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左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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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谦益与柳如是】
1644年国变的时候，钱谦益正在老家江苏常熟享受生活，坐拥他那大名鼎鼎的美妾柳如是。钱家是地方望族，富甲一方，但在悠闲惬意的生活中，钱谦益的心情并不平静，他的几分心思，始终有几分不甘心地牵挂在北京的崇祯朝廷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有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是一代大家。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各种史、文籍与佛藏。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因此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以藏书丰富著称。
但钱谦益一生的仕途却非常不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钱谦益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三个月后，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卷入了崇祯一朝的党争，因与温体仁、周延儒争为阁臣，被革职还乡。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当时的文人莫不以进仕途实现政治抱负为人生的理想，钱谦益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一直盼望着能再被起用，重新为朝廷效力。但终崇祯一朝，钱谦益都未能再被起用。他却一直等待着，执著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十七年。随着他年纪的衰老，局势也在日益变化。可想而知，钱谦益的心是如何地渐渐由热转冷，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崇祯一朝日益衰败，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内忧外困，而他，却始终没有为朝庭出力的机会。
终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常熟！钱谦益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作为明朝的子民，国难当头，他的心情并不好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老皇帝的死去，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一直仕途不顺的钱谦益，可谓是有了新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崇祯皇帝不在甲申之变中死去，已经年过半百的钱谦益恐怕永远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际遇。
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果然如钱谦益所料，因为他钱某人在江南巨大的名声，又是东林党人的领袖，终于有了新的机会。钱谦益听说他被征召后，喜极而泣，发誓要尽一切力量当好这个官，因为他已经为这次复出准备了足足十七年。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后来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反而站到了为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所唾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一边，一是为了平息党争，二则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礼部尚书的官职，毕竟，他已经等了十七年。
但钱谦益很快失望了，南明朝廷比崇祯朝廷还要腐败，内耗还要激烈。南京城中的朝廷充斥着永无休止的党争；弘光皇帝荒淫无道，勤于女色，凡事都交给“老马”，听不进其他大臣的任何意见；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则忙着与马士英斗法，结果一一败下阵来，东林阵线唯一的实权派人物史可法也被挤出了南京；而拥兵自重的江北四镇和武昌左良玉则挟制朝廷，仿若骄子，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北上收复河山。
钱谦益等待了十七年，只等到了这样一个结局。他一直想当大官为国家出力，却一辈子背运；他不惜结交阮大铖、马士英这些人中之渣，结果却是这样的局面，气得写了一首诗说：“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唯愿生儿狷且狂，钻天募地到公卿”。
以钱谦益的眼光，他不会看不出弘光朝庭已经无药可救，在剧变的局势面前，他开始茫然了。
幸好，他还有柳如是，这是他唯一的安慰。能够娶到柳如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钱谦益后来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原因是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指清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指明朝）之意。”那学者立即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
但从钱谦益后来的表现看来，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人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大动荡的时代，每个人的表现是那么地不同，并且往往具有其阶段性的特点，这点在钱谦益的身上尤其明显。显然，钱谦益后期暗中反清复明的活动应该更多地归功于他那大名鼎鼎的宠妾柳如是。
钱谦益被弘光政权重新起用时，带着他那位著名的如夫人柳如是一同进南京。柳如是头插野鸡毛，一身戎装，骑马进入南京城，打扮成昭君出塞的样子，极有丈夫气概。南京人都为她的出格装扮而嘲笑她，但柳如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钱谦益后来为了巴结阮大铖，特意宴请阮大铖，并让柳如是出面为阮大铖敬酒。柳如是当年是秦淮八艳中声名最显赫的一位，才色双绝，当时天下有名的文人雅士均以能跟她相交为荣，众多才子高士甚至视她为一睹而快的对象，名气之大，无人能及。她亲自上前敬酒，阮大铖竟然受宠若惊，不但起身相接，还特意回赠柳如是一顶珠冠，价值千金，表示尊敬之意。钱谦益故意命柳如是称谢，“且移席近阮”。南京城中“闻者绝倒”。（《南明野史》）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钱谦益和他那位大名鼎鼎的老婆都是不拘常法的人。以钱谦益对柳如是的又敬又畏，除非柳如是自愿，恐怕很难让她主动去给阮大铖这样品行卑劣的小人敬酒。这，应该是柳如是的一种策略。
