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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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的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的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而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最高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想不通，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还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就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官场的食物链远远没有完结】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那样锲而不舍。朝政眼见着就一天天败下去了。

严嵩有个好儿子。老宰相卖官纳贿，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一手操办。诸司衙门想办点事，老严就一古脑推给小严：“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结果，朝政等于由严世蕃一人把持。

严世蕃是严嵩中年才得的独生子，严嵩专权时，小严已经30岁了。此人肥头大耳，一目盲，年轻时沾了老爹的光（父荫）读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毕业后，当了五品小官。他的确有点歪才。代父处理政务之后，谁要是想求见，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不拿钱来？没门。有那想跑官的、跑项目捞好处的，均奔走其门，一溜儿的礼物箱子“相望于道”。

小严对内外所有官职的油水多少、难易程度，全都了如指掌。对跑官者索要贿赂，开的价码，都正正好好，一分也不能少（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有了这样的智力，想不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也难。

最厉害的一个干法是，户部发给边防的银两，严世蕃要得其中大半，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水；或者送到边关之后，边将再乖乖按比例返回严府。国防的钱缺不缺，谁管他娘的。敌人来了的话，可能连大刀都买不起了。

严氏父子中饱私囊，挣够了，当然就要花。他们穷奢极欲，夜夜笙歌，所吃所用的，人间都非常罕见。搂着含苞欲放的三陪小姐，“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无度，污蔑纲常，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明世经文编》）。

上梁如此，下梁也就可想而知。嘉靖后期，严氏父子这一对妖孽，把现世当做末日过，造成了贪风大炽，士风败坏，贿赂公行，简直到了随便抓一个当官的来砍头都决不会冤。

国家财政哪里禁得起这么消耗？大明天下已是千疮百孔了——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到了此时，已是陡然转弯，一步步踏向夕阳了。

这个严大首长在内阁前后有20年，父子俩到底贪了多少？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了。史书上记载，他们严家的溺器，也就是小便器，“皆用金银铸妇人，粉面粉衣”。这还不算，往里面撒尿的那个洞洞，居然做成了女阴形状。

猖獗之极啊！谁说中国古人没有想象力？

他们以为圣眷从此不衰，他们认定天下可以随意折腾，他们习惯了自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荒野淫无道的人，把机关算尽，但就是料不到有无数仇恨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他们。

有这样一双眼睛，是他们决不可以忽视的。

这就是另一位他们将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徐阶。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今属上海），为人聪明干练。早在嘉靖二年（1523）报考进士，中了一甲三名，俗称探花的是也。那一年，他才21岁。按规定，一甲的这三名，不用考庶吉士，直接就进翰林院，当了编修。

当年，任首辅的名相杨廷和曾经责怪过主考官，为何不把徐阶这个聪明小子录取为状元；又指着徐阶夸赞：“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老一辈人奖掖后进的那股子真诚劲儿，真让现在的小孩只恨生得太晚！

徐阶个子不高，面白，风度翩翩，性格机敏，有权谋而不外露。在嘉靖初年本该一帆风顺的，可是，仕途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坎坷。

嘉靖皇帝上台那时候，还干过几件不错的事，其一就是取消孔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称号，仅封“至圣先师”。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取消了大师的官本位。

但徐阶不同意这个做法，因而触怒了当朝红人张璁和皇帝，被外放到福建延平，做了个县法院院长（推官）。

这种基层的历练，对徐阶好处不少，阅历一多，人也圆通老练了。他在下面的政绩不错，从县到市，再到省一级，当到了江西按察副使，是管司法的副省级官员了。

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有提携。嘉靖二十年（1541），徐阶回到中央，当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两年后，调任礼部侍郎（副部长），又升为吏部侍郎（跑到组织部去了），由于在部里受一把手受器重，成了实际上的组织部长。他待人和气，“折节下问”，下面来了办事的官员，他总是一脸和蔼地询问风土民情，因此口碑非常好，官员们人人“愿为用”——有事您就吩咐吧！

徐阶还一度出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负责教导庶吉士，这就恰好是张居正的老师了。他对张居正的最初印象与好感，应该是始于此。张居正对他，则是终身执弟子礼，始终恭敬有加。

这是张居正仕途上的引路人，是一颗带来好运的吉星。张居正后来能搅起那么大的动静来，就是因为徐阶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这些，我们稍后再慢慢地讲。

夏言被杀的第2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阶已经回京8年多了，当了礼部尚书，这就很有入阁的希望了。果然，3年后，他顺利入阁。

诸位可能想不到，徐阶的窜红，不单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且是跟他擅写青词大有关系。嘉靖就喜欢他撰的青词，认为玉皇大帝看了一定会满意，于是，欢喜得一日都离不开徐阶的样子。

徐阶入阁的时候，严嵩是首辅，李本是次辅，徐阶排老三。

这颗新星升任次辅，看来是指日可待。在眼下，朝中能对严嵩构成潜在威胁的，也就只剩下徐阶一人了。

严嵩虽老，可他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他不能容忍有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超越他。史载，他对徐阶“中伤之百方”（《明史》），也就是想方设法地挤兑。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徐阶的罪过，就在于他得了皇帝的宠爱。

大明的所谓“办公室政治”，无非就是争宠、邀宠、固宠那点儿事。因为领导当中理智的不多见，糊涂的居多，欣赏谁就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好，怎么干都行。受宠的下属，闹翻了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像严嵩这样的政治老手，自有他的原则——上级的宠爱，决不容他人分割。

受到严嵩的压迫，徐阶当然郁闷。但他是目睹了强悍的夏言是如何覆亡的，他不可能傻到去重蹈覆辙。

他使用的对策，也是柔术。手段跟严嵩相似，只是目的不大一样。

他内心早已经清楚——他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就是有朝一日干倒严嵩，挽回政局的清明。而在此之前，就只能先保住自己。

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大明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6万人不到，半是老弱，强壮点儿都给派到高官家里服役去了，而且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4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哭成一片。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的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啊！

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10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10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办法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阶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然后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 “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王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孙女做了妾！这胯下之辱暂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定评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由于明廷采纳了徐阶的意见，与俺答周旋，待勤王大军陆续到达后，明军势力增强，嘉靖便命兵部尚书丁汝夔发兵出击。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天子脚下，如果打不好交不了差，瞒也没法瞒。还不如不打，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

丁尚书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京兵更是乐得不战，于是任俺答兵烧杀。敌兵在城外杀掠够了，果然退走。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讨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咐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道不同我就不奉陪了】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覆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可以做个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堂上严、徐两人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深表赞赏。徐大人是个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他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含而不露。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禀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高的文化人也有关。严嵩对张居正的才华，多少还是有些欣赏的，

张居正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文章，比方给皇上看的《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需要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仍是“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三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今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之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能担得起来么？

但是，他不与王八蛋们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绝然，却为万世的人们昭示了——“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张敬修《文忠公行实》）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他当不了陶渊明。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阡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做外官的机会很少。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是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肉食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隐居江陵时，他曾与好友前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流露出他内心的矛盾：是消极避世，还是做大事业？实在难以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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