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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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曾有好长时间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和人口数量问题，但直到晚近，才达到眼下的这一境界，并把它归入我的“三大战役”。这也差不多使我成了“孤家寡人”，反对声一片。但事关重大，也顾不得许多，更不是为做“特殊独一人”了。
此篇发表于《读书》2010年第5期（文字有出入）；在这之前，《读书》杂志还为此组织了小型的讨论会。
在一篇书评中，作者旷新年劈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凭借人口（而不是资金、技术、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1）——我想，在历史上，何尝不是这样呢？——可惜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羔羊”，更成为“抹黑”中国历史的几大“罪状”之一。
今天，有了易富贤的“新人口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经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也可以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秦汉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但在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尽管今天人们对人口问题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2）
这就是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是“人口众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正面贡献。
所以我说：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3）
而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以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是中国历史里特别重要的一段。如果我们不再“隔裂历史”，就会发现，这几百年是“连着”的，从十八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4）终于显现出了一定的成果（尽管仍存在许多许多问题，如果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真是“吃祖宗饭”的“不肖子孙”了）。
在2007年年底，“金融风暴”到来之前，有哪一位不说中国经济已经“崛起”？尽管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也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来，但那些“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不管它“纠正”与否，都与一件事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有谁能够否认呢？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
这难道不是众多人口的伟大贡献，否则哪里来那么众多的劳动力（农民工）？没有那些劳动力，这些又怎么可能产生？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
今天太有必要把这些事儿说说清楚了。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在中国的粮食供给上，现在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用茅于轼先生的话来说）。这就足以打破任何传统的人口理论了。
作者继续写道，易富贤在他的著作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计划生育，则是“民族自杀政策”。
他尖锐的批评“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认为它是“反人性”“反伦理”的。易言之，其要害则是“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几百年前就存在了。如李中清和王丰曾经提出：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他们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5）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为此，同属加州学派的李伯重在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6）可惜的是，他的研究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很值得深入调查，既然它曾在那样一个广泛的地区实行。（7）
还有一点是人们认识不够的，即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乐见于，而不是限制人口的增长（这难道是一种罪过），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中国比较接近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家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汪士铎（8））。据说到十九世纪，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才兴起于的西方。（9）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也曾把能否养育更多的人口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10）对此，我们怎能都倒过来看呢？
当然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理性调节。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是“避孕”呢，还是“堕胎”——我称之为“砍杀人口”——如果今天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严重下降，——如官方公布，自1999年人口调查以来，到2007年年底，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二千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三千万，（11）——那我们确应像作者所说，该彻底反思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了（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与否）。
对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传统人口论的核心，是“仇恨”，起先恨的只是一个“阶级”（地主、资本家），现在则是（全）“人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心术”上的问题，难道不该反思？
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历史学的“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不止把“汉族”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少数民族”），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
但是，还有一点我是与原书作者不同的，就是我并不相信那套人口统计数字。我并不认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十三亿多，——也不喜欢那种以为几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对将来中国只剩下五亿、一亿的具体数字有何看法），——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有十五、六亿以上，（12）尽管很少人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但是，“假如”（万一）中国现在人口已达到十五亿，——一方面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产出，一方面造就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各位，我们的人口史观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大爆炸”？你还会对中国的“人口众多”抱有这样那样的“歧见”吗？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上条陈”，——老友高山几年前就曾找我，谈谈人口政策放宽的可能后果；他可能以为我了解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虽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学者很不一样，（13）——我关心的只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人口观：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们不该从头想一想吗？
二、对地主残酷剥削的质疑
自1996年，我开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经若干寒暑，终于写成《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也是前人没能给我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其艰辛可想而知，其关键则是要找到一个入手点，对我来说，就是“地租实收率”。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山东大学历史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编写，《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就分别叫做“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是有结果的，我想，首先就应该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收租簿，研究了地租的“实收率”。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处在下降之中，总括起来，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详见小书
第二章）。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一向都是研究的重点。据说，前者已获得了一些进展，后者则成为了“老大难”，地租率遂成为一个最难解的问题（详见
第一章）。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我们发现，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问题是，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三十），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另一派学者看来，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产量），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地租），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详见