写过《河东君传》（柳如是曾自称河东君）的顾云美有一首诗：“赌棋墅外云方紫，偎芋炉边人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记录的是当阮大铖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一起出现在江防部队里，大概是搞犒师之类的活动。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柳如是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钱谦益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笼络握有兵权的将领。柳如是后来在南京到处结交有志之士，奔波于高官大臣之间，极力扶助丈夫，更说明了她心中藏有不让须眉的抱负。对比明亡后柳如是全力支持反清复明的义军之举，我们不难看出柳如是的策略其实就是要努力恢复明朝的事业。这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除了前者有爱情、后者有感情依赖的因素外，在风起云涌的剧变中，她更多地是看重他们在士林中的地位，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
在柳如是被斥为“流妓”时，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弱女子将担负起救国救亡的重任。事实上，当读到她赠陈子龙五言《遣怀》时，就应该豁然开朗：“设想自坚确，百物曾不逾。”这也是一个执拗的女子。可以说，这句诗，为她在危急之秋开展救亡运动作了精确的注解。
柳如是一生极具传奇，她与复社巨子陈子龙苦恋数年却还是无疾而终的事，曾经引来多方猜测。这一对热恋情人的武塘分手，各种版本的野史小说莫衷一是，一时间引来无数的猜测和议论，可见柳如是名头之响，天下女子莫不能及。但柳如是最终嫁给了比她大近四十岁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妾，令人大跌眼镜，并且在这段惊世骇俗的婚姻中，她还是主动追求的一方。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间，钱谦益在杭州名妓草衣道人王修微家中得见柳如是《西湖八绝句》诗：“垂杨小宛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诗写得清丽别致。钱谦益尤其对“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赞赏不已；于是由草衣道人出面，邀请柳如是与他同游西湖。
柳如是虽然名气很大，其实并不是绝色倾城，与秦淮诸艳中陈圆圆的美貌、董小宛的气质、顾眉的风姿相比，她都有所不及。然而她有才情，有胆识，个性坚强，不畏人言。钱谦益初见柳如是，欣赏她魄力奇伟，便认为遇到了生平知己，写下了“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冷夸柳隐（柳如是又名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诗，表达了对柳如是的爱慕。
之后，两人经常诗文往来，彼此都佩服对方的才华和学识。钱谦益人老心少，对柳如是的诗词、文章、书法，都大为赞赏。
当时柳如是已经与复社巨子陈子龙分手，裙下之臣不在少数。因为历尽坎坷，柳如是不相信萍水爱情，她从很早就有目的地开始了一生的追逐，追逐奇伟男子汉，追逐动荡的时代中对她而言十分狭窄的世界。因此，她的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始终只停留在友谊阶段。因为在两情相悦之外，她还需要对方给她平等和尊重，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择偶条件格外苛刻，自然格外艰难。
与钱谦益几次交往后，柳如是慧眼独具地想到，这个年近六十的老名士，为人通达旷放，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味，不但是东林党领袖，还富甲一方，也许正是可以庇护她的人。对于柳如是来说，她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乱世中时代感的实现。
美貌与才华，现实与浪漫，世俗与高雅，都幸运地光照在柳如是身上，这是个在历史上引起无数人遐想的著名女人。她的性格中有着一种浪漫的毒素，她跟普通女子一样，总怀有一种少女般的爱的憧憬；但柳如是的出众在于，她从不将爱情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深深知道：男人掌握世界，女人靠掌握男人掌握世界。于是她有了一种与其他女子不同甚至男子也不能比拟的救国情怀，也有了一生的情与爱、缠绵与依赖。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扮男装，突然来到常熟虞山，访钱谦益于半野堂，并在钱家度岁。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突然出现并不以为鲁莽，反而对她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而且花甲方年的他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他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自然也落在了柳如是精明的眼中。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
柳如是十五岁沦落风尘，阅人可谓丰富。多才多情的公子为数不少，可有几个是出于真正关心体贴女人？几个能真正了解她、尊重她？也许她心中还忘不了陈子龙，然而女人对陈子龙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陪衬。像柳如是这样的惊世才女追求的却是独立与自尊，除了不甘作金屋小妾的意志外，还潜伏着一个卑贱者向贵族豪门挑战的欲望和抱负。如今遇到的钱谦益，才华自不用说，二十八岁就考成了探花郎，诗词享誉一方，虽说年纪大些，可有情有趣，对她又是这般关照，与他在一起，她觉得生活是那么安稳恬静、有滋有味，年纪相悬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次试探性的来访后，柳如是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
崇祯十四年正月底，柳如是与钱谦益在嘉兴鸳鸯湖分别后，钱谦益过西湖来游黄山，同行的有吴伟业和另一秦淮名妓董小宛。在那里，钱谦益写了不少游黄山诗，表露了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柳如是的和诗则情思缠绵，成了两人定情书。正像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所写，钱谦益接读此诗必魂销心醉，大为感动。钱谦益虽是大名士、大诗人，但以诗书闻名的俏丽女妹柳如是年方二十三岁，而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大胡老翁了，黝颜鲐背，发已幡然。钱谦益历尽了坎坷仕途，因此感到赢得年轻貌美才女的爱情不是易事，这使得他对柳如是的珍惜与陈子龙等名士格外不同。正因为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相知、相惜、相敬，雅洁不俗，使得柳如是在并非基于爱情的基础上而委身嫁给了他。
