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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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问：李诚莫非与此案无关？

侯叔献说：正是。说起来李诚也是本朝吏员，并非拿了公款却未购买箭杆之人。他欠了国债，是因为在之前的洪水期间未能及时抢救公物，被勒令赔偿。

来人问：估算损失多少？

侯叔献答：五千贯。

来人大吃一惊：这确实是冤案了。

又问：当时的州县为什么不替李诚说明？

侯叔献答：他们不敢。

来人问：侯县尉的意思，莫非要为李诚平反？

侯叔献苦笑叹息：平反昭雪并不可能。不过，李诚虽然已经作古，孙子还在。即便不能将田产归还，好歹将价格定低一点，让李家把庄园买回去，也算还他一个公道。

来人倒也爽快：那就减去五千。

于是，侯叔献召来了李诚的孙子。

李诚的孙子这时其实不能叫作少庄主，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事。当时的平民，称父母官为公祖。于是李诚之孙便十分为难地回答说：公祖厚爱，恩同再造。只是小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定价再低，也买不起。

侯叔献却说：我自有办法。

办法在租种庄园田地的佃户，也就是庄客那里。李诚庄园充公了，佃户没有充公，侯叔献便跟他们算账：你们祖祖辈辈租种李家的田地，都已经脱贫致富。现在官府要拍卖李家庄园。如果被别人买去，你们就得退租还田，在庄园里盖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实在不如凑钱帮李家买回，李家也保证你们长为佃户。主客和衷共济，岂非两全其美？

庄客们都说：愿从公祖之言。

李诚的孙子这才重新成为少庄主。[1]

这就是“李诚庄园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问题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诚庄园八十多年卖不出去，竟无一任地方官员过问，岂非咄咄怪事？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宋代的州县根本就没有长官，只有知事，叫知县和知州，全称“知某州事”或“知某县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县工作。有的还称“权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员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得过且过。就连身为县尉的侯叔献，处理此案凭的也不是职责，而是良心。

宋，为什么要把县令和刺史改为知县和知州？

为了中央集权。

集权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务，甚至只是为中央政府敛财。因此，不能有维护州县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县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衔。看起来是高配，实际上是集权。

不过，凡事有弊有利。正因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无意过多干预，反倒会网开一面，听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模式和特色。表现于城市，就是市井；表现于农村，则是庄园。[2]

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诚家，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户户高楼大院，丰衣足食。这在西周，便已是一个邦国的规模。标价二万贯，其实不多。

这就让人想起东汉魏晋的坞堡。

坞堡原本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或设防的农庄，后来则发展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它的情况很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有森严的壁垒，也有私人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乱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墙和护城河，以及全副武装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难怪祝家庄的佃户每家两把朴刀了。

不过，祝家庄却是特例，宋代庄园与东汉魏晋的坞堡也有本质区别。坞堡有号称部曲的私兵，庄园没有。都有的是佃户。但，东汉魏晋的佃户与坞主之间，是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部曲就更是。宋代的庄客与庄主却是租赁关系，也是契约关系。所以，李诚庄园被充了公，佃户们却照样种他们的地。只不过老板变成了官家，地租上交县衙而已。[3]

当然，庄园如果卖给别人，新庄主也就有权解约。反过来也一样。佃户不满意，也可以一走了之，庄主没有任何权力阻拦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庄的庄客发家致富了，舍不得走，所以侯叔献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出得起钱。[4]

这就跟东汉魏晋甚至隋唐都不同。[5]

典型的宋代庄园，大约是史家庄那样的：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鸡鸭成群。墙外桃红柳绿，墙内人丁兴旺。庄主则端坐草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庄客打理。如果有王进那样的落难之人前来投宿，也能受到款待。[6]

那么，宋代庄园兴旺发达，原因何在？

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市场需求。

我们知道，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如李诚庄客，也是客户。客户最多的时候，竟占到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在哪里呢？当然是李诚们的庄园。

庄园多半是买下来的，也有开荒开出来的。但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承认其合法，甚至鼓励。也就是说，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宋代庄园留存至今的已不可见，这是以明清时代地主庄园为蓝本创作的庄园鸟瞰图。这个庄园前有河流环护，后倚青山翠柏，可谓豪族所在。

这样一种放任宽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于是，土地被商品化并投放市场，甚至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转手买卖，大大小小的庄园当然林立于天下。

实际上，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7]

与庄园同时兴起的，是各种专业化的农场。今天安徽省铜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时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种萝卜，然后经由长江运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出售。可见当时市场化程度之高，农业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见农村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只有揭开宋代城市的面纱，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经济生活的芳容。[8]

那就进城看看。

[1]事见（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八，亦见钱穆《中国经济史》。但钱穆书记忆有误，此处以魏泰书为依据。

[2]关于宋代的这一政治特色，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3]关于东汉魏晋部曲、佃户与坞堡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宋代庄客与庄主的契约关系，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4]庄客的迁徙自由，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5]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宋代才有庄园。请参看钱穆《中国经济史》及整理者叶龙注。

