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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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15]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16]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17]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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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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