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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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彦闭目沉思半晌,说道:“你将来必是国家之屏障,社稷之藩篱。就叫国藩吧。”
这名字改得是好是坏,曾国藩最有发言权。若干年后,他对人说:“我这一生不信书,只信命。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的,当年如果不改名,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笨招接近穆彰阿
王阳明说,人皆有良知,事业之大小取决于你的良知大小。曾国藩则说他的成就缘于命,其实大同小异。不过命运虽然注定,如果再靠后天的进取,事业将不是命运所能限量的。曾国藩的好命,在于他硬着头皮进取,结识了穆彰阿。
穆彰阿,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官僚世家。1805年纯靠自己中进士,不过在嘉庆一朝,他官运并不亨通,中央六部的中级职务干了个遍,也未有任何成就。但在官场多年的耳濡目染,把他洗染成了一个官场老油条。1820年,嘉庆死,道光上台。穆彰阿凭借多年的官场历练,博取了道光的好感,飞升得让人眼花缭乱。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帽子一古脑地扣到他头上,同时他还掌管清帝国的人才储备库翰林院,权势炙手可热。
曾国藩中进士的1838年,穆彰阿是座师(主考官)。殿试后,曾国藩获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入翰林院,运气好一点,会在中央各部任低级职务,运气差的会被轰出中央到各地县城任县令。
曾国藩虽天分不高,傲气却比天高。他狭隘地认为,倘若通过殿试却不能进翰林院,那就和“佾生”一样,是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跳下床开始收拾东西。
当他扛着两大包东西出寓所门时,和一个人迎头相撞。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郭嵩焘,他和曾国藩是同乡也是好友,今年刚落榜,正想找曾国藩喝点闷酒,一见曾国藩扛包,惊问:“何意?”
“走!”
“何处?”
“家!”
“咋了?”
“哎!”曾国藩颓唐地放下两个包,说了要走的原因。郭嵩焘伤心地指责他:“你糊涂啊。我有个办法,你去找咱们老乡劳崇光,看他能否帮忙。”
曾国藩眼中发出光芒来。他第一次会试落榜在京城长住那年,并未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他常走出简陋的房间去结识京城才俊,由于他踏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极靠谱,所以吸引了很多朋友,渐渐在京城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既有不得志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有官场中人,劳崇光就是曾国藩圈子中的一员。
劳崇光是湖南长沙人,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对励志型老乡曾国藩很欣赏。所以曾国藩来找他帮忙,他拍着胸脯承诺,这件事包在他身上。其实他本人没这个能力,但他是穆彰阿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穆彰阿有这个能力。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难度。穆彰阿爱才善识才,京城里人才济济,他又掌控着天下人才库翰林院,没有绝顶的才华,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劳崇光说帮曾国藩忙,其实只是把曾国藩揪断几十根胡子才写出来的诗文送给穆彰阿看。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曾国藩把诗文交给劳崇光,看他敲开穆彰阿家的大门,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在偏僻角落。中午时分,劳崇光才出来。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冲上去,问劳崇光:“怎样?”
劳崇光叹了口气:“中堂大人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
曾国藩浑身都湿透了,听了这话,更感觉彻骨的寒冷。
劳崇光拍了拍他肩膀:“咱再想别的办法。”
曾国藩心灰意冷地回到寓所,连衣服都没换,就倒在床上。那天夜里,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发烫。这是重感冒的症状,举头望窗外,全是黑暗。他捂紧被子,想到前途,想到家中父老,想到这么多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努力,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一丝阳光,绝不能让它消逝。
一想到这,曾国藩爬起来,忍受着寒冷,写诗。写了几首诗,天已放亮,又写了篇自认为立意奇高的文章,已是中午。他饿着肚子跑去找劳崇光,慎重得像是把生命交给对方一样:“拜托,请穆中堂大人再过目一下。”
几个时辰后,等在穆彰阿家偏僻角落的曾国藩看到劳崇光面无表情地出来,一见到迎面而来的曾国藩,就摇了摇头。他安慰曾国藩,“有志者事竟成。”
