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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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
每到丧祭节令的时候，金人总要赏赐给宋徽宗一些酒食，并令他写谢表。后来谢表多了，金人便集成一册，拿到边境与南宋进行贸易的榷场去卖，总能卖得高价。
当然，宋徽宗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
而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建炎元年（1127年），跟随宋徽宗北上的大臣曹勋从金国逃回应天府，晋见了宋高宗，并献上了宋徽宗亲笔书写的半臂绢书，还有他本人写的《北狩见闻录》一书，该书记录了从随宋徽宗被俘入金营到北迁燕山前的亲身见闻，起自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初七，迄于同年六月。宋高宗看着这些血泪之书，不但没有激发出抗敌的勇气，反而生怕自己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朝臣们的坚决反对，坚持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迁到更为安全的扬州。
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
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而另一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则有千古绝唱的《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金兵入侵中原，烽火狼烟，生灵涂炭，无数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痛悲咽，体现出了中原沦陷的沧桑，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苦难。
4.太学生陈东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又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
也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重新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南宋”。
赵构，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弟，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生，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时，赵构曾作为亲王出质金营。据说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是遣还换质。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因奔走疲劳，正在一座庙里熟睡。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长江。渡江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就是庙中的泥马。这就是著名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不管“泥马渡康王”的真实性如何，赵构确实是相当幸运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入侵，宋钦宗派弟弟赵构出使金营，负责割地求和事宜。赵构之前已经有一番在金营当人质的离奇经历，亲眼见识了金兵的凶狠和残暴，而代替他的人质肃王赵枢已经被掳北上，今生今世大概都无法回到中原。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其实并不情愿接受这项使命，亲王去求和，与羊入虎口无异。但形势所迫，赵构还是出发了。他刚出京城，金兵便渡河南下。赵构又逃过了一劫。当宋徽宗、宋钦宗和所有的皇室成员被金人俘虏到北国后，赵构作为唯一逃过这场浩劫的皇子，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他毫无争议地成为新一任的皇帝。
南宋朝廷建立之初，局势十分有利，北宋的亡国之耻强烈地激发了中原军民的抗金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稳的宋高宗不得不顺应潮流，标榜“中兴”，还在即位大赦中提出“同奚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的政治口号，意思是要战胜金人，迎还宋徽宗、宋钦宗二帝。
当时主战派大臣李纲虽然被排挤出朝，但深孚重望，在士大夫和天下人中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抗金的众望所归。所以宋高宗即位后，立即任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拜为宰相。然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却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可见投降派一开始就在新朝廷中占了上风，这其实也是宋高宗真实心态的有力验证。不过，此时宋高宗刚刚即位，为了巩固皇位，还是装模作样地顺应民情，起用了李纲。但同时又任命投降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其实就是要制衡李纲。黄潜善和汪伯彦早在宋高宗登极为帝前就成为元帅府的心腹，出过不少坏主意，二人刚刚上任执政大臣，就首倡要与金人“画河为界”。
