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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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唐朝已经濒临灭亡,李克用为了争夺天下,特意邀请耶律阿保机到云州(今山西大同)相会,双方结为兄弟,约定共同出兵讨伐梁王朱温和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之父)。不过,这次盟约对耶律阿保机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他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要从中原的争霸中渔利,因无利可图,他最后没有践约。李克用为此怀恨在心,临死前留下三支箭给儿子李存勖,代表三大遗愿,其中一支箭就是北击契丹,讨伐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于907年(这一年唐朝灭亡)即可汗位。为了取得更大的丰功伟绩,耶律阿保机极力渴求贤才,他本人精通汉语,对有才学的汉人谋士仰慕不已,韩延徽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走进了他的视线。

  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他的父亲韩梦殷曾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唐朝末年,群雄并起,刘仁恭占据幽州(今北京)为卢龙节度使后,听说韩延徽少年英才,有智慧谋略,并擅长为文,特意召其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又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后来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成为卢龙节度使,韩延徽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守光的幕僚。

  韩延徽充当卢龙使者来到契丹后,见到了耶律阿保机,请求与契丹联盟,共同对付河东李存勖。就在韩延徽到达契丹之前,精明的李存勖已经派人送书给耶律阿保机,尊称阿保机为叔父(耶律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结为兄弟),表示要与契丹结盟。当时山西李存勖的实力远比河北的刘守光要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精明而现实的耶律阿保机自然不愿意贸然出兵帮助刘守光,因而韩延徽这一趟出使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效果,只能打道回府了。但事情却突然有了个小小的插曲,韩延徽心高气傲,瞧不起外蕃契丹族,在参见耶律阿保机时,立而不跪,惹怒了耶律阿保机,结果被扣留下来,罚做苦工。

  此时韩延徽的状况跟其他被契丹掳掠来的汉人奴隶没什么两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被契丹人呼来喝去,喂牛养马,还要打扫牛粪和马粪。他才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纪,加上自视极高,落到如此境地,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女人出现了,在众多的汉人奴隶中,她的视线一下子就落在了韩延徽身上。这个女人,便是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

  述律平为回鹘遗裔,小名月理朵,有勇有谋,智慧过人,在帮助耶律阿保机登上汗位的过程中出力极多。她一眼看出韩延徽绝非池中之物,力劝丈夫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意思是说,韩延徽能守节不屈,正是当今贤士,若能优礼相待,当为我用,充当贱役不是太可惜了么。耶律阿保机素来敬重妻子,便召来韩延徽,故意谈论一些军国大事,韩延徽应对如流。耶律阿保机大喜过望,决意重用韩延徽。

  对于韩延徽而言,此时则面临着人生中的重大抉择。从他之前不愿意对契丹国主下跪来看,他是有中原士人的节气和傲气的,但此时他若不肯依附契丹,很可能就会惹怒耶律阿保机,丢掉性命,成为客死异乡的“中原义士”。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能回去中原,回到中原又如何呢?

  先来看他的旧主刘守光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刘守光生性好色,曾与父亲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爱妾罗氏通奸,事发后,被刘仁恭棍打责罚,断绝了父子关系。刘守光不思改过,还由此怀恨在心,发誓要报复。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宣武将领李思安进攻幽州,当时刘仁恭正在城外大安山享乐,城内没有戒备,李思安顺利占领了幽州。刘守光见有机可乘,率军入城,击退了李思安,随即自称卢龙节度使,并派兵进攻大安山,擒获父亲刘仁恭,并将其囚禁。之后,刘仁恭又派兵攻打兄长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并将兄长杀死,兼并其藩镇。后梁太祖朱温与山西李存勖有宿仇,为了利用刘守光牵制李存勖,便封刘守光为燕王。刘守光志得意满,索性于911年称帝。韩延徽曾向刘守光苦谏,刘守光不但不听,还将斧子狠狠地扔在地上,说:“再有人来谏,斩!”