曾国藩拿出了从前读书的意志,跑回寓所,铺开纸张,再写,写完再找劳崇光。这样持续了十几天,劳崇光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无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其实到地方上任县令也不错。你不知道吗,从地方向上升迁,是很快的。可你要是进了翰林院,非要熬十几年才能升迁不可。”
曾国藩懂的,劳崇光这是替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不肯放弃,因为离点翰林的日子越来越近,倘若穆彰阿不替他说句话,就他那成绩,肯定是外放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当芝麻官。
他跑回寓所,又写了几首诗,再写了篇自认为脱尘拔俗的文章,最后请求劳崇光送给穆彰阿。劳崇光无可奈何,悻悻地拿着曾国藩的诗文去穆彰阿府上。
一个时辰后,曾国藩看到劳崇光乐颠颠地走了出来。他顿时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空气消失了,几乎晕倒。当他一步三摇地跑到劳崇光跟前时,劳崇光眉开眼笑,指点着他:“你呀,真厉害,把中堂大人给感动了。中堂大人要见你。”
这句话就如闪电,射进曾国藩的身体,照亮了他的生命。那天晚上,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和穆彰阿见面了。
月不明,星却稀。穆彰阿先借着明亮的烛光把曾国藩打量了一番,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曾国藩都无出色的地方。曾国藩生就一张大众脸,眼皮永远耷拉着,给人的感觉,这家伙天生一副欠多还少的苦相。
但正如民谚,王八看绿豆——对眼了。穆彰阿越看曾国藩越欢喜,在资质平庸的他心中,人就该像曾国藩这样,相貌不可太出奇,气质不能太有灵性,这种人自恃才高,有资本,会骄傲。人一傲,万事不成。相貌平凡如曾国藩这样的人,永远给人老实巴交的感觉,能让人立即信任。
他无死角地审视完曾国藩后,从桌上拿起曾国藩的会试考卷,念道:“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
曾国藩因为紧张,浑身在不易察觉地哆嗦。穆彰阿读完这段,称赞道:“你这段议论极好。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这就是衡量一位官员好坏的标准。正合我意。我曾和皇上说过,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这就是贤臣了。”
曾国藩唯唯。
穆彰阿发现了他的紧张,就转移了话题:“你可知我为何要见你?”
曾国藩突然磕巴起来:“想必……是……在下的诗文……”
“你的诗文一般,”穆彰阿打断了曾国藩,“我所以要见你,就因为你知不可为而一直为之,持续不断地向我送诗文,这种毅力打动了我。”
曾国藩当时很想说,我这种蠢货,全靠毅力这门武器才混到今天的。
但他懂的,面对这个官场大佬,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少说话。
他的这次表现是优异的,穆彰阿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踏实务实的,跟自己年轻时一样。
第二天,他把曾国藩的试卷呈给道光皇帝看,并且夸奖曾国藩,说此时的帝国最需要的就是曾国藩这样踏实、循规蹈矩的官员。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没有激情,平淡如水,但清明通达,于是画了个圈。这个圈把曾国藩圈进了翰林院。
得到进翰林院消息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去感谢穆彰阿。
其实穆彰阿什么都不缺,曾国藩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所以他空手而去。
穆彰阿先接受了曾国藩发自良知的感谢,然后就指点他。他说:“你以三甲末等的成绩进翰林,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其实,你天赋不高,中等还偏下。可你有个许多人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意志力。人的意志力量是无穷的,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历史上成大事者都是靠勤奋而非天赋,所以你要好好保持这个优点。”
这番话激荡起曾国藩的胸臆,的确,这么多年来,他笨得明目张胆,如果不是靠意志力,早已如那位小偷所说的在家务农了。他为自己而感动,更为穆彰阿赏识自己的笨而感动。
二人分别时,穆彰阿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天下精英所在,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曾国藩被感动得流泪,当场发誓将永不忘恩师今晚的谆谆教诲,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他说他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以报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相信曾国藩的话,他大半生阅人无数,很少看走眼。眼前这个从湖南某个村里走出来的人,质朴得使人惊叹,这种人一旦确立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感情,很难改变。
他向曾国藩暗示,只要有他在,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将会很顺。但是否能青史留名,那就要看曾国藩个人了。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的天资,顿时灰心丧气。可一想到自己的绝密武器“毅力”,又信心百倍。他在心里说,穆老师,咱青史里见!
