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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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ISBN：9787514127164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图书>历史>中国史>明清史
编辑推荐
乾隆三部曲之《马上朝廷》，是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推出的第二本“纯清史”“政治史”的著述，则讲述了乾隆帝六次南巡，以及南巡途中发生的诸多“文字狱”，伴随的是“伪奏稿案”“彭家屏案”“割辫案”“王伦案”……这个故事呢，场面大，人物多，案情复杂，关系紧凑，捧读起来更像读故事。期待读者们能从中悟出自己的清史来，每人一本真清史，每人都是清史家。有史自己讲，不听他人诌。
内容推荐
乾隆朝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乾隆朝第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第二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本书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以南巡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一个个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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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关于乾隆帝的第二部小书《马上朝廷》。继《乾隆十三年》获得成功之后，它的出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让我来写乾隆（比如说《乾隆通纪》），第一，我要把它写成政治史，而不是把它分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与此相关，我曾在人大清史研究所提出，“政治史研究”应作为研究所的“主导方向”。这也许更接近传统的历史书写法（如《史记》、二十四史），以政治为纲，兼及其他（仅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社会问题）。也不一定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政治上层”，或客观环境决定主观行为，更不以为历史的“长时段”能规定“短时期”等“事件”（犹如康雍乾三个皇帝，施政却个个不同）。
我的第二个主张是，乾隆朝必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没有它这么长）。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
一般史书都没有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我的考虑，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向三代”（包括“粮政”等），它们多跟所谓“养民”有关。总而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包括那些不合众议的内容。
所谓“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打算以南巡为中心，把好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问题之一），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的一个个写下来。
现在献给大家的这本《马上朝廷》，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
如果说，在乾隆朝的前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这一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
是好是坏，还请大家批评！
一、首次南巡
1．马上天子
从所谓“养教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了“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1）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这样作阶段划分。
在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为它的第一个阶段，并把其结束时间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后。这本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阶段划分中，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十六年起，皇上开始南巡，——他后来曾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做毕生的两件大事，——同时，开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狱。（2）