从那个时候起，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回答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崇祯十四年六月，钱谦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茸城湖上设彩船，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如夫人。
当天，接到钱谦益喜帖前往祝贺的绅士和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挤得人山人海。此时的钱谦益更是返老还童，喜笑颜开。
在沿岸人群欢声笑语的声浪中，只见一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从湖的一端驶来，湖面忽然响起阵阵箫鼓、飘来缕缕清香。船中端坐的柳如是，如鲜花丛中一只彩蝶，引起沿岸一片喝采声。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钱谦益如此大张旗鼓迎娶的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有人憋不住便向钱谦益打听：“请问钱翁，新娘是何方仙姑临凡？”这位被幸福沉醉了的新郎却顾左右而言他：“请诸公多多饮酒，至于在下的新夫人，会让诸位认识的！”
当白发新郎钱谦益上到画船，把新人从画船迎上彩船的时候，他才高声宣告说：“将与在下结为百年之好的这位美人，就是佳人兼才子，艺苑篷山第一流的柳如是姑娘。”
这一宣布，竟引起了爆炸性效应，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学士，用如此铺张的大礼，邀集了这么多的达官巨绅，隆重迎娶的原来是一个妓女！官吏们、绅士们才发现自己来为这样的婚姻捧场，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完全是上当受骗了。
钱谦益这种蔑视社会规范的作法引起社会公愤，认为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物议沸腾。看热闹的老百姓也火上加油，大肆笑闹，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整个湖面都沸腾起来。而钱谦益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挥笔写道：“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平百岁忧。”其欣喜珍惜之情跃然纸上。而处于二十三岁妙龄的柳如是见钱谦益为了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无怨无悔时，也有了一种到了大树下面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两人日夜厮守，一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柳如是学问奇高，钱谦益作史书，柳如是能随时为他查证资料。于是钱谦益在他的书斋后另造了一座藏书楼，专门供柳如是读书，命名“绛云楼”，尊柳如是为“绛云仙子”。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其实就是来自柳如是的绛云楼（绛云楼于顺治七年毁于大火）。
钱谦益还命人在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楼，他亲临现场督工，仅以十天时间，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就建成了。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因为柳如是的名气，绛云楼和我闻室也跟着名闻天下。
这对忘年夫妻朝夕厮守在新居，儿女情和诗文趣，使他们的结合并不亚于少男少女们的新婚燕尔。老情郎时时入迷地欣赏着他娇艳的少妻，嘴巴还对着柳如是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伶俐的少妻则应声回道：“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这真是老夫少妻间最为绝妙的情话。这组情话还被柳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但两人的结合却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两人到浙江旅行，回到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钱谦益还为柳如是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肉麻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逊选录》另列一卷为“艳体诗”。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噎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柳如是为妓时洒脱大胆，和文人名士尽意交游，指点烟霞，品评文字。柳如是既嫁，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拾个性，做起中国家庭中的贤妇角色。她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饮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咳吐千钟倒玉舟”，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更为当时世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儒有时厌倦应酬，竟会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服装，外出代他拜访客人，“竟日盘桓，牧斋（钱谦益号）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钱谦益对柳如是充分尊重、充分信任的态度可见一斑。柳如是这个出身卑微又自视极高、极其要强好胜的女子，终于找到了能够给她平等地位的人。可以这么说，嫁给钱谦益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
柳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
诗里面有一种迷离的情感和淡淡的哀愁，似乎闻不到她的笑声，隐约只见娉婷袅娜的身姿。这不由得令人遐想，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数诗皆据《吴越诗逊》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外面的流言因此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
