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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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李鸿章的失败，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曾国藩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的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目的只是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定位的错误，让他再次做出错误的决定。结果更加惨不忍睹。

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1858年冬，李鸿章决定去投奔老师曾国藩。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李鸿章虽然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他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府。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回到自己身边。

这次的出走与回归，让李鸿章彻底明白了两点：第一，曾国藩不是一个好老板，其他的老板更不靠谱；第二，连曾国藩都让自己不如意，那能让自己如意的，只有自己了。

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不过，李鸿章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正确定位，就是自己要有一番大作为，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机会还会来吗？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使者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些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

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上海，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

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那个挑肥拣瘦，只想跟着别人赚点小便宜的李鸿章了，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自立门户，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李鸿章。果然，后来的赫赫战功证明了李鸿章的定位是正确的。

此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一个意气书生，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栋梁——李鸿章。而准确定位之后的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十年屹立不倒。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当然，被人非议，只能说明做事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说明就会被打倒。李鸿章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打而不倒，这和李鸿章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

有感于时事的艰难，李鸿章曾经无奈地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是李鸿章对自己目标的准确表述：第一，他是改革者，总是想通过各种修修补补来让这个王朝焕发生机。所以，中兴，是李鸿章的追求。第二，与维新派相比，他思想保守；与保守派相比，他又太过激进。在主战派面前，他是彻底的投降派；在主和派面前，他又太不淡定。甚至，在帝后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显得格外超然。

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的立场都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坚定不移。尽管有时候这种立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不愿赴日本谈判，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去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卖国贼这个帽子他是戴定了。但在国内国外“只认李鸿章”的形势下，李鸿章还是出发了。在日本谈判结束后，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大清国时，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他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大清国。八月二十八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尽管光绪很生气，但他生气的只是合约，并不是生李鸿章的气。因为换别人去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深知，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他更知道，现在的时局，缺少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谁来处理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乱局呢？颇负众望的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

朝廷在七月三日和六日两次催促他立刻北上，接着在七月八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此时义和团闹得正凶，慈禧也被她身后的满清权贵集团端郡王、刚毅等人所挟持。李鸿章回电说，先定内乱，如有眉目，即行启程，言外之意是我去了也无能为力，那么各方为何一致认为乱局非李鸿章梳理不可呢？

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政府所有的外交折冲的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琉球冲突、中法之战、甲午之战，他柔软而不失原则、圆滑而务实的外交风格获得了西方政治家们的尊重。当时很多外国人，包括后来研究李鸿章的汉学家、史学家都评价李鸿章是当时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一位清朝大臣。

但李鸿章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始终处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夹击当中，却总是似倒而没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被各方势力攻击，是因为他的定位的问题，而他始终不倒，也是因为其定位的问题：他始终代表着大清国当时最广大的臣民的利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只是代表当时，而没有代表未来。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攻击，他始终不倒，即便数次被冷落，甚至遭免职，一旦大清国遇到无法收拾的危局的时候，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走到台前。

李鸿章本来不想做裱糊匠的，他要做改革者，但能怎么办呢？

李鸿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努力。他比满清权贵还关心那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他勇于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他倾尽心血建水师、搞实业、办洋务，他一生不知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织布厂，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炼钢厂，第一个矿务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第一支中国海军……李鸿章为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倾尽精力却饱受骂名。然而，这些东西对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李鸿章被绑在大清朝这只破船上随风漂流，为了船走得更远，作为“船夫”的他竭尽全力修修补补，却无力回天……

李鸿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始终将倒而不倒，他始终将自己与清王朝连在一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他不得不以公敌的姿态出现，在血雨腥风的晚清王朝，李鸿章始终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这既是他的幸，却也是他的不幸。梁启超曾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了。

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却也对对方心存戒备。李鸿章和慈禧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全力保全大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当然，要想大清朝不倒，就要保证李鸿章不倒。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绝不是池中之物，不会长久寄人篱下。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不欢而散，是在咸丰十年（1860）。当时李鸿章是寄居在曾国藩的屋檐下，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两个人在是否在祁门这个地方设置总督衙门，以及在处置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导致李鸿章愤然离开曾府。虽然后来李鸿章还是回到曾国藩身边，但这个事件至少表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不惜代价；第二，李鸿章想要单飞，只不过没有更合适的机会，所以才又回到曾国藩身边。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终究是“自己人”，所以，当上海出现权力空缺的时候，曾国藩还是推荐了李鸿章，并且支持他建立了淮军。

虽然淮军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但湘军是湘军，淮军是淮军，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淮军带有很强的地方军队的性质，而老大就是李鸿章，没有李鸿章发话，谁的话淮军都不听，这种独立性很快就让李鸿章尝到了甜头。