[6]请参看《水浒传》

第二回。

[7]以上论述所据史实均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但该书所论并非庄园经济。

[8]此处所述金陵萝卜一事见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及原注，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观点引自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城市

冬季黎明时分的开封有点冷清。夜市已经结束，早市尚未开张，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没上班，只有一个肥肥胖胖穿着裘皮大衣的人在尚书省门前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外地人，而且差点被杀。

此人的身份是案发之后弄清楚的。原来，他是由于参加官员选拔，要到吏部递交履历和申请表而来到开封。跟所有初来乍到的土包子一样，这位候补官员完全找不着北，后来走进那家茶馆也就不足为奇。也许在这个寒冷的早晨，他决定接受店家的建议，先泡个澡，吃点东西喝杯茶，然后神清气爽去见官。要知道，当时开封的茶馆是附设浴室的，伙计们脸上也一定堆满了冬日和阳般温暖灿烂的笑容。

没想到，他刚刚掀开门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条。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过去。

原来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伙计早在此人张望徘徊于尚书省门前时，就一眼看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羊，立即决定干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后眉飞色舞地说：哈！不算衣服，单单这家伙一身肥肉就很能卖些价钱。

歹徒们决定等尸体凉了以后再剥皮。

昏过去的人却醒了过来。也许这就是胖的好处：不容易被勒死。更幸运的是，街上传来了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开道的鸣锣声。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跃而起，冲出门去高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黑店伙计十分尴尬，装模作样说：官人莫非疯了？

开封府尹却不认为那人疯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员冲进浴室逐一掀开盖板，地窖里居然还有三具尸体。

人赃俱获，此案当即告破。[9]

这就是发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开封浴室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却让人震惊。人肉包子的故事，只应该发生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吧？就算现实中确有其事，开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脚下，怎么也会有此黑店？

不好说，但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到宋，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于汉唐。

那么，宋都与唐都，有什么不同？

长安、洛阳两幅图中，深色部分为皇城、宫城，浅色部分为商业区。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开封不再有浅色部分，除皇城、宫城外，全城均可从事贸易。

区别在体制。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10]

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和洛阳就一定没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约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于沿海城市，其特点是半夜开市，鸡鸣即散，据说很能买到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东西很可能是走私的，营业税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缴纳。显然，鬼市其实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11]

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东西未必来路不明，天亮散伙则可以肯定。[12]

看来，开封城的茶馆还真有点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这当然有原因，也有过程。我们知道，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变成首都，房屋不够，民众只好侵街建房。这些违章建筑的门，当然都是面街的。面街当然比墙内更方便做生意，门市部由此诞生。

结果是什么呢？

所有的坊都见贤思齐，纷纷破墙开店。这时，当局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面对现实。但，如果坚持原来的制度，又不想因为强拆而激怒民众，那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当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交汇之处，水路运输的交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请问怎样用坊墙圈起来？

也只好彻底放手，尽管刚开始时并不情愿。[13]

于是到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难怪可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了。[14]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或者说，消费型商业城市。[15]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阳光和叫卖声透过竹帘传进室内，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16]

据《清明上河图》后半段部分。图中可见驼队、商贩和行人。画面右侧是城门。

市场的种类也多。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鲁智深曾经投靠的大相国寺，便每月开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绣。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让文彦博这样的士大夫皱起眉头。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没有城管来过问，治安和防火却抓得很紧。开封城内，每三百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五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17]

这实在已经是相当现代和文明的城市。

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则应该在六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十万人。[18]

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草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海外贸易也一样。

[9]见张元济辑录（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八。

[10]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11]见（唐）郑熊《番禺杂记》。该书所说鬼市应该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出现“鬼市子”一词，由此推论长安和洛阳在晚唐时期也可能有。

[12]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关鬼市的原文是：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李合群注认为博易即贸易，因此鬼市即早市。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认为博易是赌博，则鬼市仍是黑市。

[13]以上所述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4]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经济形态由封闭型的坊市制转变为开放型的街市制，最早由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然后由我国学者宁欣等人推进，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详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另，坊市制也称里坊制，街市制也称街巷制，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5]消费型商业城市的说法，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6]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17]以上所述大相国寺庙会、御街、治安消防，依次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卷二及李合群注、卷三。

[18]太宗皇帝时开封的人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条。其余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开封与欧洲城市之比较，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9]以上所述宋代镇与市的情况，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海外贸易

林冲出场时，手里有一把折扇。[20]

这很时尚。

中国很早就有扇子，但汉唐只有团扇和羽扇，而且男女有别。团扇是女人用的：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羽扇则是男人用的：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当然，风流倜傥如周公瑾，天生丽质如杨玉环，都没有折扇。[21]

折扇宋代才有，是从高丽进口的日本货。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其实这种风气宋代恐怕就有，否则金章宗完颜璟便不会这样描写折扇：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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