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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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湘军大营里的身份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主管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曾国藩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采极为赏识，因而李鸿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曾轰动一时的《参翁同书片》就是出自这段时间。

李鸿章反对曾国藩移师祁门，并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段冲突的后果就是李鸿章负气离开湘军大营。

李鸿章离去后局势的发展，让曾国藩更加见识到李鸿章的价值。首先，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预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其次，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文牍，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曾国藩于是想到让李鸿章回来，这时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意思是说，李鸿章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一飞冲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挡不住他飞黄腾达的脚步。既然如此，这个人情与其让别人做，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他早晚会飞黄腾达，我们帮助了他，好歹还落得个人情。可如果我们不肯帮他，等他发达之后，可能会怨恨我们，你说这是何苦？

李鸿章也并非真的要与曾国藩彻底决裂，当曾国藩把祁门大营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并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

曾国藩趁热打铁，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于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回归，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

此后，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李鸿章顺利当上了江苏巡抚，同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之所以极力推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去解上海之围，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国藩为自己日后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国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来解决湘军的粮饷问题。派李鸿章去，也是出于对李鸿章的信任。但实际的效果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十分体谅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信后，他决定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是因为曾国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军的准备。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借口是湘军“暮气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曾国藩知道军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意义，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军之前，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并在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因为“湘淮一家”，这其实是对湘军实力的变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对社会，而不是关上门一个人孤芳自赏。要被人需要，而不单纯需要别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一定要有“卖点”，卖点越突出，价值越大。李鸿章是一个“卖点”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卖点，为曾国藩所需要，让他成为曾国藩的臂膀，当然也自然让曾国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护和提拔的名单。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而曾国藩之所以不遗余力培养和支持李鸿章，无非就是看到李鸿章“青出于蓝”的潜力，而李鸿章在为曾国藩所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撑。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李鸿章死后十年，清王朝也倒塌了。这并不仅仅是偶然，李鸿章的倒下，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慈禧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主子，她不需要英年有为，也不需要开天辟地，她只不过是想维持清王朝的存在，最大化地满足她的权力和欲望。但慈禧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她需要的人是先奴后才。而这些，与李鸿章“裱糊匠”的定位是十分贴切的。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李鸿章一个“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慈禧太后丧权辱国时代又给了善于周旋的李鸿章一个“腾达”的机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既不动摇清廷祖制，又有利于清廷统治根基的苟延残喘：这自然符合慈禧的要求。

李鸿章最让慈禧倚重的，是出色的外交能力。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而一贯和平的主张，自然有利于其和洋人打交道。慈禧对李鸿章外交能力的倚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庚子事变。

因为久受列强欺压，慈禧对列强是心怀痛恨的。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曾经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法国大使馆派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遭到一些洋务派大臣和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后“以拳御洋”；而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 “剿拳和洋”。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

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此时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运动的危险。六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慈禧并未理会。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二十公里。到十九日，大清国固执地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同时不断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九月八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李鸿章每次走到台前，都是受命于危难。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只能依仗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

为了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才是这个帝国最后一点体面，也是这个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李鸿章要回北京了！北京城里的人高兴地私下相告。

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北京城里乱得一塌糊涂。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却有十分之七。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人能出来结束这场混乱，而能够结束这场混乱的，在大清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鸿章。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许多满人主张把仍在南方的李鸿章杀掉，以谢国人。《齐如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当时的情形：“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为慢，大家又怨恨。”“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是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都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来了一定有办法。”

所有的人开始庆幸中国有个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这天，外国使节纷纷来到总督衙门向他道贺。大家入座后，好长时间也不见李鸿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烦了，李鸿章才不紧不慢地踱入客厅，向各位使节打了个招呼，便招手让随从替他脱去外衣，另换一套。他一边同洋人说着话，一边慢腾腾地伸出胳膊，让随从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无人。边说还边比比画画，说到兴奋处，他手势不断，随从们只好在一边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换了半个多小时。各国使节没有办法，耐心地领受这位总督新的外交“规矩”。

李鸿章还定过一个规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总督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外国使节到来，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来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仅这一项开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几千两银子。到李鸿章做总督，等到酒果端上来，李鸿章当着公使们的面，挥了挥手，喝令“撤下”，并当场立下新规矩：今后凡外国公使初来本衙门，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来，则不必客气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其实，十九世纪是 “宰相的时代”。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李鸿章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对李鸿章来讲并不惊讶，因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有来自政敌的，也有来自洋务派内部的。面对这些攻击，李鸿章很淡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人面对各派势力的攻击仍岿然不动，当然这与他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分不开的。李鸿章从来不缺反对者，但也从来不缺支持者，这是其屹立官场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光绪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要求他们“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恼羞成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

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唯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唯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唯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虽然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一直是李鸿章想做但没有做到的，李鸿章虽然不赞成维新派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想法，则是双手赞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革命派中，对李鸿章寄予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并说“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首先想到李鸿章。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李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后来，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已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却成了各派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方便实用的桥梁。各个派别，谁得到了李鸿章，谁就在大清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维新派需要李鸿章明里暗里的维护和支持，革命派需要借李鸿章扯出自己的大旗。不过，现在最需要李鸿章的，其实是朝廷，在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北京那个烂摊子需要有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强有力的人去收拾，而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

其实，早在朝廷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慈禧就不断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要李鸿章北上，实际是无奈之下要为议和做准备之意。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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