黄淳耀曾经到钱谦益家里做西宾，柳如是要和他诗筒唱和，竟然吓得这位老夫子要卷铺盖逃走。当时有诗说钱谦益闭户著书，“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拢”，意思是钱谦益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柳如是男子般的狂放不羁以及钱谦益对她的尊重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这些暗中讽刺柳如是的记录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谦益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柳如是身为女子，却狂放不羁，无闺阁风范，当时对她风言风语、造谣生事的大有人在。
在柳如是心中，真正眷念的恐怕是那段与陈子龙刻骨铭心的爱，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应该是她在红豆山庄夜晚回忆的主要内容。或许，伴随着回忆，黑暗中会浮现出一个妩媚的笑。这个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短暂。直到陈子龙在反清复明的战场孤军奋战、事败身死后，那个倾国倾城的笑，到此就被彻底地埋葬了。
弘光二年五月，清军打到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弘光帝朱由崧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此事史称“乙酉之变”。
柳如是看到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一脸悲切而圣洁的表情，便劝钱谦益一同以身殉国，来个“你殉国，我殉夫！”，一同跳水自尽。但钱谦益却十分不安，他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抬头对柳如是说：“水冷得很，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这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贪生怕死，不愿为故国作烈士。柳如是没有想到，这个名满天下的东林党首领，竟是一个软骨头，在极端失望之下，她“奋身欲沉池水中”。
钱谦益早料到烈性妻子的打算，忙追上去将她紧紧抱住。这时，家丁回来报告说清军快要进城了。钱谦益便吩咐使女们好好守住夫人，绝对不能出事，自己则匆勿去找马士英商量。刚到马士英的住宅，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钱谦益猜到马士英已经出逃，于是去找赵之龙和王铎，三人商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投降。
钱谦益于是赶到城外，代表南明政权，跪在大雨中迎接清军。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讽剌钱谦益说：“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
之后，钱谦益向豫亲王多铎献上了金银实物和珍贵古玩百来件。这件事后来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钱谦益不得不这么做。
陈康祺在《即潜纪闻》中说：《柳南随笔》载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鸽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戈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以是为薄，则厚者可知！
可见当时南明官僚人人争相巴结多铎，钱谦益不过是不得已而随大流，他送的礼也是所有官员中最轻最薄的。
钱谦益虽然另投新主，但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心理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竟然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在强烈的羞愧心理驱使下，钱谦益决定尽余力做点事情。他努力游说多铎，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在得到多铎的保证后，钱谦益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劝说江南各地的士绅，说“天与人归”。钱谦益这样做并非要替满清效力，他只是看到扬州大屠杀的可怕结局，希望能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
无论怎么说，变节行为在道德上始终是要受到谴责的。钱谦益后来受到了许多名士的大力批评，但他一直努力安慰自己说，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这是一种羞耻与骄傲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钱谦益认为他用名节为代价，作出了自我牺牲。“文字狱”的核心人物吕留良（许多传奇故事中认为，他的女儿吕四娘为了家仇，设法潜入紫禁城，杀死了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后来也曾经表示出类似的个人情感困扰，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以饥饿求死容易，以牺牲节义求生存难。
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满清的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所以黄宗羲后来在著作会有称赞钱谦益的传记。1655年，顾炎武因杀死家仆而被满清地方政府捕下狱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出面奔走，帮助顾炎武出狱。
在非常时刻，斗争之尖锐、复杂超乎人的想象，因为未来时局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总会出现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钱谦益迎清兵入城，反映了他对强权的屈从，但他不像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并没有将满清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无论是当时他为避免江南出现更多的扬州十日而四处奔走，还是后来他积极谋划反清复明，都充分证明了这点。但历史总是用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难道一定要钱谦益投水自尽才是利国利民吗？还是“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许多时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过的不再存在。人死其实十分简单，复杂的是为什么死。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颇为精辟：“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陈寅恪先生曾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因为性格怯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钱谦益降清对他在崇祯一朝仕途的绝望，以及他对在南明仕途的期望，毕竟，他是名扬海内的大才子，他始终有些不甘心，这是他“首鼠两端，居心反复”的根本原因。但他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仅仅是后来清廷并未封他做丞相，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爱妻柳如是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刺激加重了他因为失节而产生的悔恨的心理。