与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犹有过之。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狝木兰五十二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十余次，（3）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上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巡，以至于当时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4）是因为他把巡幸活动看做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
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顺帝“端处深宫，委柄臣下”，写道：
狝狩正当习劳，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他曾对此中原委作过一番分析，说：三代以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而在这四朝历史上，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不仅是因为上苍不再眷顾，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怠于政事。正是有鉴于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虽然巡狩也有“耗财劳众”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两相比较，“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矣”。历代帝王失败的教训和皇祖成功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认为目前虽“值四方宁谧之时”，但为保住祖宗留传下来的江山基业，“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5）
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时间大约一百一十天。（6）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说：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所谓“有孚惠心，勿向无吉”，予尝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为此皇上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即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对治河方案做出抉择，并标榜自己南巡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满足一己享受。
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连年水灾，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选择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而使东南百姓“交颂天家孝德”。（7）此外，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来好动的今上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记》云：清世侈靡，“（乾隆）南巡实为之导线”。（8）
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江浙人文荟萃，清朝科举取土，江浙为历科中举之最，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陈世倌为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礼部侍郎沈德潜、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书、巡抚的官员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皆是颇有影响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拢《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此外为吕留良鸣冤的齐周华，《西征随笔》案中的汪景祺、乡试命题案中的查嗣廷也都是浙江人。在皇上心目中，江浙的确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皇上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杭州文澜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镇江文宗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皇上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9）
