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高王凌作品乾隆十三年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写道，“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以前政府重视的是授田和开垦荒地，但到明清时期，“国家对农民物质福利的注意重点，从生产性活动转到了消费”。国家制定政策来稳定许多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国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其核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学者李伯重说，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国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41]

　　“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南怀谨回答说，“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过，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现在才是由政府做。[42]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岂不是已经进入了“现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扩大粮食仓储的努力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目标是把原有的仓储数量予以成倍的扩大。在鼓励私人捐监的同时，也依靠官府的采买。为此一度打算敞开收购余粮，议行田赋征实，以期“余三余一”、“一劳永逸”地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43]同时，破格赈粜救济（如平粜不拘额数、于四乡设厂、借粮减息免息、增加赈济面、正赈外复设加赈等）。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并为之完善了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统计制度（清初以来九十余年只统计“人丁”而非大小男妇人口）。

　　乾隆初年粮政新措施实行的结果，使“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并在乾隆七-八年两江、直隶大灾的赈济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后，即发现了新的问题：粮价上涨（可见追求“平价供应”，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之一）。经过各省督抚汇议，发现问题的症结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储存这么多的粮食，和实施这样的“福利主义”？政府究竟应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结论说：“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终于认识到，“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也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它虽未曾取消民间市场行为，却无异于把它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纪的有关努力能够与之相比。[4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现代国家的那些出于良好用意而设计的项目，为什么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悲剧”？从这种角度看来，乾隆时期的上述努力，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6]

　　也许，缺乏对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纪的粮政事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五年）的相关问题。

　　八、议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李塨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等问题。[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因此在这之后，仍不断有议论田制的意见出现。直至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争于上前，无所挠挫”，高宗谕：

　　“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说也。因示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52]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但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较而言，二十世纪就俨然是一个“土地制度变革”的世纪。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再到“集体化”，和其后的“包产到户”，于二百年后，终于实现了传统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后也终于发现，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后能否即实现农业的成长，以及土地的“出让”（租佃）、“转移”（买卖）等一系列的问题。

　　九、干预租佃关系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劝减佃租”：

　　“（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有司诚能爱民”，应“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农村改革”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net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 *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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