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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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 “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第六章 深厚的根基是屹立不倒的关键

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在战场上，自己往前冲的时候，自己的后背谁来掩护？当然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师徒关系，两个人当然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常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对方，而最经常的合作方式是：一人负责领兵，一人负责筹饷。

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解围上海，就是为了把上海变成湘军的后方粮饷基地。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李鸿章带兵入沪之后，不负众望，不仅在战争中成为湘军有力的援手，也确实源源不断地把饷银从上海运输给湘军。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冲突。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

但翅膀硬了之后的李鸿章，不但不想归还，连曾国藩借用一下，李鸿章都霸住不给了。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跟左宗棠抱怨：“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此事刚过不久，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最终也无计可施。

二人之间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这些矛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李鸿章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对于李鸿章的油滑，曾国藩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放心的人。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李两人在政坛上更是互为攻守。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而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

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并且叮嘱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后来，李鸿章又建议两人对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不让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们两人极其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争论，清廷无奈只能维持现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对“两江”的控制。

后来，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

于是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

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两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性。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所说的“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

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

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从很多事情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鸿章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与朝廷争夺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与曾国藩相互配合。

李鸿章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鸿章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不仅有启发提携之功，而且在官场上对李鸿章处处维护，在利益上对李鸿章处处迁就。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自己打头阵，让李鸿章殿后的同时，名利双收。李鸿章能成为政坛不倒翁，不管是在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在实际的人脉关系上，都与曾国藩给其打下的深厚根基有很大的关系。

2.联姻，打牢根基的捷径

通过联姻，形成庞大的关系网络，这是扩充实力的重要方法。

李鸿章自然知道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李鸿章家族的众多联姻对象中，既有其赖以发家的淮军铁杆哥们，也有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更有富甲一方的殷实大户。他们之间形成了你家有我，我家有你，代代相因，互相支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李鸿章起家靠的是淮军，最相信的当然也是淮军，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待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李鸿章十分重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姻亲关系加强了李鸿章对淮军的统治，维系了淮系集团内部的亲和力，同时也是淮军哥儿们依附李家的一种方式。

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

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这种绕口的裙带关系，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这个网络更加扩大了宗族。

除了在淮军内部联姻之外，李鸿章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以笼络。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

1845年，他按照家人安排与周氏联姻，直至1861年原配周氏去世。之后，李鸿章娶了安徽太湖一个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赵小莲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1796）的状元赵文楷。自赵文楷起，赵氏祖孙四代进士。赵小莲的父亲赵畇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赵小莲是赵畇的次女，赵小莲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

李鸿章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继室赵小莲。相传，赵小莲有“旺夫运”，从1863年到1892年，她嫁到李家的三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三十年：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

李鸿章兄弟六个，李鸿章排行老二。老大李瀚章，李鸿章之下，有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李鸿章发迹之后，首先捞到好处的自然是自己的兄弟们。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安庆城里的一个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大哥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

李鸿章自己孩子少，其他几个兄弟孩子却不少，尤其大哥李瀚章有11个儿子，这就为李鸿章通过联姻延伸自己实力提供了先决条件。

继李鸿章与赵家联姻之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李经义娶赵畇孙女，李经义之子国筠娶赵畇曾孙女。

联姻，是李鸿章迅速在地方扎根的重要方法。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

联姻，还是淮军将领解决宗族矛盾、联合本地势力的好办法。

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于是 “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淮军内部及与其他势力的联姻，都不仅仅是“门当户对”选择的结果，通过联姻，宗族之间发生横向联系，提高和巩固各自的地位，进而以姻亲形成更加庞大而坚固的宗族势力，在各类政治力量风云际会的晚清基层社会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地发展。

李鸿章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也十分重视通过与地方上的官僚家族联姻来巩固李氏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如大哥李瀚章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曾国藩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光绪帝皇妃的堂侄女……都和李家成了亲戚。他们在壮大了李氏家族的同时还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在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女儿菊耦名声颇为响亮，她与张佩纶的传奇婚姻，曾引起世人的关注。张佩纶结过两次婚，晚清有名的大炮筒子，当时已年近四旬，由于他在福建马尾海战中的错误指挥，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背上了罪臣的名声。

但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学，并没有嫌弃他，毅然决然要将最心爱的女儿嫁给这中年男子。据说当时赵氏夫人哭闹着不让最心爱的女儿过门，只因菊耦也十分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只好作罢。这位菊耦小姐的孙女便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

在政坛上，有背景很关键，有根基也很关键。而联姻，是打牢自己根基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联姻，李鸿章与朝廷的权贵和地方的实力派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又通过联姻，把淮军建成了地道的“李家军”。这张四面八方延伸的关系网，成为李鸿章屹立不倒最有力的支撑。

3.铁杆部下是驰骋官场的强大后盾

李鸿章一生当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自然非曾国藩莫属，而说起对他帮助最大的部下，当数刘铭传。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如果有几个跟随自己的铁杆部下，而且有勇有谋，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了，如果再唯自己马首是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刘铭传就是李鸿章的这样一个铁杆部下。

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起先却并无来往。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刘铭传看到“棋局渐分明”，太平天国必将失败，遂率众加入淮军，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刘铭传智勇过人，不同凡响，深受李鸿章欣赏。1862年5月，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井然有秩。刘铭传的“应变之才”给李鸿章以极深的印象，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两年时间，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并赏穿黄马褂。

刘铭传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九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十一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毕乃尔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六营，共十八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幕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李鸿章一生在军事上有两大成就，一是平太平军，二是剿捻。刘铭传为李鸿章平定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剿捻战争中，刘铭传更是功不可没。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

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三百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壕沟，每营负责三里宽的防御正面。捻军虽然一度突围，但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

刘铭传名士味甚重，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他把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知己，随时听候李鸿章差遣。

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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