同年六月，李纲走马上任，这是他第一次入相。他执政后，一方面上疏宋高宗，认为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可必胜，建议罢和议、积极备战、改革内政、惩办张邦昌等降金官吏；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金斗争，备战抗金，打算恢复中原。当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已掀起抗金斗争，李纲推荐张所出任河北招抚使，王璦、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以组织和领导这些地区的抗金斗争，共同措划收复河东、河北失地。李纲又举荐宗泽为开封留守，重新整顿开封的守备，打算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只是，南宋王朝从建立之初，便是个只知道苟安的王朝，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投降派，并不想作真正的抵抗，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收复故土，只希望向金国投降求和，以此来换取对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宋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宋高宗却听从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手诏说：“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充分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
有这样的投降皇帝，主战派大臣注定要无所作为。宰相李纲的抗金行动不但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还受到百般破坏和阻挠。投降派汪伯彦、黄潜善及其党羽更是竭力攻击李纲建议设置的河北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竭力排挤李纲及其荐用的人。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南宋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殿中侍御史张浚趁机落井下石，弹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等。八月中，宋高宗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罪名罢李纲宰相职。李纲罢相后，招抚、经制使司随之废罢，张所等人均被贬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于金人之手，李纲所规划的所有军民之政、抗金措施，“一切废罢”，军政大权完全由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宋高宗本人则逃往江南。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年间登进士第。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张浚赶来参与了皇帝登极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之后，又受到新任宰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张浚一度依附黄潜善，对另一主张抗金的宰相李纲大加攻击，直接导致李纲被罢相。但不久后，张浚与宰相黄潜善也有了矛盾。张浚有一次在奏对中提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意思是说，要像金人经常会来攻击那样努力备战治军，以求有备无患。这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张浚因此被黄潜善排挤出朝。这件事对张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张浚首倡勤王之师，平定了苗、刘之变。宋高宗复位后，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后又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锐志北伐。
李纲在相位总共才七十五日，他的去职令天下为之震惊，愤愤不平的人大有人在。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一再领导太学生请愿上书的陈东又出现了。
陈东（1086～1127），字少阳，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十七岁时入学，后以上舍贡入太学。宋钦宗即位后，他曾率太学生伏阙上书，首论蔡京、王黼等“六贼”误国，请诛六贼以谢天下，从此一举成名，成为太学生领袖。金兵围攻京师开封的时候，他又率太学生上书请留用抵抗派将领李纲、种师道，而罢免主张割地议和的李邦彦、白时中，一时名满朝野，为天下人称道。
太学始出现于汉朝，是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后来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汉顺帝时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熹平元年（172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唐朝时设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宋神宗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宋徽宗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才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
第34章 靖康耻，犹未雪——宋与金(10)
正因为陈东在广大军民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致宋高宗都不得不倾心笼络，一即位，便召陈东赴行在。陈东自丹阳（今属江苏）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还未入对，李纲便已经罢相。性情耿直的陈东怒不可遏，立即奋笔上疏，力言说：“李纲不可去；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请宋高宗还都开封、率军亲征，迎还徽、钦二帝。只是这一次他没能像以往那样力挽狂澜，反而引来了杀身之祸。在奏疏中，陈东还写了一句关键的话，责备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宋钦宗）归来不知何以处”。大意是你宋高宗不该当皇帝，将来宋钦宗回来，两个天子，该如何相处呢？这样的语气，自然会令一肚子小算盘的宋高宗嫌恨不已，也成为陈东非死不可的根源所在。
