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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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瑞鹤仙》有词一首：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
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
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
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冷。
勾引愁绪，半演金铺，雨欺灯晕。
家童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
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隐。
又有七绝《黄葛晚渡》：
龙门东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暂息肩。
自是晚来归兴急，江头争上夕阳船。
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的重大军事价值在他死后才逐渐突显出来。这个本该更能有所作为的传奇人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历史不会忘记他，四川人民也没有忘记他。蜀中民众听到余玠的死讯后，无不悲哀难过，如同失去至亲亲人。
令人扼腕而叹的是，余玠死后，继续受到奸臣的攻击，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而后来奸臣贾似道当权，贪婪粗鄙，好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竟然下令掘开余玠的坟墓，取走了玉带。
余玠死后，余晦接任，负责驻守四川。结果蒙古军前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再度危急。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任用奸佞，导致朝政腐败不堪，促使南宋加快了灭亡。他最宠爱阎贵妃，阎氏一门因此而权势熏天。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与阎贵妃、权臣丁大全、马天骥勾结，专事陷害忠良，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到重用，由此成为祸国殃民的一代大奸臣。“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山航海行”，如此腐朽的王朝，浑然不知灭亡的日子正在临近。
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即汗位后，稳定了政局，开始谋划大举攻宋。就在余玠离奇死亡的同年，蒙哥派弟弟忽必烈率师远征大理国。大理国由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创建。段思平为白蛮贵族，自称祖先是武威郡（凉州）人，他依靠三十七部乌蛮的力量，在南诏的基础上建立了大理国，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很可能就是蛮化的汉人。大理国的疆域与南诏略同，但实际上号令却局限在以洱海为中心的云南西部。大理国王位传至段连义时，大臣杨义贞废段氏，自立为广安皇帝。四年后，段氏臣高智升遣子高升泰率三十七部乌蛮灭杨氏，拥立段寿辉为王，但大权完全把持在高氏手中。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段寿辉让位给高升泰，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死后，其子高泰明又让位给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国。这个时候的大理国，势力范围更加小得可怜，号令不出一隅，三十七部因为反对高氏专权，不但宣布独立，还屡屡与大理国交战。高氏时称高国主，段氏只是徒有国王虚名。不过，大理国与宋关系一直友善。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后理国王段和誉遣使来朝贡，宋徽宗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南宋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大理国还曾派遣使者到邕州商议通商一事。可以说，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一直还算不错。蒙哥派忽必烈进攻大理国的目的，是打算在南宋南部安插一块基地，以完成蒙军包抄夹攻南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计划。
忽必烈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取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蒙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逃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国灭亡，共历二十二主。
此时，蒙古国已统一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疆域包括今之淮河至秦岭以北，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及云南，形成了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包围形势。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实现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刘黑马，名刘嶷，字孟方，山东济南历城人。出生时，家中有白马产黑驹，因此以“黑马”为乳名，不料日后反以此名传遍天下。他与史天泽一样，均是蒙古军中的汉人高级将领。窝阔台即位后，设三万户，以刘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总管汉军。后增设七万户，仍以刘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次之。
