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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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是比较畏惧言官的，惹他们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么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主张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不具备“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县法院院长）。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朴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儿翻了脸。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的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高某！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最高法院院长、复审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们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支大纶语）。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君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要么难以决断，要么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撺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叫苦不迭。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嘛。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出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痼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里就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呵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是在为他的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底下，不得伸展。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他在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事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儿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就气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更替？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还是张居正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至，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两科，比张居正早四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失职违纪的猫腻，人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儿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所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七、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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