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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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范逃走后，襄阳忠卫军（北军）主将李伯渊焚毁城郭仓库，开城投降了蒙古，襄阳城中官民、钱粮、器械尽为蒙古所得。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南宋苦心经营一百多年，城中官民有四万七千户，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的金银盐钞等，全部落入蒙古军手里。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不仅如此，蒙古军还拆毁了襄阳的城防，放火焚毁了襄阳城，将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统治下的洛阳地区，襄阳城被扫荡得精光。自此，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重新移到江陵。赵范因坐失襄阳，被削官三秩。
襄阳失守意义重大，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失去屏障，难以坚守。自襄阳陷入蒙古军之手后，随州、郢州、荆门（今湖北荆门）的宋军守将均弃城逃跑，只有复州（今湖北天门）守将施子仁力守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于蒙古军之手。
为了进一步突破南宋的峡州—江陵—复州防线，蒙古军兵分二路，一路攻复州，进逼汉阳；一路攻枝江（今湖北枝江），进逼江陵。情形十分危急。
眼见宋军屡遭挫败，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负责处理荆襄战务。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又历来主张议和，因此名声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赵葵“端平入洛”时，他曾不顾大局，拖延粮草运输，牵制前方将帅，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军的诡计，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杜杲受此打击后，从此专意理学，无意仕途，终老田园。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场后，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
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属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他由荫补入仕。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围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杜杲率军前往救援，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二箭，但他临危不乱，依旧沉着指挥战斗，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从此展露出出众的军事才华。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北伐，打算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丘），时任淮西转运判官的杜杲说：“江淮灾荒连年，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上书反对出兵，但宋理宗不听，三个月后北伐失败，蒙古大举入侵，果然应验了杜杲的话。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今安徽寿县），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在冷兵器时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患》中所言：“兵者，国之爪也……备者，国之重也。”当时蒙古军用火炮（指发石机）攻城，威力很大，杜杲与儿子杜庶则将网用木头撑开，罩在城墙上，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宋军失去了制高点，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木楼上方有岗亭，可以装兵卒，并开有箭窗，便于弓箭手射击；下面则装有轮子，方便快速移动；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因为制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立即换上新的木楼，非常灵活。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专门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古兵。蒙古军一计不成，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孔都罩住，向宋军发动攻击。由于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据史料记载，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半年后，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与蒙古军对决，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庐州战后，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为文丽密清严，书法善行草急就章。
当时，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大臣李宗勉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以和误国”之辈。监察御史王遂也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的笑话的时候，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祖籍绛州（今山西新绛）。他出生在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即忠卫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因而刚好错过了襄阳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军主帅阔出病死军中，蒙军不得不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南宋朝廷要求新任京湖制置使的孟珙乘机收复荆襄失地。孟珙认为要收复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必须先取郢州，以打通粮道，然后再取荆门（今湖北荆门），才能制胜。他随后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便在襄阳设置重兵，重新建立军事重镇，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今河南息县、汝南）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荆鄂都统制张顺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淳祐四年（1244年），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史嵩之父丧后，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其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指史嵩之）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卿（史嵩之弟史时之之子）都站出来指责他席宠怙势，写信劝谏伯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尽管有议论种种，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他守丧期满后，宋理宗还念念不亡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结果御史谏官前赴后继，坚决阻止。史嵩之从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
史嵩之一倒，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开始受到排挤。孟珙有心无力，从淳祐六年（1246年）开始，五次申请辞职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联络孟珙，打算投降孟珙。孟珙向朝廷报告，准备受降，却不被批准。孟珙由此叹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一气之下发病而死，时年五十二岁。孟珙死后的第二年，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南宋一朝党争十分激烈，不同派系在防守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尤其体现在将领的任命上。因此，南宋一朝，将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比如之前功劳显赫的名将余玠、杜杲便是如此。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劳再大，也立即失势，处处受到制约。正因为如此，南宋将领为了保住权位，往往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因而导致南宋贿赂交结之风盛行。下面即将提到的襄阳主帅吕文德、吕文焕便是攀附权相贾似道，从而平步青云，一门公侯。南宋这种结党之风，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往往视私利重于国事，对宋造成不利影响。党派之争必然影响朝内政局，进而影响防守策略及将领人选，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
第55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9)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宋蒙战争暂告一段落，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但蒙古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南宋激烈的抵抗，尤其之前蒙古大汗蒙哥战死钓鱼城，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使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在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促使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刘整熟悉中原局势，向忽必烈建策，提出将蒙古军主力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
刘整就是前面在《钓鱼城》一篇中提到的宋朝骁将。刘整，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在当时属于北方人）人。金国灭亡前，南下投奔南宋，隶属名将孟珙（时任京湖制置使）麾下。孟珙攻打信阳时，刘整任前锋，某晚仅率十二名勇士攀上城墙，一举俘虏了敌方的守将。昔日唐朝名将李存孝曾率领十八名骑兵攻打洛阳，孟珙认为刘整比李存孝还要英勇，因而特意命人在刘整的旗子上绣上“赛存孝”三个字。宝祐二年（1254年），刘整随当时的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加上他为人狂放自负，桀骜不驯，深为一些南方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后来守卫襄阳的主将吕文德。刚好此时权臣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吕文德当时为策应大使，与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勾结起来，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却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他突然以蜀之要冲的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当时蒙古将领多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辨，不可辩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决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投降蒙古者，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宋理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命俞兴讨伐刘整，结果却被刘整打败。吕文德奉命务必收复泸州。宋军首先克复了泸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为营、坚壁围攻的战术向泸州推进。刘整难以支持，次年（1262年）初撤出，将泸州民众徙往成都、潼川。正月，吕文德收复泸州。宋朝廷改泸州为江安军，但其所隶之州，除泸、叙、长宁、富顺外，均为蒙古军占有。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宋朝兵制初探》）。就连当时的南宋人，也对刘整叛宋的后果感受深刻。襄阳陷落后，大臣汪立信曾上书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度宗本纪·卷四十六》）虽然将责任完全推到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身上未必公正，但也可以看出宋人对刘整因受迫害被逼投靠元军是极为痛心疾首的。