第三章）？
如果我们承认，地租量的下降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升降没有什么关联，只是由于地主、佃户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在于，农民是怎样使地租量下降的？本书即用了很大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详见
第四章）。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恐怕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这些事在过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员卫廷璞奏：“迩来人情骄恣，即丰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长粤东，由江南知县行取到部，所见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经筵讲义中说：业佃之间“始也患业户之侵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
我们应当看到，影响到地租增减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迟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义先生将其归纳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软磨”，即拖延偿租日期，到时不了了之。佃户常常不肯缴足，这就是所谓“硬交不让”的定额制下的常情，赵冈先生也说，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开列名册，并无实力去处分刁佃。
据一些学者看来，在定额租下，农民比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监督，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还要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似乎就无法“作弊”了。但在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否更为“有效”，恰面临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临田监收麻烦多、代价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种保证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与农民面对面直接摩擦的机会。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许多并不临田监分，而是由佃农自行收割。特别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租制之下，农民仍有办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话叫“瞒产私分”）。如庄稼熟后，“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了一半”，“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因此，把历史上抗租斗争的发展归之于实物定额租的普遍推行，或以为在分益租制为主流的时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发生，恐怕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是倒因为果了。
在这中间，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农民心里存在着一种“抗欠有理论”，在他们心里，地租似乎就是不应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积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许多时候（如因灾歉收，或青黄不接及农民家庭困难时），田主的“逼讨”，往往被视为“为富不仁”。
此外，农民还可以恃强，罢种、逃租、转佃，交“湿谷”、“瘪谷”，或使用“压产”等方法，来对付田主。
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的农民，地主不会把他赶走——“夺佃”吗？
但是佃户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们又能否轻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处可去？……这些都是在事实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业主要求退佃通常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自种”），不许“无故退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户也总有他的许多理由和许多的“反措施”。据史书记载，佃户“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钱，便称夺佃夺命”，以致“业主虽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甚至出现了“久佃成业”的说法。
再说，即使一个田主达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样呢？“惩戒”前一佃户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对新来的佃户来说，其行为很可能一如旧惯，如史书记载，“无论荒歉，总归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辄”；“曾不数年，而新佃之抗欠视旧佃为更甚”。
还有一种说法：凡佃户租种田亩，先给田主保租银子（押租钱）；“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付佃农的欠租了。但实际上，佃户“既将揽佃银两抵还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没得扣抵了”。所以赵冈先生说：地主往往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租约，甚至连退佃都办不到。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道，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这怕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田主苛虐佃户”，制定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外，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征粮”、“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告追每置不问”，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为此曾几次议定“禁止增租夺佃”。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到乾隆年间，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议者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指责清政府没能强令地主减租。
清政府为何不许随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这也许是一条很有分量的说明吧（详见
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是“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权益”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所说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
40％×75％＝30％
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种种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
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人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
三、传统政治不能以专制概括
这一组文章主要谈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一个大问题，多为最近两三年所作，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发表。
在对中国传统三大误读的批判中，我的观点看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它也被我戏称为“一个人的战争”。其中尤以不同意世俗的观点，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什么“专制主义”为甚，它可能是最违众和受批评最多的了（一笑）。
《读书》文章《“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2009年第7期），一开头就借用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赵瑞广）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读者大约都能同意。但，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样一来，好像古代希腊倒是“典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是“变异”的“怪胎”了。在我看来，事情也许恰应倒过来，称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为“典范”，希腊才是“异常”。
作者以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能解决这一恼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政治是否就能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单靠着“制度”，是否就可把它解决？比如，希特勒即曾经过“选举”上台；美国总统有若干行事相当“专制”，这是美国朋友的意见；意大利朋友也说：我们够民主吧，但并未解决贪污问题……
也许还该问问，在高谈民主的人士中，又有多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从而真正体悟过实际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并不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或是西方头上，以为如此就可以了，恐怕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一种“妄念”。
本文也不企图解答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一个大问题。只不过提议，为解答这一问题，可否反过来想一想？
自2008年以来，我们不少同人都卷入有关劳动合同法、粮食安全及金融海啸等问题的争论，亦发表不少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够“民主”了吧），但回过头来，也不免感叹：如此操心劳神，却又何必！回家“抱孩子”，岂不更好？
孔夫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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