  刘守光手下有不少军士都投奔了契丹,可见他为人之残酷。因而,韩延徽不是没有顾虑的,没有完成使命,不被刘守光从小小参军的位置上贬职已经是天大的恩惠。进一步说,中原正处于混战的乱世中,就连刘守光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他韩延徽的前途又在哪里呢?而面前的契丹国主礼贤下士,恩遇有加,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在此时此刻格外令韩延徽感怀。

  于是,经过短暂的权衡后,韩延徽选择了向之前他不愿意跪拜的耶律阿保机下跪。如此,韩延徽戏剧般地登上了契丹的仕途,极受耶律阿保机器重,并参与了军机筹划。

  韩延徽前期的主要政绩是帮助契丹修筑城郭,设立市场里巷,用来安置被契丹掳掠以及投降契丹的汉人。这大概与他之前被罚当奴隶喂牛养马的经历有关,在韩延徽提出这些建议之前,生活在契丹的汉人基本上都处于最低等的奴隶地位。契丹法律甚至公然规定:“契丹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此法一直到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后,才为太后萧燕燕所废,改用汉法),契丹人致汉人死,只须赔偿财物牛马,如果汉人致契丹人死的话,不但本人抵命,亲属还要被没为奴婢,可见汉人在契丹人的眼中与牲口无异。韩延徽出现后,提出了妥善安置契丹地区汉人的方法,为汉人们安排配偶,教他们开垦种植荒地,汉人们的生活由此稳定下来,能够安居乐业,逃亡的人越来越少。韩延徽此举,客观上对契丹的地域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也稳定了契丹对所属汉人的统治。

  尽管感怀知遇之恩,竭力赞襄,但这并不代表韩延徽就真正投诚了契丹。实际上,他此时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心怀中原故土。两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机会,悄悄逃离了契丹,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中原。由此也可以推断,韩延徽之前的“投诚”契丹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此时局势已经大大不同从前,幽州已经被李存勖攻陷,刘守光败亡。韩延徽回到幽州探望母亲后,就势投奔了李存勖,意欲在乱世中有所作为。李存勖也很赏识韩延徽,将其留在身边,为掌书记。偏偏李存勖手下大将王缄嫉妒韩延徽的才干,告诉李存勖说韩延徽曾经投靠契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不宜信任。早在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在世时,李氏与契丹的关系就相当微妙,李克用临死前特意留下遗嘱,一定要讨伐契丹。李存勖听了王缄的话,对韩延徽来投靠自己的动机也开始起疑,怀疑他是契丹派来的内奸。李存勖如此态度,韩延徽自然呆不下去了,便借口要回幽州看望母亲,离开了李存勖的幕府。在韩延徽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乱世中,汉人始终有报国无门的凄凉。

  当时韩延徽的朋友王德明问他将来的打算,韩延徽认为河北已经是李存勖的天下,既然在家乡不能容身,就只好重新回去契丹。朋友听了大惊失色,说:“你好不容易从契丹逃归,而今又要返回去,这不是去找死吗?”韩延徽却胸有成足地回答说:“那不一定。自从我走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如果我回去,相当于他重新得回耳目手足,重用我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杀我?”于是从容回乡探望了母亲,然后回到契丹。

  韩延徽回来后,耶律阿保机问他为什么逃走了还回来,韩延徽回答说:“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辽史·卷七十四·韩延徽传》》)耶律阿保机听了大喜,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加重用,任命他为政事令,相当于中原的宰相,参与决策一切中外大事。还特意赐名“匣列”,“匣列”在契丹语中是“复来”的意思。韩延徽从此成为契丹显贵,其传奇经历,据说就是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四郎的故事原型。

  在韩延徽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日渐强大。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北)正式称帝,称“天皇帝”,是为辽太祖,其妻述律平称“地皇后”,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据说“契丹”一词的原意为镔铁,以此为国号,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由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国家。韩延徽作为耶律阿保机手下第一能臣,大力传播汉文化,帮助契丹创文字、确立各项制度、正君臣、定名分、仿效唐朝长安修建皇都(即后来的辽上京),为契丹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韩延徽虽然在异国显达,心中却始终不忘故土。他派人送信给李存勖说:“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契丹国志·卷十六·韩延徽传》)说明当时遭人排挤才不告而别一事,并要求李存勖照顾他的母亲,还保证说,只要有他韩延徽在一天,必然不让契丹南侵。李存勖成为后唐庄宗的时期,契丹未向南面深入侵扰,实际上靠的是韩延徽之力。

  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对邻族和中原地区开始更大规模的侵掠,先后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诸部,均大获全胜,契丹国由此声威大振。灭掉东部渤海国后,耶律阿保机将其地封给皇太子耶律倍,改名东丹国,建都天福城。耶律倍称“人皇王”,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

