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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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度必须要有，也必须被遵循！

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一生至为传奇。

何家家财万贯，所以何心隐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喜欢经史，所以对经史问题很有真知灼见。同时他怀抱远大，以干一番事业自期，时人皆以之为非等闲之辈。1546年，他中乡试，主考官对他只有四个字评价：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预见何心隐的远大前途，但何心隐把这远大前途掉了个头。他有一颗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泪，眼见当时社会混乱，政坛腐败，所以投入了阳明心学左派的怀抱。

何心隐的心学思想很繁杂，但有其主旨。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别管那么多。倘若每个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缚、心无旁骛地致良知，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隐却认为这可以实现。他四处奔波，将自己的思想散播给苍生。因为这种异端思想，他曾饱受牢狱之苦，但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四处讲学。后来居然胆大妄为，跑到京城讲学。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钦佩他。张居正在国子监任职时，耿定向多次向张居正提到何心隐，夸奖他非池中之物，将来有一天必能腾飞。

何心隐名动九州，张居正当然有所闻。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人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想成为圣人，简直天方夜谭。所以他对何心隐本人不置可否，碍于耿定向的竭力推荐，张居正才答应和这位神龙般的人物见上一面。

张居正同意和何心隐见面，何心隐却不见，因为他很忙，讲学、著书、辩论，忙得四脚朝天。耿定向约了他好多次，终于敲定了二人约会的时间。

约会地点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隐先到，和耿定向谈了一会儿，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学家大都相信预感，所以他跑进后室去闭目养神，顺便思考眼皮跳的缘由。他进去还未坐定，张居正就来了。

耿定向去后室请何心隐，何心隐的眼皮已跳得紧锣密鼓，坚决不见。耿定向死活都劝不出来，只好扫兴地对张居正说何心隐生病了。张居正“哦”了一声，两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走了。

耿定向很生气地跑进内室，质问何心隐。何心隐说：“真是奇怪，他一来，我眼皮就跳，不是好兆头啊。”

耿定向哭笑不得，说：“张居正是人中龙凤，你又自诩为人中之龙，你二人见面必能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样大好的机会，为何要错过？”

何心隐很自责，向耿定向这位“媒人”道歉，并发誓说：“下次一定，就算眼皮子跳得七歪八扭都要见。”

耿定向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再约张居正。张居正施施然而来，何心隐早已正襟危坐，像是等待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敌人。耿定向互相介绍完，两人一言不发，只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耿定向手足无措，很想打破死一般的沉默，但满腹经纶的他此时此刻却找不到任何方法，也只好跟着一言不发。

三人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中午，坐在空气仿佛凝固的书房中，浑身冒汗，静如雕像。

半个时辰后，何心隐终于支持不住，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向张居正拱了拱手，转身离开。耿定向发现他后背已被汗水湿透。到了大门口，何心隐神色慌张地对耿定向小声说道：“此妖必为宰相，为宰相后必杀我。虽然我必死在他手，但我还要坚持真理。”

耿定向吃了一惊，何心隐已扬长而去。

回到房间，张居正仍是半个时辰前的坐姿，脸色平静。耿定向小声地问：“如何？”

张居正冷笑：“此妖总想飞，我非让他飞不起来不可。待我做了宰相，必要处置他。”

耿定向又吃了一大惊，他陷入沉思，不知该不该把何心隐的话告诉张居正，也不知该不该把张居正的话告诉何心隐。

两人的会面看似无言，实际是在神交。如果有一天，何心隐不被张居正杀掉，那何心隐会死不瞑目；如果张居正不杀何心隐，张居正也会抱憾一生。

耿定向从张居正这里问不出什么，只好去问何心隐。何心隐琢磨了许久，才慢慢地说道：“严嵩想消灭道学而办不到，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何心隐所谓的道学，不是纯粹的阳明心学，而是后来的左派心学。现成良知，全然不顾外在约束，省掉“省、察、克、治”的心学“事上练”步骤，全凭一腔热血和我行我素改变世界。

在张居正的印象中，心学左派的人总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蹿下跳，永不安分，口无遮拦，凭着私心（他们却认为是良知）说三道四，哗众取宠。

张居正对那些心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印象，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分析一针见血：心学家们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时常向人推销“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获取民心。心学家们大都是聪明至极的人，是出色的实用心理学家，而且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让人顿时可以“明心见性”的学说，经过他们些许的努力，就会获得很多人的青睐。尤其重要的是，心学家们永不言败，认准了目标就矢志不移，从没有一时一刻放弃的时候。最后，阳明心学本身就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的精神，黄宗羲说，这些人随时会把传统和政府尊崇的圣人与礼仪掀翻在地，从不客气，从不愧疚。而心学左派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这就难怪张居正极度憎恨和厌恶他们。