不过，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10）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制来安排，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居住在营帐之中。不但皇帝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它一路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满族的意识形态，对抗儒家观念，把“内亚”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11）这才是清代南巡的战略目标，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政治态度。（12）尽管他处处表现了对汉人文化精粹的迷恋和倾心（包括展示皇上个人的学术造诣和才华）。（13）
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直有着多种的看法，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在“回向三代”暨粮政方面的努力失败以后，希望通过南巡确定一个新的行动目标，（14）正如上谕所说：
朕省方观民，茂求上理。（15）
可惜的是，皇祖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不过，乾隆皇帝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却顺势有意无意地把政治的重心作了重大的调整。
2．第一次南巡
乾隆六年七月，皇上奉皇太后至热河避暑山庄，八月至围场狩猎，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自此揭开了四处巡游的序幕。乾隆八年秋，首次东巡谒陵。乾隆十一年九月，西巡五台礼佛。乾隆十三年三月，东巡曲阜祭孔，并祭少昊、周公，祭东岳泰山。乾隆十五年十月，巡行嵩洛、开封。乾隆十六年，开始南巡。
一般认为，南巡是从乾隆十四年开始筹备。实际上，早在乾隆九年，皇上即钦差亲信大臣讷亲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便道检查天津、河间赈务。六月，上谕：闻江南、浙江、河南数省预备公馆，供应过于华盛，而江、浙为尤甚，揣摩逢迎无所不至。甚至有言讷亲此行，乃朕将来南巡之意，是以圣祖向曾驻跸胜概，无不整饬，以待讷亲观览，此语更属荒唐。（16）乾隆十三年九月，上谕又说：从前尹继善同安宁在山东地方，商欲奏请南巡。后因南巡有旨暂停，遂尔中止。（17）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内阁奉上谕：江南督抚等以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朕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
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未遑举行。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既询谋佥同，应依议允从所请。
但因明年秋幸五台，经太原，历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春，正皇太后六旬万寿之年。并对南巡时间的确定，向导人员的派出，费用的开支，以及沿途的准备，一并给予指示：
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临，既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
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只扫除清洁，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倾圯，随宜补葺，悉动用官项，且有吉庆所奏淮商愿捐之项可以报销……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当通行晓谕。（18）
南巡一事决定之后，派向导大臣兆惠（正黄旗护军统领）、努三（正蓝旗护军统领），驰驿前往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会同总督、巡抚等共同勘察巡行路线及沿途应设的行营、尖营（中伙），计往返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计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计十七站。共二千七百三十六里，四十五站。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分为九十七站，平均每天行走六十里左右。“所有分派营盘、中伙、道路、桥梁，皆仰体圣意筹画，不扰民间坟茔，不伐树木，不拆毁房屋。路虽稍觉绕道，惟取易于修葺，期于公私有益”。