  就在从渤海国回师的途中,耶律阿保机病死,皇后述律平称制,权决军国事,有“断腕太后”之称。她采取高压手段,排斥皇太子耶律倍(后不断被弟弟耶律德光迫害,被迫投奔后唐),力保次子耶律德光继承帝位,是为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984年又改称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复号大辽,人们习惯上把契丹人建立的王朝统称为辽),继续重用韩延徽。正是在耶律德光时代,将本来属于中原的燕云十六州收到了契丹手中。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是指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宜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燕云十六州一带是后唐的地盘,归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管辖。石敬塘(李嗣源女婿)和后唐皇帝李从珂(李嗣源养子)一直有矛盾,二人曾经跟随李嗣源打天下,均骁勇善战,向来互不服气。李从珂当上皇帝后,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一次,李从珂在宫中摆家宴,石敬瑭妻子晋国公主(李嗣源女)上酒毕,说要辞归晋阳,李从珂喝醉了酒,问道:“何不再住些时候?你这样急着回去,是想和石郎谋反吗?”石敬瑭知道后很是惊惧,暗中在作反叛的准备。一次,石敬塘不服从李从珂的调遣,李从珂就派几万军队来攻打石敬塘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眼见晋阳十分危急,掌书记桑维翰出了个主意,要石敬瑭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当时国号仍为契丹)国主,表示愿意向契丹称臣,同时拜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后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土地献给契丹作为报答。

  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诸多可耻的条件,连其部属都觉得很难为情。部将刘知远(后来称帝为后汉高祖)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莫及。”但石敬瑭一心想快点当上“儿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叫桑维翰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契丹。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信后,自然大喜过望,所谓“称臣”、“认父”对他并无多大的吸引力,倒是燕云十六州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土地。

第6章 回首望云中——宋与辽(6)

  此时的韩延徽在契丹生活多年,早已经成家生子,故国情怀已经逐渐淡去,而他唯一挂怀的母亲也早已去世,中原再无他牵挂的人。之前他一直反对契丹南下侵扰中原,是要报答李存勖赡养他母亲之恩,而李存勖早已经被李嗣源(李克用养子)杀死,恩情也无须再还。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帮助下,契丹日益强大,南下中原攻城略地已成为必然趋势,而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和契丹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于他的立场,无论他是反对还是赞成,契丹此次南下趁火打劫都是必然之势。因而可以推断,即使韩延徽不赞成契丹出手相助石敬瑭,也必然没有反对。实际上,自耶律德光亲政,韩延徽的事迹已经少见于史料。他的传奇,在于他前期在乱世中的离奇机遇,而当他显达于契丹后,便是以中原敌人的身份出现,因而受到不少中原人的辱骂和唾弃;他对契丹的贡献,在于帮助契丹建国,创造文字、制定各种制度和礼仪,而当契丹步入正轨后,他便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与韩延徽一样以异族人身份当上他朝宰相的还有耶律楚材,也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他先后为金和元效力,多有襄助之功。

  为了早日得到燕云十六州,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南下,帮助石敬瑭解了晋阳之围,并表示愿意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皇帝李从珂,扶助石敬瑭当皇帝。

  此时,契丹军已经顺势包围了晋安寨,李从珂急忙调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领兵来解围。赵德钧却别有私心,送了大量金帛给耶律德光,请求耶律德光立自己为皇帝,他提出的条件是:自己率兵攻占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答应让石敬瑭常镇河东。这个条件比石敬瑭的条件要差得多,但是尽管如此,耶律德光因为觉得自己孤军深入,赵德钧仍有很强的实力,自己也有被后唐军队切断退路的危险,所以还是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听说后十分恐惧,派信使桑维翰到契丹军营,跪在耶律德光帐前,从早到晚哭哭啼啼,用眼泪来阻止耶律德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耶律德光才作罢。

  耶律德光同石敬瑭一起向南进军,赵德钧与其子延寿率先逃走,其他将领也相继逃跑,士卒大溃。李从珂闻讯大惊,开始还下诏亲征,但这时将士已经离心。李从珂十分沮丧,害怕得不让人提石敬瑭的名字,说:“你们不要提石郎,使我心胆坠地。”吏部侍郎龙敏建议李从珂立已经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为契丹王,然后派兵送回契丹,使耶律德光有后顾之忧。李从珂觉得主意很好,但不知为什么竟没有去做,反而杀了耶律倍。此后志气更加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像到了末日一样。不久,石敬瑭和耶律德光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后唐将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等纷纷投降石敬瑭。四十五岁的李从珂与全家老幼带着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就此灭亡。