但柳如是却始终不能原谅丈夫的不死投降事清行为。一次，钱、柳二人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谦益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谦益的鄙视、厌恶。
1645乙酉年秋天，清政权召南明降臣去北京接受封职。北上的当天，众降臣都携带妻妾，唯独柳如是不肯随行，她身穿大红服装，屹立道旁，一言不发，悲愤地看着自己那晚节不保的丈夫在清军的押送下离她而去。
明朝皇帝姓朱，柳如是着红袍，暗示自己的反清复明之志。众降臣面对一个女子这种壮举，都感到羞愧难当。钱谦益更恨不得钻到地下，他悔恨交加，在途中写下了“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这样深深自责的诸句。
『注：翟茀，古代贵族妇女乘坐的车饰的雉羽，翟茀班，谓妇女辈。』
钱谦益的心情可谓是失落之极了，这种不被妻子原谅和理解的原因仅仅源自于他的没有舍身取义。在今人看来，确实很难以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柳如是强烈的政治倾向。
传闻钱谦益北上、柳如是留居南京时，乘机与人通奸，“子（钱谦益的儿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柳如是通奸之事无论真假，钱谦益对她的宽容可见一斑。
钱谦益到了北京，得到了“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但半年后就称病返回老家，用诗酒消耗他剩馀的生命。这时钱谦益常为一些不遂意的事情而生气，外忧清议，内惭神明，烦躁时常绕屋彷徨，自言自语道：“要死要死！”柳如是一次在旁冷冷道：“你当初不死在乙酉南京陷落之日，而死于今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钱谦益哑口无言。
自此后，钱谦益长期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屡冒杀身之祸，展现出历史人物极为复杂的一面。
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写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这段话是比较公正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
钱谦益辞官后不久，因淄川谢升案而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如是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光剑影之间，照顾钱谦益。可见从这个时候起，钱谦益已经用自己的行动重新赢回了妻子的信任。这一次官司，据说是柳如是行贿三十万金，钱谦益才得无事放归。
钱谦益因此对柳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清·祝纯嘏《孤忠後录》记载说：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从舟山进发，打算收复常州。钱谦益特意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船多飘没。黄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闺阁心悬海字旗，每于方寻系欢悲。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
黄毓祺兵败后，清廷查知钱谦益与黄毓祺有牵连，下令缉拿他。清顺治五年四月，正在病中的柳如是“蹶然而起，冒死从行”，紧随丈夫一同去到南京。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但钱柳二人在苏州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
顺治六年，钱谦益和柳如是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在这种局面下，钱谦益并不曾闭门韬晦，表面上息影居家，在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以耄耋之年奔走道途；其中柳如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钱谦益先后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翟式耙、郑成功、张名振和张煌言联系。
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在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提出了“中兴之基业”的关键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钱谦益后来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是因为连吃几次官司，需要钱打理；二是柳如是几次冒死到抗清义军中犒师，对义军慷慨解囊。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又不慎起火，一夜之间，几万卷藏书和大批珍宝古玩化为灰烬。就在二人经济拮据之时，柳如是依然卖尽金珠，全力资助抗清义军。钱氏倾家荡产资助反清复明，以致到钱谦益死的时候，连丧葬费用都成了问题。后人仅以“失节”一事来对钱谦益盖棺定论，实在是不公正的。
顺治十一年（1654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
这次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是以钱谦益等人为核心策划的。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次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西南永历政权孙可望与李定国突起内讧，几乎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
钱谦益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牵连更多人进来；迹象还表明部分仕清的汉族官员因各种原因而暗中加以庇护。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失节来评判。还有一点，历史就是历史，无人能对其一窥全豹。