半年后复派向导大臣再次查看，密将面奉谕旨备细宣示。沿途道路桥梁各项俱应听从民便，不必过于开广，经由街市只须打扫洁净，不可动民房寸椽片瓦。凡有应行修建工程与预备什物，事事委员动支公项撙节办理。
并就于南巡预备事宜的开支报销，（19）御舟、布城和蒙古帐房，沿途安设台站，筹办车辆，随从官兵及需用马匹，（20）需用船只数目，派拨河兵三千名供行舟揽纤，南巡中祀典、礼仪，（21）皇帝出巡的仪杖执事等事宜，作出安排。
南巡中马匹、船只和车辆是必备条件。首次南巡，随行大臣三十二人，侍卫章京官员六百一十一人，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大臣每人给马五匹，侍卫官员每人三匹，护军每人二匹，其余人员每二人给马三匹，共用马六千六百九十匹，这些马匹乃从京师走到江苏宿迁顺河集，大队在此改乘船只，马匹留驻，因此江苏和浙江两省另要各备马四千匹左右，总共动用马计近一万五千匹，御用船只有安福舻一只，翔风艇一只，湖船二只，扑拉船一只，由管理漕粮的仓场衙门监造，装饰极为精美，平时贮存于天津船坞，专供南巡使用。其他人员，大臣每人给船一至二只，侍卫二三人一只，兵丁八九人一只，共用船四百四十一只。
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每到一站，地方官要带领兵丁前来接驾，当地百姓要跪在道旁欢迎，还有外府外县各乡各镇前来观光的百姓，“不下数十万人”。尤其是沿途经由的大城市，因南巡突然增加许多临时户口，都必须保证供应。官府在南巡之前，先截留江浙两省漕粮几十万石保证地方粮食充足，又命各省铸币局增铸铜钱数万串，以备买卖货物兑换使用。为避免物价上涨，沿途地方官预备大量米面蔬菜柴炭等物，于巡幸队伍驻营地一里之外，设立买卖街。水路则于清江浦、扬州、镇江、苏州、嘉兴、杭州等城预先装船运去大量物资，“可为数日之需”。各地方除此之外，还要备办大量黑豆草料，供马骡吃得膘肥体壮，以供乘用。皇帝在南巡途中，要专门从京师带茶房用乳牛七十五头，膳房用羊一千只，预先送往宿迁、镇江等地，不足使用又源源后继运送。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泉水，至德州入山东境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后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则用杭州虎跑泉水。
每次南巡还要调发大量民夫役力。跸路经行之处，要修整道路，御道标准是帮宽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坚实平整。凡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所经道路，一律泼清水去尘土。水路河道狭窄之处要加宽，障碍要拆除，必要时甚至拆桥让路。御舟共用纤夫三千六百名，分为三班，一律穿戴整齐。途中供休息的尖营、茶棚、凉棚、替换下来的马匹等项，都要大量民夫备办看管。（22）
乾隆十六年正月，皇上奉太后自京师启銮，首次南巡。车驾一行经直隶、山东南下，前往目的地江浙，上谕：
朕命驾时巡，周览风俗，观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吴尤素所念也。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先后六举，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23）
表现了心中的“江南情结”，和“法祖省方”的意念。因此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银三十万五千余两；复因浙江节年以来并无积欠，蠲免本年应征地丁银三十万两。
又谕：南巡江浙，经过地方（直隶、青齐）。虽一应供顿，俱令动支公项；而安营除道，未免有需民力。著将直属所过州县本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三。自是南巡皆如之。
仿康熙帝历次南巡频加试额旧例，命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
正月，车驾发京师。
《乾隆南巡图》
第一卷 启跸京师
图卷展开，首先赫然入目的是宏伟壮丽的北京正阳门箭楼和城楼。正阳门前护城河上横架着雕栏玉砌的汉白玉石桥。桥前宽阔的大街上，一座朱碧辉煌的牌坊耸立在当中，牌楼的坊额上楷书大字“正阳桥”，这就是前门大街五牌楼。
这时从正阳门中，数十名骑在马上手擎豹尾枪和腰挎弓矢仪刀的侍卫走了出来，过了护城河，跟随前面的大队沿西河沿大街向西行进。其后两面殿后的黄龙大纛旗，在领侍卫内大臣、司纛侍卫长和建纛亲军的护卫下，正走在正阳门前的石桥上。
五牌楼迤南的大街上，一道蓝布围幛拦街遮断。围幛以外，一些官民人等正在此回避。
南巡的大队人马车辆沿大路西行直到宣武门前，所经过的这一带，街巷纵横，楼舍整洁，店铺林立，百货纷陈，一处处争相招徕过往顾客的招牌匾额，显示了当时北京城的繁荣盛况。如“本商自置云贵川广苏杭各省上品杂货发贩”，“本铺定做时式朝靴缎鞋镶袜俱全”，“各色大布、时青大布”，“绉纱手帕”，“苏杭绸缎、包头汗巾”，“各色翠花”，“靴鞋老店”，等等，比比皆是。“南酒海菜、风鱼皮蛋、海参燕窝”，“干鲜果品、川广杂货、金华火腿”，“酒坊”，“奶茶”，“奶干”。“龙井毛尖、雨前松萝、花香芥片、雀舌寿眉”，“武夷六安、洞庭普洱、春茗芽茶”，“石塘名烟”，“济宁油丝、福建蒲城”，“烧酒牛烛、名烟茶叶”，还有“南纸笺帖、绫绢款扇”，“纯毫名笔”、“精裱名人字画”，一家家招牌幌子相邻相望。“整容、取耳”，“弹染、织补”也夹杂其中。“川广云贵各省道地药材发贩”、“大年堂依古炮制各种饮川丸散俱全”，“药酒膏药”。“银局”，“国宝源庄”，“堆金”、“积玉”、“聚宝”、“富有”，都分外引人注目。在一处寺庙的左右，“虔造供佛沉檀上品名香”，“虔造各种上品名香”是礼佛用品的市招，店铺的大字匾额写着“万香楼”。一座整齐的寺院门前，两边是一副对联“常霑法雨，广种福田”；“慈云普被，慧日常辉”。寺庙门额上挂有横幅：“祝国佑民”。另一处寺院大门两边的对联是“聿修厥德，长发其禅”；“法立普护，甘露长流。”