  李从珂自焚死后,还留下了历史上一桩著名疑案——那就是传国玉玺的下落。传国玉玺便是和氏璧所雕成的玉玺,一直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关于和氏璧的来历,在《韩非子·和氏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中得一珍玉,献给楚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之罪断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之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见状,派人问其故,和答道:“吾非悲别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斑。”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遂名之为“和氏璧”。因感其忠、怜其别,文王封卞和为零阳侯,然和辞而不就。卞和献玉的故事从此被传为千古佳话。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据说和氏璧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夜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它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自楚国卞和献璧后,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四百年间,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世接代传,为楚国镇国之宝。楚威王时,和氏璧被赐给伐魏有功的令尹(相国)昭阳。某日昭阳大宴宾客,将和氏璧拿出给大家观看,结果和氏璧在宴席上离奇丢失。昭阳四处搜查,牵连了无数人,却是一无所获。张仪便是因此获罪,被迫逃去了秦国,反而受到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相国,连横霸秦。和氏璧失踪五十年后,突然在赵国出现,为赵国宦者令缪贤在集市上购到。卖璧的人不知道是自己不知道,还是怕惹祸上身,总之什么都没说,价钱也不是特别昂贵,所以缪贤买回家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经玉工鉴定为天下至宝和氏璧后,缪贤喜之若狂,爱不释手。赵惠文王得到消息后,向缪贤索要和氏璧,缪贤推托没有璧。赵惠文王趁缪贤外出打猎时,派人冲进缪贤府中,夺走了和氏璧。缪贤怕赵王降罪,打算逃走,舍人蔺相如劝阻了他。缪贤肉袒求罪,赵王果然原谅了他。缪贤趁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蔺相如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完壁归赵的故事。秦国统一中国后,和氏璧到了秦王嬴政手中。秦始皇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传国玉玺,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形呈龙凤鸟虫之状。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八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从此传国玺失而复得。秦始皇崩后,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刘邦。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太后王政君(王莽姑母)拿玉玺去打前来讨印的王寻、苏献,崩掉了玉玺的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策得此玉玺于新殿南井中妇人死尸项下,曹操得此玉玺于许昌,唐高祖得此玉玺于晋阳,而李从珂死后,传国玉玺就此下落不明。后来赵匡胤虽然在陈桥兵变后得到了所谓的玉玺,据说并不是真正的传国玉玺。这方存有疑义的传国玉玺在宋朝灭亡后落入元人之手,元顺帝被朱元璋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也下落不明。其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多次对蒙古用兵,始终未能如愿找到这方不知真假的玉玺。

  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登上了皇位,成为后晋皇帝。随后,他按照事先的承诺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另加每年贡帛三十万匹,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契丹人一不满意,便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后晋臣民都以此为耻。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七年的儿皇帝就病死了,总共活了五十一岁。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就是晋出帝。石重贵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耻于对辽国称臣,积极反辽,并告辽国说:“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指辽主)若要战则早来。”石重贵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没有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是对他不敬,预备带兵进犯。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中原的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春夏旱,秋冬涝,蝗灾遍及整个华北、西北地区,蝗虫过处片草无存,饿死数十万人。耶律德光见有机可乘,决定南下攻晋,以后晋降将赵延寿(李嗣源女婿)为先锋。契丹事先对赵延寿承诺:“如果得中国,就立你为帝。”赵延寿十分高兴,表示愿为契丹尽力。然而,赵延寿遭到后晋军民的奋力抵抗,屡战屡败。耶律德光亲率十万兵到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城北列阵,要与晋军决一死战,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死伤不计其数。耶律德光因晋军强盛,开始退兵,一路烧杀抢掠,所过之处焚掠殆尽。后晋宰相景延广怀疑契丹后撤有诈,不敢追击,失去再败契丹军的机会。

  次年,契丹再次大举南侵,仍以降将赵延寿为先锋。双方交战,互有胜负。石重贵干脆御驾亲征,打退了契丹军。但契丹军很快卷土重来,晋军被重重包围。契丹一面派奇兵断晋军粮道,一面借助风力放火助威,一面以铁甲精骑兵骚扰晋军。晋军则因营地无水源,人马俱渴,将士纷纷请求出战。成德节度使杜威(石重贵姑夫)认为风力太大,主张待风势渐小视情况而定,其他将领则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乘风力莫测奋力还击。于是晋军乘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之际,以万骑之势横冲契丹军,契丹大败而逃,势如土崩,丢弃的马匹铠仗遍野,后晋步骑兵并进追击二十余里,耶律德光只身而逃,连座骑都没有,半路找到一只骆驼,才骑着跑远。