宝祐四年（1256年）六月，蒙古大汗蒙哥召集诸王百官，商讨攻宋之计，这实际上已经拉开了蒙古全面灭宋计划的序幕。经过讨论，蒙哥随即制定了以进逼临安、灭亡南宋为目标的计划：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亲自率军大举攻宋。此次，蒙古精兵强将倾巢而出，不灭南宋誓不罢休。蒙军主力兵分三路：蒙哥亲率一军攻打四川；其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塔察儿、李璮等率军佯攻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再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为了配合蒙古大汗亲征，蒙军占据了宋人废弃的成都城（余玠入蜀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后，成都府治迁往云顶山城），正式在此立城设署，以图全蜀。宋理宗虽然荒淫昏聩，但也料到蒙军此举必有图谋，于是以成都之得失关系全蜀安危为由，严令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务须收复成都。皇帝下了圣旨，蒲择之自然不敢怠慢，决定亲自出马，收复成都。事先，蒲择之也做了周密部署，派都统杨大渊把守剑门关，负责阻挡利州（今四川广元）蒙军汪德臣部南下；又派都统段元鉴守卫灵泉山（今四川成都东南），大将刘整（后为贾似道猜忌，被迫投降蒙古，成为影响宋元战局的关键性人物）在江箭滩（今四川遂宁涪江渡口）布防，负责阻截蒙古大将纽□从夔州（今四川奉节）增援；这样，成都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切安排妥当后，蒲择之亲自率主力自重庆攻成都。当时驻守成都的蒙军主帅阿答胡刚刚病死，本来时机对宋军十分有利。不料蒙古大将纽□骁勇善战，首先在江箭滩突破了宋军防线，率援军冲进成都，然后整顿人马，领军固守。蒲择之虽然成功围困住成都，却久攻不下，又刚好遇上雨季，阴雨连绵，天气潮湿闷热，宋军士气十分低落。不久，蒙军汪德臣部冲破宋军防线，赶来增援，与成都城内的纽□部内外夹击，终于冲跨了蒲择之精心布置的包围线。蒲择之失败后，率军退回重庆。
纽□解成都之围后，趁机反守为攻，进围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云顶山是贯通东西川的军事要冲，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关与小云顶互为依托，控制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东面之门户。宋代建国之初，就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在山下设立怀安军，这样，无论东川还是西川有事，均可凭借扼守云顶山而不得越境。余玠入主四川后，着手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云顶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云顶山城易守难攻，所以才将成都府治由成都迁到云顶山城。
云顶山如此要地，宋军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将刘整率军阻挡纽□军，但被蒙军击败。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今四川简阳）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的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今四川彭县）、汉州（今四川广汉）、怀安军（怀安，今四川成都东）、绵州（今四川绵阳）等地相继失陷，威州（今四川理县西北）、茂州（今四川茂汶）诸州亦归附蒙古。宋成都府治不得不迁往嘉定（今四川乐山）。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成都府治南迁嘉定（今四川乐山），蒙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十月，入利州（今四川广元），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今四川剑阁西北），宋将杨立战死。十一月，蒙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今四川蓬安东南）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出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今四川广安东北）守将蒲元圭也弃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当时钓鱼城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有十数万人。当时的合州知州为王坚，为钓鱼城的最高指挥官。
王坚少年从军，应募赴枣阳加入“忠顺军”，一直是名将孟珙的部下。曾领兵烧毁蒙古军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所积船材，从此崭露头角。南宋开始经营四川后，他跟随孟珙入川御敌，屡建战功，官至武功大夫。余玠死后不久，王坚被命为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主持钓鱼城防务。他为人富有谋略，上任后立即开始在冉氏兄弟创筑的钓鱼城基础上，大规模地修缮加固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今重庆市）。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钓鱼城内有大小池塘十三个，井九十二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蒙哥曾经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负骁勇善战，威名远播，而自入四川以来，也是节节胜利，因此极为狂妄，大有已经视南宋江山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晋国宝前去招降。结果，晋国宝一进钓鱼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坚下令逮捕，押到阅武场（练兵场）斩首示众。