长长的街巷里，夹杂在店铺之中也有几处住户。几家大门上都贴着对联：“风和甘雨，瑞日祥光”；“东皇推出，南极吹来”；“安之居，平为福”；“迎晓日，集新春”；“江山一统，天地同春”。这些春联充分显示了京师新年的节日喜庆气氛。路边一座衙门双门紧闭，上贴“翰林院封”的封条。说明春节期间衙门也封印、封门，欢度新年。过了宣武门前，转过菜市口，大大小小的店铺、商号迤迤逦逦直到广宁门前。
这时高宗皇帝在前引后扈之中已到达广宁门外。他头戴黑色行冠，身穿石青色行褂、黄色行裳，足着黑色缎靴，骑一匹白色骏马，在九龙曲柄黄华盖下，面色平和，缓缓前进。
在皇帝前面，浩浩荡荡的卤簿仪仗已排列到四十里以外的卢沟桥上。卢沟桥横跨在永定河上，两侧栏板望柱上的石狮子历历可见。桥下河面冰凌尚未解冻，一道道裂纹告诉人们仍是早春天气。桥上仪仗最前面排列着《铙歌大乐》所用的乐器：大铜角（大铜号）、小铜角（二铜号）、金口角（唢呐），云锣、龙篴（龙头装饰的横笛）、平笛、管、笙、铜鼓、金、铜点（形如铜鼓而小）、铜钹、行鼓和蒙古角。每种乐器或二、或四、或十六、或二十四，每件有一名执事人手持吹奏，一直摆列到宛平县城门口，并已进入城内，但是云气缭绕的城垣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按照乾隆十三年改定的卤簿定制，应该依次出现的许多仪仗均未得见。
……画卷中卢沟桥迤南的大路上，正在清扫街道，有些人扫街，有人抬着水桶，沿街泼洒。卢沟桥头和往南的大路上，不少挎刀的官吏、士兵，或徒步，或骑马，三三两两在大路上巡逻放哨。沿街的店铺不少，店门大开，市招高悬，家家门前都摆着香案，为“圣驾南巡”焚香致礼。不少路人行色匆匆，许多车辆、骡马和骆驼都满载重负，成群结伙地向南走去。另外还有两顶轿子各由四名差役抬着南行。长新（辛）店汛和塔洼汛的衙署门前，也都摆着香案，戎服佩刀的官吏整齐的列队门前，恭候圣驾的到来。塔洼汛以南，画面上出现了一座宝塔和城楼的一角，这大概是良乡县城。城楼前面一座牌坊耸立在大路中间，许多官员、士兵，还有不少民人百姓，或手扶长杖，或牵携儿童，三三五五在牌坊四周向北张望，似乎是在等候瞻仰圣容。几个挑担的小贩夹杂在众人中间，有的放下了担子，停在路边；有的南来北去。顺着大路再向南行，在一片刚吐新芽的树林之中，又出现了一座牌坊。牌坊南面一片房舍俨然，这大概就是良乡县黄新庄行宫了。牌坊和行宫前后，三三两两的官员一面互相交谈，一面向北张望。几名差役仍在大路上和行宫前洒扫。（24）
二月初，御舟渡黄河，阅天妃闸，阅高家堰。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虽有土堤为之防，而人烟凑集之区，虑河水异涨，命筑淮安城北石堤。
驻跸扬州高旻寺行宫。以两淮盐商踊跃报捐，命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沾实惠。（25）
一路之上，遣官祭金龙四大王庙、河渎、淮渎、江渎之神，祭江神、海神。随驻跸金山江天寺行宫，游焦山。祭先师孔子。遣官祭周泰伯祠（御书泰伯祠匾曰“三让高踪”）、先贤言子祠（御书曰“道启东南”）、宋臣范仲淹祠（曰“学醇业广”）、韩世忠祠（曰“中兴伟略”）。二月下旬，驻跸苏州府行宫。（26）接见准噶尔使臣额尔钦等（本年十一月得知准噶尔内乱，几年后遂有平准之役）。谕三吴士庶，各敦本业，力屏浮华。遣官祭吴越王钱谬祠（赐祠匾曰“忠顺贻庥”）、唐臣陆贽祠（御书曰“内相经纶”）、宋臣岳飞祠（曰“伟烈纯忠”）。明臣于谦祠（曰“丹心抗节”），御书紫阳书院匾（曰“白鹿遗规”），遣官祭历代帝王庙。
《乾隆南巡图》
第六卷 驻跸姑苏
一片水乡景色中，江南运河在春树掩映里从中流过。运河中一艘高悬黄龙旗的巨舟缓缓东行，两岸各有一队河兵，在校尉督率下弓背拉纤。巨舟船头有六名护卫侍立，船舱格窗紧闭，后舱楼上有二侍女凭窗眺望。这艘巨舟当是“孝圣宪皇后”所乘皇太后御舟。御舟后面十来艘大小不等的船只满载官员、侍从人等在后面跟进。
前方不远处是长州县南望亭镇。运河北岸一座结彩的牌坊高矗，牌坊上楷书“万国欢腾”几个大字。牌坊下设有香案，案上香焚烛燃。河南岸设有一座高大的戏台，台上五名装扮成的仙女正翩翩起舞。她们上演的似是“群仙祝寿”。二三十位身着“品服”的“命妇”整齐地跪列河岸，恭迎太后的临幸。许多百姓也跪在岸边恭候，还有些人则立在远处朝这边观望。一道蓝布的帷幕跨过小桥，沿河岸竖立。这是告诉过往的官民人等到此回避。
……画卷继续展开，一座高大的单拱石桥横跨在古运河上，这应该就是枫桥了。这座古桥，伴随着寒山寺的钟声早已声名远播，流传千载。
过了枫桥，运河边上出现了一座瞭望台，台高两层，可以缘梯而上，旗杆上面小旗迎风飘动。这里似是铁岭关。
村舍中又有几处亭台，两岸有不少官员，或在交谈，或在游览水乡的景物。一些年老的乡民和幼童，也在岸边朝河中上游观望。沿着运河东行，再过一座石桥，这可能是下津桥，东边一座七级宝塔高高地矗立在山丘之上。这就是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宝塔了。
