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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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自然“蜀中无大将”。新的内阁，甚至远不如诸葛亮留下的班底——连对前任忠心耿耿都做不到。

至于皇帝，就更是完全辜负了张最初的期望，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败自己的家，犹如劫别人的财。

君臣两个积十年之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就为了发泄昔日被压抑的积愤，就为了享受“我也可以使你狼狈”的虚荣，竟任其崩溃。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个小子全部革职。

首辅张四维此时，却没按这个意思拟票，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他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过猫腻。他怕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提出折衷意见，说张居正的儿子连中高第，肯定是有问题，但达到录取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也即是说做官的资格还是有的。因此建议不要革职，在翰林院工作的那两个，只需换换单位就行了。王篆的儿子水平如何，谁也不知道，可以复试。

万历不接受这建议，坚持要革职。他说，冯、张的罪过是一样的，既然冯保的弟侄都革了职，那么张居正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按照中国的“墙倒众人推”铁律，到现在，倒张已经形成狂潮。不管是否有利益关系，大家都一齐上。政局显出一种狂欢的色彩。

——痛打落水狗啊！

这里面，有想撇清的，有想建功的，有想出风头的，有想挟嫌报复的，还有……想“不打白不打”的。

昨日之大江南北为张公含泪祈祷，今日之义愤填膺诉权臣斑斑劣迹——这中间，无须进行反省，瞬间变脸。确实没见有什么人忏悔。

万历仍在放纵言官拆毁往日的大厦，快感当前，日日有惊喜。他根本没考虑，今后的施政走向与新格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万历十一年三月，在杨四知打响倒张第一枪后的三个月后，万历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昔日本朝第一大臣，在地府里被剥夺成普通老百姓了。

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弹冠相庆吧，弟兄们。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

声讨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后现代”的荒诞阶段。

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这怎么可能？除非张居正想退休后做古玩生意。

有人控诉张居正在归葬途中，五步挖一井，十步盖一庐——信不信由你！

大量这样的奏章堆在万历的案头，每一件，都需要有个批示。

万历终于发火了。

他要开展他自己的新政，不想再看到乱哄哄。

为此他接连下诏，说了如下的一番意思：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他终于知道，逞一时之快是没有用的，毫无建设性。大家不过都是在唱道德高调，以泄私愤而已。

万历是个执拗的人，不知他后来是否后悔过“倒张”。这个运动，是他自己放弃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自己把自己降为曾受坏人蒙蔽的君主，成了在这次运动中唯一不得不做“忏悔”的人。

倒张是很痛快，但万历没想到，这无疑是一次自污行为。

张居正已经走了，昔日的桎梏已消失，前首辅的身后名声是无害的，何不继续打他的旗号，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上推进。必要时也可做大幅度修正，甚至口喊前进而倒行逆施也不妨。这样做，不仅自己昨天正确，今天也正确，又何乐而不为？

放弃现成的合法性不用，非要否定与自己脱不开干系的过去，以取得新的合法性，不是多此一举么？

过去局面也曾经乱过，但张居正是个镇得住外廷的首辅。君臣俩一唱一合，乱局很快就能弥平。

而现在，张四维不具备镇住全局的能力，且还在和皇帝斗心眼，乱糟糟的局面需要万历一个人来对付，不胜其苦。这不是正合了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规律了么？

在倒张运动中，“三百银火盆”之类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消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这件案子，在万历六年的时候，刘台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在其中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掉的藩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枉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节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赫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当年“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而且，荆州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兄弟平日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怎么下？

丘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绝命书一封。

绝命书也是字字血泪——

忆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是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如此，想日后亦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的事，给祖母与老母喂粥饭的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看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道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愿中华吾土，永无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后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最终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让人看到，人心里毕竟有一点点暖色！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

财产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可尽管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篇文章罢了。

辽王的小老婆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是当年张首辅侵夺了您家的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您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被人纠缠了多少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城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20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至于羊可立所说侵占辽府田宅事，基本就是瞪着眼睛在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

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一向温和，也不得不提出异议。一来是兔死狐悲，二来他怕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于是劝阻万历：张居正的罪状，就这么多了，于法已无可再加。至于复辽，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修废第于民穷财尽之时，复废国于宗多禄少之日，举朝无一人以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

在明代，因为国家养活宗室的负担太重，所以只要哪个藩王没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废封除国——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不言语了，想了想，憋出一句来：“内阁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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