蒙哥吃了个闭门羹，面子上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下，决定强攻钓鱼城。蒙军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值得花费时间，不如绕过它直下江南。一旦我们夺取临安、灭亡南宋后，钓鱼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强好胜的蒙哥断然拒绝了术速忽里的建议，发誓要用武力征服钓鱼城。如此一来，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此时的蒙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仅葬送了蒙古无数精兵强将甚至包括他本人的生命，还由此改变蒙古对南宋的战争格局，甚至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寒风凛冽，蒙哥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正式进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今四川合川）、末哥（拖雷庶子）攻渠江流域的礼义山城（俗称三教寺寨，今四川渠县东北）、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以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又派留驻成都的大将纽□进攻忠州（今四川忠县）、涪州（今四川涪陵）二县，并在蔺市（今四川涪陵西）造起一座浮桥，以阻绝长江下游宋军的增援。又在铜锣峡（今四川重庆东）据险为垒，以阻遏重庆宋军北进。这样一来，钓鱼城孤悬一隅，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岛。在蒙哥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强马壮的蒙军再对钓鱼城发动攻势，不过是瓮中捉鳖而已。
二月，蒙哥亲自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今钓鱼城东北鸡心石），驻营于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一带。为了彻底孤立钓鱼城，不让城内宋军出城半步，他首先派人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又命大将史天泽屯军在城南，专门封锁嘉陵江面，阻滞宋军援兵；派另一大将汪德臣屯军城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清掉外围后，蒙军的强攻终于开始了。钓鱼城当时有八道城门，分别是：始关、小东（城南）、新东、青华、出奇（城北）、奇胜（城西）、镇西、护国门。其中，“一字城”就是从钓鱼城城南小东门和城北出奇门延伸到入嘉陵江心的城墙。二月初三，蒙哥亲自督军进攻。二月初七，蒙军猛攻“一字城”。二月初九，蒙军猛攻镇西门。紧接着，连续进攻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均遭失败。王坚率领军民凭借天险地利据守，多次击退了蒙军的进攻。
第53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7)
猛烈的进攻从二月一直到三月。然而，经营多年的钓鱼城防卫工事发挥了最大优势。尽管蒙军擅长攻城，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专恃炮（并非后世火炮，而是投石机）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一》），但在地势险峻的钓鱼城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蒙军始终徘徊在城下，无法前进半步。而远在临安的宋理宗也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惊醒过来，对钓鱼城的战局十分关注，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领兵入蜀，专解钓鱼城之围。这个吕文德，后面在《战襄阳》一篇中还要详细提到他。
从四月初三开始，四川暴雨连绵，电闪雷鸣中，大雨一连下了二十天，蒙军攻势由此受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天气初晴，蒙军立即集中精锐，偷袭城南的护国门，但未能得手。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军绕道西北，偷攻外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一度登上城头，与守城宋军展开激烈搏斗，杀伤多名宋军。王坚闻讯立即率勇士力战反击，终于打退蒙军，重新夺回了“一字城”。
五月，四川进入夏季，酷热无比。蒙军士兵耐寒不耐热，军中瘟疫蔓延，士气十分低落。王坚则趁机在半夜率兵出城，偷袭蒙军营地。蒙军惊扰不安，日夜警惕，由于水土不服，又得不到好好休息，战斗力大为削弱。不少蒙军将领劝蒙哥就此收兵，绕过钓鱼城，直奔临安。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蒙哥一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钓鱼城这样难啃的骨头，他的愤怒和傲气被钓鱼城的顽强最大地激发出来，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视天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发誓要不惜代价夺取钓鱼城。
这时候，宋军援兵正由水路增援钓鱼城，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沿长江溯江而上，于五月下旬与担任阻截宋援兵任务的蒙将纽□在涪州相遇。吕文德采纳将领曹世雄（后被贾似道迫害而死）、刘整的计谋，攻断了纽□架设的浮桥，乘胜追击，猛攻蒙军部署在铜锣峡的水上防线，一度取得了优势。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军的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军遭遇。蒙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有一天，王坚命人将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及百余张蒸面饼抛下城墙给蒙军，并致信蒙哥，说“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意思是即使再攻打十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而相比于宋军的斗志高昂，钓鱼城外蒙军的状况就相当糟糕了，军士畏暑恶湿，多有中暑者，疟疾、霍乱等疾病也在军中流行。
六月初五凌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乘夜色突破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形势一度对宋军不利。不料天快要亮时，突然天降大雨，蒙军攻势受阻，攻城的云梯也被宋军用木石击断，最终被迫撤退。
汪德臣见钓鱼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蒙军无法攻破，竟然为了立功，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想凭借一张嘴劝降守城宋军。据说蒙哥曾评价汪德臣“汝身虽小，胆若山大”。汪德臣单身劝降之举不但是胆若山大，而且是异想天开。宋军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直接扔下一堆飞石。汪德臣被城上飞石击中后不久，就死在了缙云山寺庙中，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掩盖不光彩的一面，蒙军对外宣布汪德臣的死因为病死。
