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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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有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剋星，这下子都要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5.1亿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2.67亿亩，总数达到7.85亿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自然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目的。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下令在全国推广著名的“一条鞭法”（也称“条编法”）。 “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勾，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症。 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与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110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10户。担任里长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水手、脚夫等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 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
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住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问题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天下郡国利病书》）。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实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20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邑民皆称其便”（《与宋抚台论赋役书》）。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收入征税。”他还说：“征税办法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缴付，则越是好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明世宗实录》）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灭了“不均”，人才有积极性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之“血”。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 ——真乃空前绝后！ 以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其实枉称平均，那是一种“劳与酬不对等”的不平均。而钱多产业多的人多交税，钱少无产业的人少交税，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为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化为乌有。史称“太仓之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 且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由此成为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之兼并”必将很快就致帝国“失血”而亡，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就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 此人要能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 惟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当政者为何要与文化为敌】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焚书》）。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贽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敢于“批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之态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张居正又设立考成之法，使内阁权力在部、科之上。本来内阁是没有大印的，官职属于翰林，不过是聊备顾问而已，不能直接处理政务。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是想辖制科道大臣，令他们只听他一己之令。“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而后，又将张居正的“劣迹”逐一开列——
逐大学士高拱去国，竟然不容旦夕之缓；
引用阁臣张四维、吏部张瀚，均不通过廷推；
贬斥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几乎扫空了言路；
为固宠计，献白燕、白莲以为祥瑞，招致严旨切责，传笑天下；
为夺好田宅，授意地方府道诬陷辽王，滥加重罪；
为让家族子弟连中乡试，许诺御史某人以堂官、布政使某人以巡抚；
起大宅于江陵，费资十万，规模直逼皇宫，且派遣锦衣卫官员监造；
天下哪个不知，江陵地面膏血已枯，有人还在大起违禁宫室！
我看，张居正贪污的来源，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否则，何以入阁仅仅几天，即富甲全楚，究竟是用何法致富？华屋宝马，妻妾成群，有如王侯，究竟又是谁人供给？
——刘台的这个奏疏，虽然炮火猛烈，但也不是蛮干，他多少用了一点策略，就是刻意离间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他说：当此之时，给皇帝提意见易，给大臣提意见难。当大臣的，每听到有人批评，则借着皇帝宠信，激怒皇帝，或加罪一人以警告众人，或株连多人以杜绝后来者。如此，大臣之恶日益滋长，天下国家之事大势去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张檄文，虽有夸大，但也其源有自，并非捏造。尤其是辽王府邸一事，把陈年旧事也牵起来了。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
那么，他在江陵的万贯家财又从哪里来？原来是他的父亲、子弟和仆人大开了受贿之门（不收就太脱离群众了）。
据说，隆庆六年，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就是来自这个传闻。
此等隐私，又如何解释得清？
张居正就是铁打的身躯，读了这样犀利的檄文，怕也要冷汗直冒！
自万历二年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刘台的弹劾，只是一次大的爆发。反对派意在逼迫张居正下台或做大幅度退让；而张居正则处在刚把局面打开、欲放手大干之际；两下交锋，双方已无一点回旋余地。
面对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也不免尴尬，只有去见皇帝面奏自辩。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极力推测刘台的动机。他对皇上说：刘台因与傅应祯交情素厚，见傅被充军，怕自己将来也不免，就反守为攻，泄愤于臣。这样既可以免于处分，又可以沽名钓誉。
张居正说着，忍不住泪下如雨，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来了。“国朝二百年来，并未有门生排陷师长，而今有之。”（《万历邸抄》）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
据说张居正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看过了辞呈，万历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是刻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那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要介意那些浮言。”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皇上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
纵是如此，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
孙隆高声宣旨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给先生。先生辅佐朕不辞劳苦。那些畜类丧心病狂，发表狂悖言论，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来治他们。先生还是以保社稷为重，马上出来干活儿吧。特赐长春酒十瓶（谁喝谁知道啊），以示关怀。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此次风潮虽然是由言官而起，但部院堂官当中也有给予同情的。礼部尚书万士和就是一个，前此余懋学因言得罪，他就说“直臣不当斥”，并不怕杵犯张居正。而后，以病乞休。张居正这次也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真的想不干了。
风潮的主角刘台，自是难逃厄运。几天后，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虽经严刑拷打，但他言辞反倒更为激烈。旁人都为他担心，他却泰然自若。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
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因为上次傅应祯讪谤的是皇上，他出面讲了情。此次刘台不过是诋毁阁臣，自然也要免廷杖才说得过去。
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然而，事情岂能如此罢休！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首辅的意图，下面自然有人领会，具体执行的，是江西巡抚王宗载和巡按于应昌。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死后连棺材衣服也无，极为凄凉！
以刘台为代表的科道官员，前仆后继地倒张，这类行为，在当代的研究者著作里均被视为“逆流”。向改革者发难而获此恶名，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几个人，在品行上无大瑕疵，亦不是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典型。他们提出的指责，多有所本，是对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就已显露的专权进行抗议。在皇权机制下，权力无制衡，即使是有为之相也难免唯我独尊，破坏朝政中应有的权力平衡。刘台等人的奋起，应看做是对缺乏公议的决策、对一人独大的畸形行政机制而进行的阻遏。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可惜，当时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共商的平台，因此，不同的意见只能以残酷政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固然刘台诸人进行的是绝望的一击，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张居正也为取胜付出了沉重的道义代价，甚至是为他身后声名事业的迅速败亡埋下了伏笔。
——大明多少英才，就是这样有话没法好好说，在险恶的争斗中相厮杀、相诋毁，空洒热血，徒唤奈何！
此事平息了一年多后，万历五年九月，又一场大风波劈头盖脸扑来。
事起突然，牵动甚广，其烈度与惨酷，使人们感觉到仿佛严嵩时代又还魂了。
【午门前顿时鲜血淋漓】
万历五年，本是张居正风光无限的一年。前一年底，他刚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荣衔，是大明臣子在生前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了。转过年来，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张居正谢恩，万历答曰：“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父贵子荣，皇帝又打了包票，张居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万历的这个承诺，到后来成了命运的讽刺。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
就在这仕途如鲜花烈火之盛时，江陵传来噩耗，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九月二十五日，讣告到京。
这一年初，张居正就得知老父患病，本想回乡探亲，却正逢皇上要大婚，因此决定推迟一年再回。哪里想到这一延宕，父子竟成了天人永诀。
老父亲一死，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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