尽管宋高宗对陈东动了杀机，但一时之间却不好公开表露。而陈东指名道姓地建议宋高宗罢黜黄潜善和汪伯彦，自然遭来二人的嫉恨，加上二人畏惧陈东在太学生中的影响力，便想寻找机会铲除他，刚好此时发生了欧阳澈事件。
欧阳澈（1097～1127），字德明，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其年幼之时就已经长了一把漂亮的须发，显得少年老成。成人后，慷慨尚气，忧国悯时，善谈世事，并敢于直言。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一直未能获取功名。尽管身为布衣，他却始终以国事为己任。
靖康初年，金人大举攻宋，宋军节节败退。欧阳澈向朝廷上安边御敌十策，但被州官扣下，未给转呈。他又针对朝廷弊政，上书宋钦宗。但是此时金人已经攻破汴京，宋钦宗赴金营求和，订立城下之盟。欧阳澈听说后十分愤慨，对乡人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金营，迎亲王而归。”旁人笑他不自量力，他也不予理睬，打算徒步北上。
这次出行，欧阳澈还带上了三大卷上书，预备献给皇帝。州官不便阻拦，便顺水推舟地派处驿卒护送。但由于卷书太重，驿站无法传递，州官只好派了几个人帮忙扛着，一行人步行前往京城开封。
到达南京行在时，宋高宗已经即位。欧阳澈立即伏阙上书，力言李纲不能罢相，黄潜善、汪伯彦、张浚等主和派不可重用，并请御驾亲征，以迎二帝。除了言辞激烈地痛斥投降派外，欧阳澈还“语涉宫禁”，指责宋高宗不以恢复故土为大计是因为身陷“宫禁宠乐”。这“宫禁宠乐”，自然是指宋高宗太过沉溺于温柔乡了。宋高宗还是康王时，即以好色出名。靖康之变后，金人曾经问及宋俘宋宫之事，宋俘提到康王时说其人“目光如炬，好色如父（指宋徽宗），侍婢多死者”。据说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宋高宗“好色如父”，一即位便命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其数”。无论如何，皇帝如此好色总是件丑事，欧阳澈如此直言不讳，宋高宗自然恼羞成怒，心中杀气腾腾。
宋高宗很不高兴，黄潜善和汪伯彦看在眼中，便借机密奏，请求诛杀欧阳澈，并连及陈东，说不杀陈东，他肯定要像从前一样，再次鼓动民众伏阙上书，以此来要挟皇帝。这可谓说中了宋高宗的痛处，这正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宋高宗将此事交给黄潜善，命其核罪照办。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壬午，就在陈东最后一次上书后的当天，应天府尹孟庚以议事为名，派一小吏召陈东。陈东说：“东被召来，不敢私见。”小吏说：“太尹直令请耳。”陈东又问有无公文。小吏取出半片纸，上面只有“进士陈东”四个字。陈东不禁失笑：“此何公文？”小吏开始发怒，叫进来数名兵卒围住陈东。陈东知道此行必然有去无回，便索要纸墨写好家书，这才从容跟随小吏前往应天府。
当天傍晚，陈东、欧阳澈二人同时被杀。欧阳澈时年三十岁，陈东时年四十一岁。次日清晨，众人看到二人的首级被挂在市门示众，才知道二人已经被杀，一时人情汹汹。天下人不论是否与二人相识，闻之皆为落泪。尚书右丞许翰听说欧阳澈、陈东被杀，大为震惊，力求去职，并为陈东、欧阳澈撰写哀辞。
前面曾多次提到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秘密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碑，宋朝历代皇帝均遵守了这一规定，正如宋人黄震曾说：“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育天下三百余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黄氏日抄·卷八十》）直到宋钦宗时，才开了一次杀戒，不过杀的也是童贯、王黼等恶名满天下的奸臣。宋高宗即位后，其被俘虏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还特意让回国的使臣告诫宋高宗说杀士大夫不祥，暗示北宋亡国就与此有关，一定要引以为戒。后来宋高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赐死了降金汉奸张邦昌，成为继其兄宋钦宗后第二个违背宋太祖誓约的宋朝皇帝。
宋高宗即位后，张邦昌被封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另外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主动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但后来主战派李纲拜相，坚决主张处罚张邦昌。弹劾检举张邦昌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
而这次杀陈东、欧阳澈，则是宋高宗本人第二次违背太祖誓约。据说陈东、欧阳澈二人死后，宋高宗也很是后悔，当然对于天性残忍的他来说，他并不是后悔杀错了忠良，而是担心违背太祖誓约会遭到报应——昔日宋太祖曾说：“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为了避免“天殛”，宋高宗还做了弥补，特意派人祭奠陈东、欧阳澈二人，并追赠承事郎官职，让欧阳澈一子为官。
宋高宗事后追官之举，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诛杀陈东、欧阳澈并不得人心。就连金人扶持的伪齐政权刘豫也为陈东、欧阳澈二人在归德府（即宋南京应天府）立庙祭祀，并封陈东为安义侯、欧阳澈为全节侯，以二人无辜被害死作为攻击宋高宗无德无道的口实。
刘豫，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拜殿中侍御史，但被人揭发早年有偷盗行为，宋徽宗没有追究。不久，刘豫多次上奏，涉及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宋徽宗的不满，被降职，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军大举入侵时，刘豫弃职逃走。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经朋友枢密使张悫举荐，刘豫任知济南府。当时北方大乱，到处都是抗金武装和盗贼，刘豫请求改派江南一郡，但被拒绝，他不得已上任，却由此对宋朝廷怀恨在心。不久，金将挞懒（即完颜昌，金太祖堂弟）率兵围济南，开始刘豫还派儿子刘麟与金军交战，后来受金人利禄引诱，决意投降。济南城中有猛将关胜善用大刀，多次击败金兵。刘豫竟杀死关胜，与通叛张东缒城出降，济南由此陷落金兵之手。金人因此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封其子刘麟为济南知府。实际上将在金军控制下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交给了刘豫。