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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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32]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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