  后晋将领刚要追杀耶律德光,杜威为人怯懦,加上心中已经有谋反之意,不许众人追击,还说:“碰到强盗,不赔上性命已经不错了,还想拿回衣袋么?”事后,宰相桑维翰请求石重贵惩办杜威,石重贵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不久,石重贵任杜威为天雄节度使,罢桑维翰相位。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石重贵任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张彦泽、王清等诸军攻契丹,打算收复燕、云等失地。耶律德光率军至恒州(今河北正定),与杜威军隔河对崎。晋将王清率二千人为先锋,夺桥开路。契丹军后退,诸将请求乘势渡河。杜威已有降契丹的打算,既不准渡河,也不派兵援助王清,致使王清和二千士兵全部战死。契丹从道外将晋军包围,晋军与外界失去联系,粮食也已吃完。杜威和李守贞、宋彦筠、张彦泽密谋投降,派人暗中往契丹耶律德光营中请降。耶律德光故意对使者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他做。”杜威大喜过望,立即命令全军出营列阵。后晋士兵还以为是与契丹作战,人人勇跃,待得知是投降,顿时全部开始恸哭,声音振天动地。杜威投降后,恒州、代州、易州先后降契丹。

  耶律德光一路南下,派后晋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汴京。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津,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囚禁石重贵,纵兵大掠,二天才停止,都城为之一空。张彦泽还在旗帜上题上“赤心为主”四个大字,以示他忠于契丹。张彦泽进城后,还杀死了桑维翰。桑维翰一贯主张后晋联合契丹,与契丹修好。听说他死了,耶律德光还深表遗憾。

  石重贵被降为负义侯,先是被关押在封禅寺,备受困窘、冻馁,后被押送到契丹,安置在黄龙府(今辽宁朝阳县内),又忍辱偷生过了十八年才死去。后晋至此灭亡。

  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二月初一,契丹建国号辽,耶律德光自称大辽皇帝。京城百姓听到契丹兵进城,纷纷逃难。耶律德光为了安抚百姓,以剽掠京城的罪名杀了张彦泽,然后登上城楼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嘛。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些。”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做的又是一套。为保证辽军的供给,耶律德光采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习惯,纵容辽兵以牧马为名,到处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开封、洛阳及周围州县财产牲畜为之一空,百姓也遭到杀戮,数百里地方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耶律德光又命三司筹措赏赐之物,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劳军”,自将相以下均不能免;又分派数十人往诸州括借,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所括得的钱财,均收入内库,准备运回北方。

  耶律德光残暴的统治很快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忍受不了辽兵残杀抢掠的中原百姓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抗争,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派出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了三个州。耶律德光灭晋后,贪恋中原的繁华,一心想长久地占领中原,此时见据守困难,于是起北归之意,对左右侍从说:“不知中国人如此难制!”过了一段时期,他把后晋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天气热了,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上国(指辽国)去看望太后了。”降将赵延寿也没有当成中原的皇帝,被辽军一同带走。

  就是在这次北归途中,辽人准备北运回国的铠仗在河阴(今河南郑州北)被负责押运的武德行等抢走,并杀死契丹监军,占据河阳(今河南孟县),公开反叛辽国。耶律德光在北归途中得知河阳之乱后,叹息道:“我有三处失策:一失为诸道括钱;二失为令契丹人打草谷(即以牧马为名四处剽掠);三失为不早遣各节度使还其藩镇。因而活该天下叛我。”可谓春风得意而来,万般失望而归。

  由于心情郁闷,他在途中得了重病,暴死于杀胡林(今河北藁城西南),再也没能回到他的上国。当时正值盛暑,酷热难耐,辽军不得不剖开耶律德光的腹部,洒上数斗盐,以防止尸体腐烂,中原人因此称其为“帝羓”。