因为之前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张邦昌已经被宋高宗赐死，金人急需再扶植一个汉奸政权，刘豫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齐以父事金，册文中有“世修子礼”等语。刘豫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张孝纯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惊魂不定的南宋小朝廷对刘豫的齐政权颇为畏惧，居然以他国之礼相待，在国书称刘豫为“大齐皇帝”。当时，刘豫的宰相张孝纯等人的家人都在宋境，宋朝廷也以礼相待，一点都不敢怠慢。但刘豫却从来没有尊重过南宋小朝廷。他偶然从一个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出此碗决非民间之物所有，便仔细盘查，问出是盗自巩县宋哲宗的永泰陵，于是便派人挖掘了永泰陵，陵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刘豫开此例后，河南一带掘墓成疯，北宋诸帝陵均被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富家冢墓也无幸免。巩县北宋帝陵的浩劫还不止于此。金国灭亡后，蒙古控制了北宋陵区，除了石雕外，将一切地面建筑“尽犁为墟”。《南宋杂事诗》有一首诗因而叹道：“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住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刘豫一称帝就公然与宋为敌，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宋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刘豫，齐军节节败退。李横攻占了颍昌府，直逼开封。刘豫大为恐惧，急忙向金求救。
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兀术，多称金兀术）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开始反击。而宋朝廷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并不信任，宋朝廷的嫡系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也只是扬言要支援，实际却按兵不动。李横孤立无援，一路败退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齐军乘势收复旧地，还顺手占领了襄阳府等六郡之地。此时，刘豫的大齐政权达到了巅峰，向西克攻巴蜀，南下可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安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开始反击。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命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宋高宗了解岳飞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临行前特下手诏，只许岳飞收复李横的旧地，如果越界到刘豫的齐地，“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如此恬不知耻的皇帝，与之前的张邦昌并无任何区别。之后，岳飞大显身手，连败金齐联军，收复了六郡。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为南宋第五个建节的武将，时年三十二岁。刘豫知道对抗南宋是他这个皇帝存在的唯一价值，同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将讹里朵和挞懒率五万金军支援。这次刘豫来势汹汹，宋朝廷大为惊恐，大将张俊和刘光世也畏敌不前，宋高宗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有韩世忠在大仪设伏，大败金军，由此扭转了战局。金军转向淮西后，又被岳飞大败。此后，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然而到了年底，战事却因为金太宗病危而起了变化，金军北归，刘豫孤掌难鸣，也只得退兵。岳飞和韩世忠的崛起，令刘豫屡战屡败，金人开始对他不满，这让刘豫感到巨大的危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又征发大军三十万进攻两淮，刘麟统领中路军，刘豫之侄刘猊统领东路军，孔彦舟统领西路军。结果被韩世忠、杨沂中击败。金军按兵不动，不肯相助。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此时金国的皇帝为金熙宗完颜亶，金熙宗听到刘豫战败的消息十分恼怒，对刘豫非常不满。不过，金国重臣完颜宗翰一向支持刘豫。金熙宗一向不满完颜宗翰把持朝政，便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完颜宗翰的势力，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被以赃罪处死。宋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在金国的靠山完颜宗翰死。刘豫感觉到不祥，于是就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之事上书试探金国朝廷的意思，金熙宗冷冰冰地说：“朕会派人咨询河南百姓来决定。”此时，刘豫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了几天了，而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测。他想向南宋朝廷投降，又怕得到张邦昌一样的下场，只好苟且偷生，听天由命。不久，金国廷指责刘豫“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下诏废其为蜀王，将刘豫一家安置在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相当于变相的流放。宋绍兴绍兴十六年（1146年），刘豫死于流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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