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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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太祖皇帝在园子里用弹弓打麻雀，一个名叫张霭的监察官员却紧急求见。原本兴致勃勃的太祖，只好放下弹弓接见了他。然而此人说了半天，全都是鸡毛蒜皮。于是皇帝勃然大怒：你说的事有那么急吗？

张霭说：总比打麻雀急一点。

太祖气得发抖，拿起斧柄就敲落了张霭两颗牙齿。

张霭却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牙齿放在袖中。

太祖冷笑：怎么着，拿去做证据控告朕吗？

张霭答：告是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在案。

太祖只好赔礼道歉。[19]

显然，太祖赵匡胤脾气并不好，自尊心也强，更不认为臣僚可以跟皇帝平等。但是他有追求，希望长治久安；也有敬畏，害怕留下骂名。所以，他比其他军阀头子克制。

如果不克制呢？就变成五代之后第六代了。

因此，太祖皇帝能克制就克制，他的臣僚比如赵普也能坚持就坚持。有一次，赵普推荐一个人任某职。申请报告交上去，太祖不批。第二天，又交同一份报告，又不批。到第三天，推荐如故，气得皇帝将奏折撕碎，扔到了地上。

赵普却面不改色，一片片捡起来。

过了几天，撕碎的奏折被粘贴完整再次送达御前。

太祖也只好没了脾气。

又一次，还是为了任命，皇帝跟宰相顶起来。

太祖说：朕就不批，你能把我怎么样？

赵普说：有罪当罚，有功该赏，古今如此。何况刑罚也罢奖赏也好，乃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怎么能以个人好恶来决定贬责和升迁呢？

太祖大怒，站起来就走。

赵普则不紧不慢亦步亦趋跟着走。太祖走进宫里，赵普就站在门口，一站就是半天。太祖又只好没了脾气。他派人从宫中传出话来：朕准了，照宰相的意见办。[20]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却恰恰证明，帝王就是帝王，大宋也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赵匡胤的祖宗家法更不具有“宪章”的性质，反倒是专制的铁证。因为这故事和那约法的潜在前提是：皇权无限制。皇帝真要杀人，或者硬不批准某项任命，天下人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忍着。

赵匡胤，只不过碰巧选择了开明专制。

同样碰巧的是，他也有人情味。

说起来赵匡胤也是性情中人。他当了皇帝以后，仍常常到臣僚家里串门。去得多的是赵普家，以至于赵普退朝之后都不敢换衣服。某夜漫天大雪，太祖居然也推门而入。始料未及的赵普刚刚换了便衣，狼狈不堪，皇帝却毫不在意地大喊“嫂子烤肉来吃”，结果是君臣相谈甚欢。[21]

这样人性化的管理，当然很得人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绘制的《雪夜访普图》表现了“雪夜访普”的历史场景。在这幅图中，赵匡胤和赵普都坐在榻上，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椅子，却并不盛行。此画为绢本设色，纵143.3厘米，横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如此随意，有时也会让臣僚紧张。又一次，太祖突然来到赵普家，只见屋檐下放了许多坛坛罐罐，都是吴越王从杭州送来的。太祖说：海货可是好东西，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赵普跪下来磕头：臣实不知情，否则就奏闻陛下了。

太祖却哈哈大笑：无妨，尽管拿去用。那些家伙，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在做主呢！[22]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事实上，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而要实现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又首先要限制和分割宰相之权。

[15]据《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16]此事始见于南宋笔记《避暑漫抄》。此书作者或称陆游，或称叶梦得，或误为叶梦得《避暑录话》。碑文亦见于（明）王夫之《宋论》卷一，但与《避暑漫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处综合两书之说。另，《宋史·曹勋传》等书也有类似说法。不过，学术界也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17]见（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但据《宋史·章惇传》，章惇后来也要杀人，被哲宗皇帝拒绝，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18]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

[19]见（明）张岱《夜航船》卷六。司马光《涑水记闻》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亦载此事，但未言明当事人是张霭。

[20]以上见《宋史·赵普传》。

[21]见《宋史·赵普传》。

[22]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和《宋史·赵普传》。

集权

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矛盾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帝国制度创立之初，统治者或重法术，或贵黄老，都主张君主无为、臣僚执政，因此皇帝和宰相的责权利也很明晰：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天下的统一和主权；宰相是政府首脑，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实际管理国家，并向皇帝负责。相府和皇宫各就各位，不相混淆。[23]

然而这个制度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能满意，于是用大司马为魁的内朝架空丞相为首的外朝，皇帝实际上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这种做法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执政能力，大权就会落入外戚、权臣甚至宦官手里，汉帝国也最终因此而灭亡。

隋唐吸取两汉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宰相制度。相权仍然存在，但被分割为决策、审核、执行三个环节，对应地产生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部门。中书门下合为政事堂，称为政府，以取代两汉的相府。政府组成人员是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是宰相。不像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人。