蒙哥听到汪德臣的死讯后，十分痛心，一度扼腕叹息，更加对眼前可望而不可及的钓鱼城不胜其忿。他想来想去，认为钓鱼城久攻不下，是因为蒙军一直不知道钓鱼城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于是下令蒙军在新东门外筑一高台，打算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王坚得知蒙军在城外筑台后，料到蒙哥好胜，必定会亲自登台窥探城内虚实，于是暗中命人做好了准备。
七月，蒙军高台筑成。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如王坚所预料的那样，蒙哥亲自登上高台，想看看这座令自己费神不已的钓鱼城到底有何能耐。不料刚上高台，早有准备的宋军炮石齐发，蒙哥当场中飞石受伤。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不治身亡，死前怒火未息，留下遗言说：“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他至死还是不能对败在钓鱼城之下释怀，由此也可见钓鱼城之战当时酷烈到何等程度。这一史实就是金庸先生名著《神雕侠侣》中神雕大侠杨过飞石击毙蒙哥大汗的故事原型。
与之前的汪德臣之死一样，为了掩饰这一极不光彩的败局，蒙古官方说法为蒙哥染病而死。即使蒙军不愿意承认，但根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均战死于钓鱼城下，蒙军损失之惨重由此一目了然。
蒙哥一死，蒙军无主，不得不北还回蒙古老家，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钓鱼城之战是蒙古军南下攻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这一胜利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谁都没有想到，在各路蒙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南宋已经危在旦夕，甚至已经有大臣向宋理宗提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历史却意外地因为这场钓鱼城保卫战而改写了。
就在蒙哥主力大军徘徊在钓鱼城下之时，其他各路蒙军均进展顺利。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在抢渡淮河，渡河之后，立即进兵鄂州。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为南宋军事重镇，之前由于四川形势岌岌可危，鄂州大部分宋军已经前去增援四川，防卫空虚，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忽必烈认为机不可失，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直逼临安。就当他率领大军到达长江北岸黄陂（今湖北黄陂北）时，宗王末哥派人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身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北返继承汗位。但此次蒙古军南下之前，忽必烈因为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政策，被蒙哥猜忌，剥夺了兵权，刚好诸王塔察儿攻东线无功受责，才改由忽必烈替代。忽必烈知道鄂州空虚，认为指日可下，因此不愿意功亏一篑，决定继续进兵。他派董文炳为先锋，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自己亲率主力由阳逻堡渡江，驻营于黄州白鹿矶，遣人劝降无效后，开始围攻鄂州。宋理宗急忙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宋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同时，另外分出两路兵马，一路前往湖南，准备与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另一路由大将郑鼎率领，负责袭扰江西。郑鼎军长驱直入江西，直奔隆兴（今江西南昌）。宋江西宣抚策应大使赵葵急忙从信州（今江西上饶）退保隆兴。蒙军溯赣江而上，攻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知临江军陈元桂登城督战，力竭不能敌，被俘后遇害。宋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陈世昌弃城而遁，蒙军直入瑞州，又扰兴国、南康（今江西星子）、抚州等州县，江西大震。因为江西地僻兵稀，颇有无力解脱南宋京师临安威胁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内侍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也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请留驻临安以安人心。宋理宗担心吴潜仿效张邦昌故伎，迁都之议遂止。
到了十一月，忽必烈围攻鄂州两个多月，战事完全处于胶着状态。宋军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刚刚增援四川的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冲破蒙军阻截，乘夜突围进入鄂州城中，加强了鄂州的防御力量。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宋京为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时，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还虚张声势，扬言要立即进攻临安。贾似道非常紧张，恰好此时传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才稍稍缓过气来。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次派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要出发北归，立即顺水推舟，派赵璧为使者前往宋军营议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正在谈判之中，蒙古使者赵璧远远望见蒙古军营摇旗相招，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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