当张居正在1579年正月下令废除天下书院时，何心隐七窍生烟，宣称要不择手段把张居正搞掉。

张居正这几年来一直在通缉何心隐，但不知什么原因，何心隐像是被地球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他以为何心隐死在哪片深山老林里了，想不到废除书院的命令一下，何心隐又跳了出来。他大发雷霆，下令各地政府全力缉拿何心隐。

最后，湖广巡抚王之垣福星高照在他的境内活捉了何心隐。王之垣得意扬扬，不忘拍张居正的马屁：“张阁老说你这种人总想飞，想要飞得更高，张阁老还说，非让你飞不起来！”

何心隐冷笑，保持着高贵的心学门徒风度：“没有张居正的命令，你敢杀我？你这个蠢货！”

这正是王之垣的软肋，他被戳得生疼。恼羞成怒下，他抢来一根棍子，死命地殴打何心隐。何心隐一声不吭，对他讥笑。

王之垣打了半天，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心先从思想上摧毁何心隐。

他对何心隐说：“张阁老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么大的帝国已渐渐步入正轨，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非要跳出来四处指摘，你说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何心隐最喜欢的就是辩论，他的伤痛马上消失，振振有词地说：“我祖师爷王阳明说，书院的意义是弥补官学的不足，没有了书院，官学会轰然倒塌！”

王之垣冷笑：“别鬼扯了，千百年来，书院很少，我也没见官学倒掉。”

何心隐借势道：“那正是因为有书院的缘故。书院早在孔夫子时代就有，孔夫子就是书院的创始人。你们废书院，就是数典忘祖……”

王之垣不想扯这些没用的，打断何心隐的话：“你口口声声要让普通百姓觉醒，孔子不是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只要让百姓按命令去做，干吗要让他们明白为何这样做？倘若百姓真明白了统治者为何要这样做，那就会有议论，有争执，命令还怎么被执行？”

何心隐说：“你根本没读懂孔子。孔子的意思是，应该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去思想，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而不必让你们这群家伙去教导百姓怎么发现良知！”

两人的辩论是驴唇不对马嘴。王之垣发现何心隐油盐不进，只好用最后的招数：“如果你现在是张阁老，为了拯救这个帝国，你该怎么办？”

何心隐不语了，王之垣幸灾乐祸起来：“你们这种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敢说你如果是张阁老，会给百姓解放思想，放任自流吗？”

何心隐憋得脸红脖子粗，用可怕的眼神盯着王之垣。王之垣一招得手，绝不给他反击的机会，继续说道：“在上者，必要统一思想，在下者，必反对统一思想。你们祖师爷如果在今天张阁老的位置上，也会如张阁老那样做的。你承认不承认？”

何心隐狂暴起来：“闭嘴，你给我闭嘴！”

王之垣闭了嘴，狂笑着出了牢门。

几天后，他突然带着一群人，拎着更大的棍子如一阵飓风般涌进了何心隐的牢房，先是狂笑，接着就是乱棍齐下，把何心隐活活打死了。

据说，何心隐死时，仍坚持十几年前的那句话：“凭你是杀不了我的，杀我的是张居正。”

何心隐是张居正当政时代心学左派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被杀，是心学左派销声匿迹的信号。

张居正和天下公知作对，其实就是思想独裁。统一思想在任何出色的政治家眼中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禁止讲学、废天下书院，站在张居正角度，没有错，站在任何政治家的角度，都没有错。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苗头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即使苗头的主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但星星之火必能燎原，到那时悔之晚矣。所以理学家和心学家们才苦口婆心劝人“研己”（抓住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朱翊钧的金钱欲望苗头早就萌生，只不过他自己未注意，为整个帝国奔波劳苦的张居正自然也没有注意，不是他不能注意到，而是没有精力去注意。

1579年阴历三月，朱翊钧对户部尚书张学颜哭穷，说后宫嫔妃增加了许多，但胭脂钱还是从前的数额，为了每位美女都有胭脂用，他母后以身作则减半。他还对张学颜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紧张兮兮地问：“为啥？”

朱翊钧长叹说：“素颜的女人哪里叫女人啊？”

张学颜急忙动用脑筋，准备为朱翊钧分忧。朱翊钧不用他分忧，扔给他一道手诏说：“再给我二十万两银子吧。”

张学颜险些一头栽倒，因为今年的宫中支出一百万两已经支付，才过去三个月，就又增加二十万两，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张学颜神情恍惚地回到户部，对着账目唉声叹气。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到张居正。

阳光温柔，但张学颜满脸是汗地抱着账目和朱翊钧的手诏去见张居正。他把来龙去脉大致一说，张居正的脸色就阴沉起来。张学颜发现苗头不对，急忙说道：“张阁老，这件事应该是我能做的，不该麻烦您，皇上若是知道我来找您，恐怕也会不高兴。”