初露政见
曾国藩在1838年的志向是青史留名。本来,这对他而言是很有难度的事。可因为他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所以难度系数就降低了许多。穆彰阿在曾国藩的仕途生涯中,几乎倾尽全力帮助他。这缘于他和曾国藩很对眼,更缘于他和曾国藩的政见相同。
1838年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两年,英国人在东南沿海的小动作越来越多,清帝国与其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清政府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上分为两派,穆彰阿主和,但追随者寥寥无几。有人主战,一呼百应。因为那时,在很多人眼中,大清帝国天下无敌,英国鬼子不堪一击。穆彰阿在这点上并非懦弱,而是在大清官场高层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看透了清帝国虚弱的本质。
在曾国藩顶着翰林院检讨的帽子回老家光宗耀祖前,他找来曾国藩,单刀直入试探曾国藩的政见。他说:“这几年,英国鬼子在东南沿海像头蠢猪,到处咻咻。朝中有人主张强硬对待,有人却主张忍让,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是社会热门话题。曾国藩在京城有圈子,当然会经常听到这一话题,可能他也发表过看法。听穆彰阿这样一问,曾国藩陷入沉思。
当时凡自认有血性者,对夷狄都是“虽远必诛”的态度。曾国藩初入京城时,也是这样的思想。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获取的消息越来越多,他就转变了看法。
他的脑子转了半天,才想到如何开头。这个头是这样开的:“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
这个开头,穆彰阿如果较真,非给曾国藩一嘴巴不可。驾驭夷狄之道为何绝迹500年,因为清帝国的主持人就是夷狄啊。夷狄怎么可能驾驭夷狄,但穆彰阿没有华夷之分,所以他认真地听曾国藩说下去。
曾国藩开了个头,又沉思起来。穆彰阿知道他反应慢,所以耐心等着。等了大半天,曾国藩才接上开头部分:“没了驾驭夷狄之道,现运筹恐怕来不及。据我所得到的信息,和英国鬼子和平共处,忍让他们是必须的。”
“哦?”穆彰阿发现了知音,兴趣陡升,“你说说看。”
曾国藩又卡住了,幸好没有多久:“英国鬼子很强大,打败他们不容易,‘和抚’既省力又省心;夷狄也是人,既是人就讲忠信,我大中国是‘忠信’的产地,用‘忠信’对付他们;他们制造的鸦片问题,我们可以用合法的外交、法律手段解决,不必动武。”
穆彰阿高兴地站起来,把也站起来的曾国藩按回椅子,说:“我没有看错你,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曾国藩不是投穆彰阿之所好,他真就是这样的政见。这种政见是对的,打不过人家就该避让,一遇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曾国藩绝不是莽夫。
当他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回到老家时,他的老家如起了一阵飓风,整个村庄轰动了,整个曾家沸腾了。曾国藩的爷爷热泪盈眶,在家谱前磕头如捣蒜,感谢祖宗的保佑。的确,曾家几百年来读书人不断,可从未有人像曾国藩一样被点了翰林。这种荣耀连曾家祖坟的青烟都激动得随风飘舞。
不过,曾家虽未出过翰林,却也不是暴发户。曾国藩的爷爷在宴席上先对家人说,虽然咱家出了个翰林,可不要抱着“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心态。又对曾国藩说:“咱家以农为业,你将来纵然富贵,也不可忘本。你做了翰林,事业正长,不必担心家里,好好忙你的事业。”曾国藩努力把这段话记下来,他老爹又站出来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最好了。”
曾国藩不置可否,一年后,他在京城才想起老爹的这句话是最货真价实的人生箴言。
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曾国藩终于回到北京,进入翰林院,正式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京官生涯。
其实京官,说出来有面子,冷暖如何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曾国藩初期的京官生涯很惨淡,惨淡得让他的朋友和家人鼻子直酸。
1840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做检讨,这是个芝麻小官,薪水少得可怜,他在老家倒是靠四处拜访而凑了一笔钱,可很快就花光,于是只能靠借钱度日。借来的钱并非全是他自己花掉的,给老家寄了相当一部分。
1841年时,咬牙熬到年底,实在熬不住了,借了50两过春节。可第二年,仍然很贫穷,到年末时,已经欠债1000两。
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人情往来是大头,给家里寄的是中头,自己花的是小头。”他进翰林院两年时间,除了官服外,穿得出去的衣服就是一件青缎马褂。搞得每次穆彰阿见他,都以为他买了十件相同的衣服,来回地换。
曾国藩把日子过得这样拧巴,除了他发誓不贪污外,翰林院检讨也并无外财。物质生活的惨淡,激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使他走上了朱熹理学这条庞然之船。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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