画卷沿着山塘河展开已接近苏州府城，过了渡僧桥，远望城楼耸立，已进入苏州最繁华的阊门闹市区了。阊门内外，外城河畔，街巷纵横，楼舍密布，行人如蚁，店铺林立。“本斋专做宫绢花笺”、“各种纸张简帖雅扇”，“本店自制各色绸缎布疋丝棉茧绸”、“纱缎老店绫罗纱绢”、“斜纹布庄”、“大成广记”、“日升隆记”……“本店自制苏松勚着”、“加染真青鲜明五色”、“各种大布一概俱全”。一家家绸缎布疋争新竞艳。“什锦火锅、徽苏大菜（楼上）”、“河鲀大面、加味馄饨（楼下）”、“三鲜大面、五簋大菜”、“包办酒席”、“佳选名酒、惠泉三白”。一处处风味小吃、酒席大菜，高中低档，各显特色。“估衣店”、“靴鞋店”、“瓷器”、“铜锡器皿”、“南北杂货”、“京苏杂货”、“棉花行”、“古今书籍”、“书林”、“书画寓”，五行八作，沿街相间。
这时，阊门前外城河上的吊挂已到眼前。吊桥上来往的官民人等挨肩接踵，不少人立在桥头观赏姑苏的盛况。吊桥之下，大大小小各色船只，首尾相接，并驾争流。明代吴门画家唐寅曾有一首《阊门即事》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内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而今乾隆时期的姑苏，其繁华已比明代中叶更大有过之。
画面沿外城河向南延伸，胥江自西南流来汇入外城河，河面渐宽，清波粼粼。一座宽大的长桥高架在外城河上，桥上行人东来西往，叫卖着的小贩，担担的、骑马的夹杂其间。桥头的石坊上写着三个大字：“万年桥”。万年桥号称三吴第一桥。是当年热闹繁荣之地。石坊旁边有一座碑亭，四周栅栏中竖立着一通石碑。这应是胥门外的万寿亭。据《苏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清圣祖首次南巡到达苏州后，曾谕江南总督王新命、巡抚汤斌等：“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民风土俗似觉充盈，但乡村之饶、民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尔等身为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务令敦本尚实，家给人足，以副朕老安少怀至意。”督抚遵奉圣谕于江宁、苏州、安庆三处，书刻立石以示久远。苏州则于胥门外日晖桥南，建万寿亭，树碑其中。
过了万年桥就是胥门码头了。外城河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许多船只，其中最大的三艘都挂着黄龙旗。码头上，骑马的官员、接官的桥舆、搬运的伕役、跟班的仆从……一片繁忙。
进了胥门，画卷呈现出一片肃穆的景象。宽阔的大路两边，各有数十名顶带袍服的大员沿街依次跪列。一对对骑马挎刀的御前侍卫在前面引导，九龙曲柄黄华盖下，高宗皇帝身着石青色行褂，头戴红绒结顶青色行冠，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十几名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簇拥着皇上缓辔行进。豹尾班侍卫还未走进胥门。路旁的衙署和沿街民户门前都设立香案，焚香燃烛。胥门内路边设有结彩戏台，几名演员正在装扮，准备登场。几名带刀的官吏在城门旁侍立。
再往前，直到饮马桥头，长长的道前街两旁跪满了顶带袍服的官员，高大的结彩牌坊相距不远就有一座，坊额上大字楷书：“圣恩浩荡”、“帝治光华”。大街中间，一对对挎刀御前侍卫策马走过，后面一顶黄色九龙曲柄伞，由一名骑马的侍卫高高举着，左右有几名侍卫护持着骑马前进。这是皇上临幸姑苏在前引导的导盖。
沿街店铺比户相连，家家门前都摆着香案，香烟缭绕。路边的几座戏台都已粉墨作场，戏台上的管弦歌声和石板上的马蹄声杂踏喧嚣混成一片，似乎从画面传了出来。几处巷口都设立了蓝布帷障，许多行人骡马被拦在外面回避。桥下清波粼粼，姑苏城春树万家，一片升平欢乐的景象。
过了饮马桥，大路向南折行，依然是衢巷纵横、楼舍栉比，又是几处悬灯结彩的牌坊，前边两座牌坊的坊额上大字楷书：“天开寿域”、“世际春台”。几处锣鼓管弦的戏台，遥遥相望。店铺门前挤满了沿街站立的人群，官民老少，还有僧人道士挤在中间，都在恭候一睹皇上的“天颜”。这时几匹快马飞奔东去，似是传报“圣驾”将临。巷口也都设立了帷幕，帷幕外行人三三两两在相互议论，有人还从帷幕缝隙向街心张望。
画面沿大路东转，过了带城桥，转过路口的大戏台，一条长街上气氛肃静下来。跪列道旁的官员、沿街拥挤着的人群都不见了。只见三三两两的官员校尉分布在牌坊左右，沿长街依次竖立的几座牌坊上写着：“圣寿齐天”、“壤击衢谣”、“响彻嵩衡”……这条长街就是带城桥下塘。长街北面，一片片楼堂厅榭，掩映在绿荫花木之中。仔细看去，在一处殿堂前的绿荫中，那座著名的太湖石——瑞云峰呈现出来。画家巧妙的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高宗皇帝下榻的苏州织造署行宫了。行宫周围还可以看见远处悬灯结彩的戏台和围在台前的观众。（27）
沿运河入浙江，“缅昔皇祖圣祖仁皇帝时巡所至，优奖士类，一时硕学通才，多蒙鉴拔”，议定：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赴江宁考试，浙江进献者在杭州考试。寻浙江考中谢墉等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江苏、安徽考中钱大昕等五人，亦照浙江之例擢用。嗣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省方，凡进献诗赋人员皆分别考试，派大臣阅卷进呈，取中人员，准作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其原系进士者，授内阁中书，遇缺补用。（28）驻跸杭州圣因寺行宫，幸敷文书院，幸城外观潮楼，阅兵。颁赐江浙各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29）遣官祭明臣王守仁祠（赐匾曰“名世真才”）。亲祭会稽禹陵，行三跪九叩礼。