换言之，汉有国务总理，唐只有国务委员。

显然，唐代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分割削弱相权，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为了提高效率，尚书省负责人退出政事堂会议，成为纯粹的执行者；中书和门下则合并办公，不再相互制衡。再加上宰相人数没有一定之规，结果就出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大权独揽的局面，安史之乱随之而起。

结论是：汉制和唐制，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宋，就得改制。

改制的办法，是横一刀，竖两刀，再补一刀。横一刀就是把宰相分为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其次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都叫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叫宰执。这是唐代没有的。

竖两刀，就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块。行政权归政事堂，也叫政府、东府。宋代政府在名义上也跟唐代一样，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但门下、尚书两省形同虚设，只有中书省在宫中，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因此叫中堂。后世把相当于宰相的人叫作中堂，来历就在这里。

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府，实行一省制，缘由也如此。

掌握军政权的是枢密院，也叫枢府、西府。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副长官叫枢密副使。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而且也是执政，因此又叫枢相。

政府和枢府，合起来叫“二府”。

财政权则划归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副长官叫三司副使。三司使的地位比执政略低，权力却不小，号称计相，三司则叫作计省。[24]

计省、枢府、政府，各司其职；计相、枢相、宰相，互不统属。真正集大权于一身的，只能是皇帝。

这就叫“二府三司制”。

然而赵宋皇帝仍不满足，还要再补一刀，也就是让台官和垣官来制约宰相。台官就是监察官员，由于监察机关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所以御史叫台官。同样，由于言谏机关叫谏垣，所以言谏官员叫垣官。合起来，就叫台垣。

不过，台和垣在唐代是有分工的：垣官劝谏皇帝，台官监察官员。宋代却合为一体，统统用来对付臣僚。言谏监察官员如果上任百日无所弹劾，就要撤职，还要罚款。

表中横排为大类和具体官职名，竖排为执行机构名。

这就逼得台官和垣官没事找事，与宰相的关系更是极为紧张。的确，宰相们要办实事，台垣却要找麻烦，岂能不势同水火？显然，如此挑动臣僚斗臣僚，虽能维护皇权，却也后患无穷。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代之所以“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终至“日削以亡”，即始于此。[25]

可惜折腾完宰相，还要折腾官员。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大名鼎鼎的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就因为有“龙图阁直学士”之职。[26]

那么，官和差又有什么区别？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所以叫正官、本官、阶官、寄禄官。宋代，做此官则行此礼，也享受此待遇，却未必管此事。管什么事，要看差。

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比如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当然宰相，宋代则还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甚而至于，中书令如果没有“判中书省事”之差，那就连中书省的事也不能管。同样，只要有此差遣，哪怕官衔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反倒管得。

这可真是云山雾罩弯弯绕。

问题是，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

一手官衔，一手差遣，皇帝岂非左右逢源？

后果却很严重。

弊端之一，是一大堆官员没有事做，同时又有一大堆事情没有人做。因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名义上都有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如果没有差遣，就不能管事。他们也不清楚该做什么，只能闲着。结果是：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朝廷内外，一片混乱。[27]

因此，宋代行政效率颇低。有一次，太祖皇帝想要一个熏笼，却好几天都送不来。皇帝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臣僚答：在走程序。

太祖大怒：我在民间时，几十块钱就能买个熏笼，贵为天子反倒数日而不可得，简直岂有此理！

赵普只好打圆场：定这程序，是怕后代奢华。[28]

就事论事，赵普未尝没有道理。但，庞大的机构，复杂的关系，势必造成政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甚至拆台。比如景德四年（1007），一个名叫杨士元的人就同时接到两份不同的任命：中书省让他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当二把手，枢密院却任命他为大内香药库总监。此事最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中央政府大摆乌龙却不能不说是弊端。[29]

另一个弊端是人浮于事，冗员满朝。皇帝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就像民国某军阀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宋代经济繁荣却又财政困难，这是原因之一。同样糟糕的是，由于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找不着北，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临时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之风弥漫于官场，挥之不去。

然而历代皇帝都不以为非。因为赵宋革新的核心，就是强化皇权。这才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祖宗家法，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却都心领神会。所以在监察部门之外，还有直属皇帝的考核部门，起先叫磨勘院，后来叫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对付京朝官和地方官；神宗时则改为东院考核文官，西院考核武官。宋代的官，并不那么好当。[30]

奇怪的是，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于是，就有了官本位。

[23]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秉承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主张君无为而臣有责，人不治而法自治，明主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

[24]以上见《宋史·职官志》之一、之二。

[25]见王夫之《宋论》卷四。

[26]见《宋史·包拯传》。

[27]见《宋史·职官志一》。

[28]见（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九。

[29]见（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和《宋史·职官志二》。

[30]本节所述宋代官制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官本位

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31]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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