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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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即“政事之科”，为“儒学”（注意它不等同于理学、考据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 《经世文编》中“（参见苗华国、余芬论文）。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国务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民间士人（参见宋玥论文）。
对“六政”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虽然它们不属于“经学”的范围，却是传统“儒家”必不可少的“学问”。
从经济史转入政治史：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后，据唐晓峰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及其分类说明，特别是有关垦政、农政、粮政部分）
六、乾隆皇帝的“专制理念”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正面认识传统政治并不等于专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赞成“朋党”不得于上奏前互相讨论 反对“聚众”戒“干誉”（及“蛊惑人心”）众多的“汇议”（参见申妙论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
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受众”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策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正面观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妖魔化”，相对而言，要把清史“写得好一点”（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古人”，认真听取当年那些“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和“客观形势论”，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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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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