三月初，回銮，渡钱塘江，至杭州。阅兵。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子弟力田。先是，舒赫德等奏，钱塘江大溜趋中小亹，（30）畅行无滞，浙江海塘工程稳固，南巡时不必亲临阅视，可于杭州城候潮门外观潮楼察看潮势。故此次南巡未亲阅海塘，亦因齐召南言，而未巡幸浙东。（31）
驻跸苏州。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高义”）。并赐其后裔范宏兴等貂币。遣官祭晋臣卞壶祠（赐匾曰“典午孤忠”）、宋臣曹彬庙（曰“仁者有勇”）、明臣徐达墓（曰“元勋伟略”）、常遇春墓（曰“勇动风云”）、方孝孺祠（曰“浩气同扶”）。
三月下旬，驻跸江宁府行宫，阅兵。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令加意保护明孝陵，陵区不准樵采放牧。
至京口祭江，奉皇太后渡江。行至高家堰，阅视堤工，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遂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四月，御舟驻跸顺河集，改陆路。至山东泰安府，岱庙瞻礼。
五月初四，奉皇太后返回京师，幸圆明园。首次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历时一百一十天，行程五千八百余里。
此次南巡各项开销，据日后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预备道路、桥梁等类例应报部者，动支司库正项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名胜、陈设等类不应报部者，动用商捐银十五万两、司库闲款及各属公帮罚项银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两，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两。（32）
3．南巡风波，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南巡，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
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其数目是难以统计的。乾隆十五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准备之中，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揭发江南总督黄廷桂授意知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惟恐稍有简略”。皇上却认为“言之不免过当”，可能是以为办差为苦之人，“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据时人记载，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33）仅苏州府修御路即用银三十万两。其他还有许多扰民之处，难以数计。（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情汹汹。（35）时袁枚居乡，特致书黄廷桂，谓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邻，机贵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即付有司鞫讯，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谓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诏书重叠，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狯，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钟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谓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36）
闰五月，上谕：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南巡差务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陕甘民情，本属阳刚，于黄廷桂性情为宜。（37）命黄廷桂调陕甘总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线需人，黄廷桂就与尹继善有过一次调换；现在又有了一次互换，从不久就发生的“西师之役”来看，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旗人，都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大臣。而最终皇帝“盖棺定论”，黄廷桂被赞为“五督臣”之首，相比而言，更得人望的尹继善只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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