因为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充足，可支撑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熟悉情况的刘整建议忽必烈不要强攻，而是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吕文德，加以提醒。但吕文德麻痹轻敌，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根本不把蒙古军放在心上。等到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大军兵锋直指南宋，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
刘整又向阿术计议，认为蒙古军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之前，阿术曾率军攻打襄阳，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阿术本人也在混乱中坠马，差点被宋军活捉。后来还是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兵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蒙古军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一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刘整的建议使蒙古军的水军迅速形成战力。尤其是刘整提出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技高一筹，使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超越了南宋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灭亡南宋的□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
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蒙古军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朝廷为了挽救危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于是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各自集中重兵争夺的焦点。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人。蒙古军南下时，河北大乱，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金国由此任命他为定兴令，隶属于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后苗道润为其副使贾瑀所杀，张柔决意为苗复仇，率部降蒙，后俘获贾瑀，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后随蒙古军伐金，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守将投降后，蒙古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只有张柔不取金帛，赶到史馆，运走了《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并拜访当地耆旧望族，护送北归。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张柔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正因为张柔礼贤下士，金国灭亡后，金士大夫有相当一批投奔到他门下，如王鹗、郝经、乐夔、敬铉等名士子均是他的幕僚。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张柔为元朝立下功劳甚多，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只有张柔与史天泽被称为“拔都”（英雄）。忽必烈却认为张柔功劳还在史天泽之上，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张柔有十一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弘范，就是他在厓山一战中消灭了南宋最后的主力。
为了打破蒙古军的鹿门、白河之围，襄阳宋军发动了一次反包围战，主动出击蒙军，但被蒙古军打败，且伤亡惨重。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救襄阳，被蒙古军打败。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损失两千余人，战舰五十艘。贾似道再次派爱将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吕文德婿）率军援救襄阳，也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最好笑的是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
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一种说法说他其实是张柔之侄。后来张柔投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襄阳。襄阳主帅吕文德也不重视，只让他当了个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最后在厓山被张弘范打败坠海而死，与陆秀夫、文天祥并称“宋亡三杰”。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当时有谣传说，吕文德是被蒙古人派奸细暗中下毒而死。这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少，实在难以确定。虽然刘整痛恨吕文德，但对于蒙古军而言，吕文德并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而一旦吕文德死去，接替他宋军主帅位置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可预测。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吕文焕要比他的兄长吕文德更为精明。
因为宋军援兵屡屡战败，南宋群臣多主张派名将高达前去支援襄阳，认为只有高达才有能力入援成功。高达看不起贾似道，还因此被贾似道迫害，二人一向不和。贾似道又担心高达一旦入援襄阳成功，会削弱吕文焕的权力，露骨地说：“吾用达，如吕氏何？”（《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决不肯起用高达。而吕文焕当上襄阳主帅后，竟然也跟贾似道一样的想法，生怕朝廷会派高达到襄阳来，于是将捕获蒙古军哨骑数人谎报成襄阳初战大捷，使得朝野一度也不把救援襄阳当回事了。其实，朝中根本就没有高达援襄一事。
高达原为孟珙部将，后成长为名震一方的将领。他曾在军中公然讥讽不知兵事的贾似道，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进攻号称江陵外城的沙市（今湖北沙市）。高达当时任湖北制置副使，负责守卫江陵，不发兵援救，导致沙市城破，元军屠城，沙市军民被屠杀殆尽。不久，高达以江陵降元。江陵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地位十分重要。宋失江陵后，京湖防区全面崩溃，荆蜀宋军再也无法联兵东下，攻取临安的元伯颜军后顾之忧解除。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为了摆脱困境，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古军早有准备，事先设下埋伏，诱宋军深入后，突然反击，宋军大败而归。此后，襄阳宋军无力再出击，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援兵。
当年，南宋朝廷派李庭芝（原孟珙部将）出任京湖制置大使，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却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接到信后，竟然不顾大局，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借故停兵不进，还大肆购买歌童舞女，日恣淫乐。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没有同意。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同时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以牵制宋军。因为元将张弘范屯军在鹿门，断绝了襄、樊的粮道，宋将范文虎受命率舟师十万督运粮饷输往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趁夜色逃跑，一百余艘战舰、辎重都被元军夺去。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结果守卫江面的元军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钩起来焚火用，结果送信人由此被发现，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踞，现在只能通过荆州（今湖北荆州）、郢州来救援了。”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荆州的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它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人便军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智勇双全的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率领。张顺、张贵均为当地农民，因智勇双全，成为民兵领袖。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退缩。于是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还运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沿江顺流而下。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江口，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战斗十分激烈。一直转战一百二十里，才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四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踊跃欢呼，勇气百倍。
不过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四处寻找不见。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四创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据史书记载，张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到郢州，给范文虎投书送信，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到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前去会师。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按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速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吕文焕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并非宋军将领，能以农民之身，行国士之举，这种慷慨赴国难的行为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有诗赞道：“忠臣张顺救襄阳，力战身亡庙祀双。此是忠臣非盗贼，休将《水浒》论行藏。”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完全可以想象他心中是何等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临安城内的权奸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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