  而汉人降将赵延寿野心不死,自称受耶律德光遗诏,要统领南朝军政大事,但很快被辽人发动政变囚禁起来,后客死在辽邦。

  耶律德光死后,辽军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仍旧被辽军占领。之后,辽国更是将幽州(今北京)改名为燕京,定为南京,成为辽国五京(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之一。到后来女真族兴起,建立了金国,并于公元1153年将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才是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国都的姿态出现。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江山社稷的重大安危。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具体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长城从居庸关以东开始,向西南分出一支,盘桓在太行山脊上,一直到朔州以西,才重新与主长城相合,这分支出来的长城就是所谓的“内长城”。如果“山后”九州被敌人占领,中原还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但如果失去了“山前”七州,严密的长城体系被打破,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则完全失去了作用,华北大平原全部暴露,以骑兵见长的北方游牧民族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石敬瑭割让十六州,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自此,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前面曾经提过,中原由于马源有限,加上游牧民族的骑射天性,以致中国的骑兵部队始终无法与游牧民族相并肩。而燕云一失,攻守均处在了劣势。因此,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绝对是有根据的。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往后各朝代都没有能够收复,流祸深远,贻害长达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关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元人郝经曾有《白沟行》一诗吟诵:“易水南边是白沟,北人为界海东头,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流祸无穷都不管,晋家日月岂能长……称臣呼父古所无,万古诸华有遗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个有“大才子”之称的郝经,后来成为了蒙古灭宋的导火索。郝经,字伯常,山西陵川人,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父亲郝思温与元好问一起从学。郝经二十一岁时便被蒙古顺天路左副元帅贾辅聘为家庭教师,后又被贾辅的上司万户张柔聘去教授诸子。不久,郝经被忽必烈征召,成为重要幕僚。忽必烈攻宋时,郝经力劝忽必烈逼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保存实力,以图日后大有作为。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班师北归,全力应付内部纷争,终于夺取了他盼望已久的汗位。忽必烈为汗后,派郝经为使者,到南宋谈和议事,南宋宰相贾似道生怕之前与忽必烈暗中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军营。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立即病死。之后,蒙古以郝经之事为借口,开始大举侵宋。

  正有鉴于燕云十六州意义极度重大,随后的几十年间,几个雄才大略的中原皇帝都将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作为人生中的最大梦想,这其中,既有后周世宗柴荣,也有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然而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此后的宋朝皇帝,均只能是“回首望云中”,慨然长叹息了。到了北宋末年,辽国衰微,金国崛起,北宋皇帝中最昏庸的宋徽宗竟然联金攻辽,想借金人之手来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却是引狼入室,导致了亡国的惨剧。

  传奇人士韩延徽则一直受到辽国的重用,平平安安地活到辽世宗一朝。

  韩延徽并不是辽国唯一受到重用的汉人,这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辽国采用“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在历史上十分奇特,其实其中的根源还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契丹从石敬瑭手中得到富饶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后,也意识到这一地区的意义重大,因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幽州也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上升为陪都南京,成为契丹的五京之一。

  不过,契丹皇帝仍沿袭着“四时捺钵”的制度,即皇帝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游牧、狩猎于不同的地区。四时捺钵大体是春天在鱼儿泊捕鹅,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钓鱼,夏天在永安山避暑张鹰,秋天在伏虎林射鹿,冬天在广平淀猎虎。游猎时设立行帐,称做捺钵。皇帝在捺钵时商议国事,因而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但皇帝四时迁移,政治中心也随之变化,只有在冬季纳钵时,才到南京,因此南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按照捺钵惯例,契丹贵族大多数必须跟随皇帝迁移,因此南京官员和幽燕地区的州县官吏便只能由汉人来担任,这就是南京南面官系统的来历,区分于契丹贵族担任的北面官系统。南面官系统的汉人像韩延徽一样,为契丹皇帝出谋划策,这也是为什么契丹的许多制度其实是沿袭唐朝旧制的根本原因。

  除了韩延徽外,知名的汉人重臣还有韩知古。韩知古,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平蓟时,韩知古才六岁,被契丹军俘虏,辽太祖皇后述律平之兄萧欲稳将其送给述律平做奴隶。经历坎坷的韩知古善谋有识,长大成人后竟然成为契丹著名谋士,被任命为“知汉儿司事”,不但管理有关汉人的事物,而且还负责制定辽国的王朝礼仪,一直官至中书令,死后还名列耶律阿保机的二十一名佐命功臣之一,为契丹的建元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韩知古人生之离奇,不亚于韩延徽,不得不令人慨叹人生的传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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