李鸿章自立门户之后，立刻表现出了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精明。

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去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曾国藩希望李鸿章接管上海之后，可以解决湘军军饷捉襟见肘的困境。但这时的李鸿章手下也有数万的淮军需要银子供养，尽管曾国藩天天催促送钱来，但李鸿章还是用“和稀泥”的办法，一边不断跟曾国藩诉苦，一边又想办法送些银子给湘军，好让曾国藩无话可说。

面对已经成为同僚的学生，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一方面他需要李鸿章的帮助，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厉害就在于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能取代得了他。

李鸿章这种跟曾国藩“亲师生，明算账”的做派，同样让他满足了自身利益。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而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的封号，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慈禧的这种不信任缘自太平天国消灭之后，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除了外国列强之外，在国内，就只有一个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曾国藩觉得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一旦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当时，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而最锋利的那把剑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了解李鸿章，如若自己安分守己，李鸿章就永远是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拥兵造反，李鸿章很可能与自己反目成仇。面对李鸿章，曾国藩没有把握全身而退，一旦兵败，自己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认清形势的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朝廷立即就答应了。其实，慈禧固然很重视曾、李两股势力，但是又怕两者实力过强。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慈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她一直采取抑曾扬李的策略。李鸿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曾、李分野，李鸿章的做法固然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但在曾国藩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不如让给学生。另外，这样也替曾国藩解了围，如果这时李鸿章看不清形势，继续跟曾国藩站在一起，那真就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了。

最重要的一点，李鸿章这次站队，直接给自己带来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也让自己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曾国藩对自己不利，朝廷会帮自己说话；如果朝廷对自己不利，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理。

关键时刻的划清界限，让李鸿章名利双收。

曾国藩裁减了湘军之后，很快成了“孤家寡人”。而这时候捻军兴起，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朝廷下令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灭捻，而李鸿章接替老师成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手中无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李鸿章的淮军，但淮军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曾国藩根本指挥不动，他甚至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令告诉李鸿章，通过李鸿章的嘴来调动淮军。并且，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河防战略也嗤之以鼻，竟然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等言语讥讽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想让自己的淮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送死，更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就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在用兵上，李鸿章遥控指挥，干扰曾国藩的战术，甚至指使淮军将领以生病为由拒绝出战，这让曾国藩十分光火。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会成功。好在曾国藩现在已经有功高盖主之嫌，这场功劳让给学生也并无不可，最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曾国藩则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给李鸿章当起了“后勤部长”。

和而不同，这让李鸿章从与曾国藩的博弈中获益良多。在朝堂之外，他有恩师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朝堂内，为了借其压制曾国藩，朝廷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有如此两处强援，李鸿章左依右靠，自然不会倒。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造反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封建社会，不仅造反的行为很危险，即便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也会遭到镇压。

晚清的政坛上，李鸿章一直受到重用，但是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慈禧的手段是狠辣的，一旦察觉臣子的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政治权力，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而扬扬自得时，慈禧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想不被收拾，就要老老实实做好“奴才”。

自组建淮军担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就一直手握重兵。无论是在胆略上，还是资历上，他都要比朝廷诸多权贵强很多，但李鸿章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和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很多好事者都做过这样的设想：在后曾国藩时代，作为清朝最有实力的李鸿章，假如他代清自立，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历史上，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大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如果此对话属实的话，说明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此时的李鸿章如日中天，如果要自立，这无疑是最佳的时机了。李鸿章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像曾国藩那样宽宏大量的人，李鸿章都不愿居于其下，自然更不愿屈居于“妇人孺子”之下，跟一帮满清权贵来回倾轧。

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这时李鸿章不愿自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那是不会成功的”，说明李鸿章对自己还有清朝的实力是有清晰的认识的。那些认为李鸿章代清自立轻而易举的人，是太轻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实力了。表面上看来，李鸿章呼风唤雨，好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推翻清政府是举手之劳，其实不然。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候发展到极致，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之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即使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第二章 精明强干，能力是屹立不倒的资本

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官场上，先见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李鸿章在看人看事方面，总是有先见之明，这种宝贵的能力，能让他大致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且在事前就做针对性的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时毫无准备而导致的仓促和忙乱。多一分从容，就少一分失误；多一分准备，自然多一分胜算。

李鸿章的这种精明，首先表现在他对日本的看法上。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相比清政府的其他官僚，是更有远见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朝鲜当时是独立国家，是中国的“藩属”。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上了奏折——《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在此折后面提及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他相信通商可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当时，在清政府眼中，日本就是个“蕞尔小国”而已，对日本，李鸿章虽然在心底里也有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他对日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的。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对于朝鲜，李鸿章在给朝鲜的一封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做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而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对于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

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进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六千五百人入台，并运去洋炮二十门。同年十月，清政府却接受英、法、美等国的调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承认琉球国是日本的属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聚，改革非易。”

此时的世界，海洋已经不是隔绝与世界联系的屏障，而是敌人来犯的重要通道。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李鸿章开始筹建海防。

所谓筹建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北洋海军，拥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了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

北洋水师的兴建，是一场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海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观之日本，六年中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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