范围，下图中标记了大理国的位置。疆域范围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大理在宋代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正史仅仅记载其国王段和誉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被册封，以后又很快就不了了之，段和誉也在金庸小说中变成了段誉。总之，大理和西夏在正史中都不被视为正宗王朝，尽管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大理和西夏政权稳定，版图不变，直到被蒙古人所灭。

赵宋官家却不得不高度警惕，也不得不拨出巨款，既花钱买和平，也花钱买稳定。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皇权。国家的危险在边境之上，皇权的在萧墙之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是宁可牺牲军事效率甚至国家安全，也要保证皇位不受觊觎，皇权不会旁落的。

于是，就有了极具赵宋特色的治国方略。

[54]关于党项的来历，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顾颉刚《宋蒙三百年》。

[55]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六月条和卷六十四景德三年十月条，他们讲价是在景德二年，成交是在景德三年。

[56]见《宋史·夏国传上》。

[57]转引自顾颉刚《宋蒙三百年》。

[58]见《宋史·夏国传上》。

[59]以上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60]见《宋史·夏国传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条。

[61]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及所引。

[62]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

[63]见（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二韩魏公遇刺条。

[64]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九庆历三年正月条，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五月条、十月条、十二月条，具体日期请参看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65]关于李元昊之死，请参看（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第五章

新战略

谁是包公

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易。是啊，契丹索要无已，西夏悄然兴起，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1]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情，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黄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2]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3]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捕机构很多。县一级的是尉司，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尉司长官叫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一般由文臣担任，个别时期和地区用武官。此外，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情报部门皇城司，以及禁军司令部，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因为维护政权从来就是首要的。上述单位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更重要的还是缉私和防止谋反。既然如此，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无权审，更无权判。审讯和判决另有专门的机构。审讯叫鞫，读如居；定案叫谳，读如厌。所以审讯机关叫鞫司，也叫推司，狱司；判决机关叫谳司，也叫法司。尉司、推司、法司是三个部门，分别拥有逮捕、审讯和判决三种权力之一种，共同构成办案全过程。

这就有点像唐代的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每个部门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这种将一个流程分为三段，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和以权谋私，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缉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在县，原则之一是重证据轻口供。仁宗嘉祐年间，鄠县（鄠读如户，今陕西省户县）县民某甲借哥哥某乙房子住，在地下挖出了铜钱。某乙的儿子某丙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到县衙起诉，主张权利。

此事死无对证，知县左右为难，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颢（读如浩），当时正好担任鄠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于是，他接过案子询问原告：你父亲埋铜钱，是在什么时候？

某丙答：四十年前。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进士。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与程颐并称“二程”。

程颢当庭出示证据说：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一般不过六年左右，之后便使用新钱。这些挖出的铜钱，铸造时间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请问做何解释？

某丙不得不承认是妄诉。

当然，程颢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如果是刑事案，则不但要重证据，而且要重程序。

按照制度，缉捕部门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自己是不能定罪的，必须交给审讯机关。审讯机关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录下口供等等，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重新再问一遍，叫录问，也叫虑问、虑囚。

宋代司法高度重视二审。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必须到邻州借调法官。如果是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叫聚录。如果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二审法官还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仁宗时期，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破获一起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在一审供认不讳，二审法官张奕却不肯轻信。他问被告：你是如何作案的？

被告答：用瓦罐装着火种，点燃竹子放火。

张奕问：你的作案工具呢？

被告答：埋在某处。

张奕前往查看，果然发现了这两样东西。张奕说：纵火发生在三年前，瓦罐和竹子却是崭新的，不可疑吗？

结果查明，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是如何制造的？主谋和胁从都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对不起，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按照宋代司法制度，那位一审法官是要被追究责任的。[4]

二审如果没有发现问题，被告也不喊冤，就交给判决机关定谳。程序则有四道：先由一位法官找出适用法律，叫检法；再由另一位法官写出判词，叫拟判；然后再由同级官员组成合议庭，审核；最后由长官认可，签署判决书。

在上述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太宗皇帝就亲自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击鼓鸣冤的，是开封市民王元吉之妻。元吉被诬告毒死继母，入狱后屈打成招。此案由于陛下亲任大法官，很快就查明真相。主审法官和作伪证的法医受到处分，直接责任人则被带到御前。皇帝说：你是怎么刑讯逼供的？在你身上也来一遍吧！结果那家伙刚一受刑，便鬼哭狼嚎。

于是太宗对宰相们说：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州县？[5]

《宋刑统》是两宋判决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刊行的成文法。图中的“问曰”、“答曰”、“议曰”展示了判例的重要性。这里选取的案例关于任官和侍奉亲老的取舍问题，反映了礼与法的冲突和处理。

他还说：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6]

事实上，这位皇帝平反的错案恐怕不比包拯少。更难得的是，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如此说来，太宗之后，该没有冤情了吧？

对不起，有的。狄青之死就是。

[1]见《水浒传》引首。

[2]以上见《宋史·包拯传》。

[3]这个观点见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以下无另注者，均见该书及其所引各历史文献。

[4]此案见《苏魏公文集》卷五十八《张君墓志铭》。主人翁张奕在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中写作张亦。

[5]见《宋史·刑法志二》。

[6]见《宋史·刑法志一》。

狄青之死

狄青出现在战场，总是戴着铜面具。[7]

没人真正知道这是为什么，所有解释都是猜测。通常的理解是为了吓唬对手，因为同时还要披头散发。问题是狄青之锐不可当足以让人闻风丧胆，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所以，也有人说是他长得太俊。

这是有可能的。狄青的儿子狄咏就漂亮之极，被时尚界称为“人样子”。宋哲宗为自己挑姐夫，也说要长得像狄咏那样才行。还有人说，狄青在军中服役时，由于两手如玉而让长官大为惊诧。倘若如此，对敌人确实没有威慑力。[8]

相反的意见是遮丑。宋代为了社会安定，常常将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编入行伍，狄青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的脸上跟宋江、林冲一样，也有“刺配军州”的印记。

刺配是因为代兄受过。当时他哥哥狄素在河里打架淹死了一个人，十六岁的狄青却对村干部说：人是我杀的，死没死还不一定，让我救了再说。于是将这家伙倒提起来，那倒霉鬼在吐出许多水以后，居然重返世间。[9]

这就是杀人未遂了。因此脸上刺字，送入地方军。

当然，也有人说此事仅仅因为参军，与犯法无关，因为当时的军人都要刺字。但不管怎么说，脸上有那印记总归是不体面的，就连某妓女在劝酒时也叫狄青为“斑儿”。还有文官公然取笑他，说狄大人那两行字越来越好看了。

狄青说：喜欢吗？要不也送你一行。[10]

如此看来，戴铜面具并不难理解。

可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因为仁宗皇帝曾经让他用药去掉刺字，狄青却表示不敢奉诏。他说：陛下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臣感激涕零。然而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就因为有这个印记。因此，愿将刺字留在脸上，以激励部下。

仁宗尊重了狄青的选择，尽管那时他已是高级军官。

实际上，戴着铜面具冲锋陷阵的狄青，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据统计，四年之中，他参加大小战斗共二十五次，身上中箭八处，狄青却越战越勇。那时，大宋官军对西夏畏之如虎，西夏却敬畏地称狄青为天使。只要狄天使的身影出现在阵前，他们便魂飞魄散，抱头鼠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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