张居正冷笑：“这样大的事，你还敢不经过我而擅自做主？”

张学颜魂飞魄散，嘴巴已不利落：“不，不，张阁老，这……我的……其实，我是想说，不该来麻烦您，我应该拿出方案来找您，而不是请您出主意。”

张居正乜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学颜，说：“你现在就想主意，我听听。”

张学颜后脊发凉，他有办法，但这个办法其实不是办法，或者说，他张学颜不能用这个办法，只能让张居正来用。这个办法就是：拒绝支付。

张居正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起了些怜悯之心。他要张学颜把账本给他，并用一句话解脱了张学颜：“你别管了。”

坐在内阁春天的阳光里，张居正打开了回忆的巨门。三年前，他向朱翊钧讲解节俭之道，朱翊钧听得是那样入迷。两年前，他还是和朱翊钧探讨节俭之道，朱翊钧也是聚精会神，只不过听完后，问了句：“如今国库充盈，没必要再那么节俭吧。”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脸色很难看，是故意摆给朱翊钧看的。他的话也不是太顺耳：“皇上，千金之家，纵挥霍无度，也会坐吃山空，何况如今国库远没那么乐观。您应该把节俭当作天理放在心中，把乱花钱当作人欲，尽早克去。”

张居正已不记得朱翊钧当时的表情，不过在那件事后不久，他就知道朱翊钧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1578年他从老家回来后，他就发现朱翊钧在他离开时从户部调拨了三万两白银充入后宫。三万两白银不是大数目，但朱翊钧的动机就不好。为此，张居正特意和朱翊钧聊过这件事，朱翊钧在他讲述金钱来之不易的大道理时不动声色，讲解结束后，才在他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记忆的巨门嘎吱嘎吱地合上，张居正看着朱翊钧的手诏和户部的账本，坚定地站起身，走向皇宫。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想不到等来了张居正，沮丧全写到了脸上。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自他从老家回来后，朱翊钧的脸总是变幻莫测，他没有心思去揣摩脸背后的心理，他来这里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朱翊钧知道赚钱不易。

张居正深刻感觉到，对于此时的朱翊钧，纯粹说教已起不了大作用，所以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打开看了半天，他确信朱翊钧已看出大概，才缓缓开口道：“前年（1577年）收入白银435万余两，去年（1578年）却只有358万余两，减少了80余万两。但前年的支出是349万余两，去年的支出是388万余两，上升了40余万两。前年盈余近100万两，去年却超支了30万余两。”

朱翊钧明知故问：“这上升的40余万两都干什么了？”

张居正回答：“宫廷支出是大部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呃，”朱翊钧在龙椅上极不自然，“张先生，您不知道宫廷用度突然多起来，因为人多了嘛。我大婚之后，凭空多了好多人，这您是知道的……”

看到张居正神色平静，朱翊钧说不下去了，只好急转直下道：“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这怎么可以！”朱翊钧话音未落，张居正已脱口而出，“皇上金口玉言，说到就要做到。”

这句话让朱翊钧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说道：“皇上已下了手谕要钱，就该把钱拿到手。”

朱翊钧酸酸地回了一句：“张先生给我看了账本，我哪里还有心情要啊。就是我想要，我看张先生的意思也不是想给。”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给，皇上不是黑白不分的人，要钱自有道理。给皇上看账本，只是想告诉皇上，最近几年在我主持下，国库虽丰盈，但家底依然很薄，经不起挥霍浪费。该花的钱自然要花，但挥霍浪费，却绝对不可。”

朱翊钧被这番软中带硬的敬告弄得很尴尬，讪讪地笑了一下，也只好承认：“张先生说得是。”

张先生说得是或不是，不是靠嘴来评定的，还要靠行为。朱翊钧只是口头上认为张居正说得对，但并未付之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这次他没有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光禄寺官员们一直在叫苦，想不到苦上加苦，他们突然接到朱翊钧的旨意：把你们的十万两白银先挪给我用一用。

光禄寺领导跑来找张居正，垂头丧气地说：“这活没法干了。”

张居正问明事由，思虑了一番，突然臭骂光禄寺领导：“你们没有脑子吗？这点小事，也跑来找我！”

光禄寺领导被骂得如雷轰顶，心想：这还叫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皇上擅自挪用政府部门的钱，你身为首辅就不管吗？

可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面上还是得毕恭毕敬地听着张居正的责骂，然后又毕恭毕敬地被张居正赶了出去。

光禄寺领导一走，张居正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他连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都没有了印象。他的火气不是针对光禄寺领导，而是朱翊钧：看来上次精神和物质上的感化，毫无效果。他稳定了情绪，整理了衣冠，大踏步地走出内阁，奔向皇宫。

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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