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发动长江战役的核心还是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这次重大的战略策划充分证明，钱谦益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可惜，可叹，可悲！南明政权从弘光到永历，从来都是内部忙于勾心斗角。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争权夺利，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即现在所说的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心力不齐，加上南明没有一个有权威、有影响力、可以协调大局的人物，所以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有点像现代人所称的行动代号。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南明败局已定，钱谦益回忆此事，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对这一重大行动的流产流露出无尽的怅惘和遗憾。
顺治十二年，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柳如是曾入海犒师。白耷山人阎尔梅（阎尔梅曾是史可法的营中幕僚）被清兵追捕，柳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这背后自然也有钱谦益的支持。
『注：阎尔梅号古古，是沛县著名文人。1644年风云动荡之时，他正渡过黄河，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写下了《怀古》一诗：“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黄河有时汹涌奔腾，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阎尔梅用黄河来比喻历史，已经十分敏感地预测到明王朝不可预知的命运。』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就住在钱谦益家。一天夜里，黄宗羲已经睡下了，钱谦益提着灯来到他的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给黄宗羲作为安家之用，并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是柳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目的是驱逐阮大铖）的起单人之一，南京陷落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
但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柳如是也似乎看破了红尘，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康熙三年（1664年）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费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重病在身，已经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宗羲虽然敬重钱氏夫妇，但因为他发誓绝不为满清做任何事；而钱谦益当过满清的官，黄宗羲担心代笔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因而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将黄宗羲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钱谦益的凄凉晚景，于此可见一斑。
黄宗羲后来在《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记录此事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乎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美人”即指柳如是。
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钱谦益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把一个已经破落的家留给了不满五十岁的柳如是。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顾公燮《消夏闲记》）这正是柳如是当初斥责他的那句话，他到死还念念不忘。尽管他后来为国为民做过很多事，甚至九死一生，但他心底深处依旧对当年降清的事不能释怀。
在甲申1644年、乙酉1645年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钱谦益自然也无法将自身的命运置之事外。魏征的弃主从来未被辱骂过，杨业（即有名的杨家将们的父亲杨令公）的投诚亦未有所诟病。钱谦益之所以被骂“失节”骂得厉害，自然不是他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汉人的事，而是民族主义造成的结果。中国自儒家占官学以来，夷夏之防是最为主要的，满人无疑是夷，而明则是夏。加上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领袖，名气最大，自然要为名气所累。钱谦益在那个时代背负骂名是必然的。但钱谦益的诗文在后世影响极大，因为内有大量怀念故国、诋斥满清的文字，乾隆皇帝亲自点名，下令禁毁。
柳如是嫁到钱家时，钱谦益的正室陈夫人还在，另外还有几房侍妾。但二十多年中，钱家的经济大权一直是掌握在柳如是的手中，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钱谦益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
族人要来瓜分钱谦益的财产，聚众大闹，钱谦益的长子长孙们早吓得躲了起来。柳如是挺身而出，几经斡旋，终不成功。
在这个时候，柳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做了精心安排后，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酬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柳如是早已安排妥帖，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缳自尽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一群人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迫死主母而伏罪了。这是柳如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战，最后一次“胜利”了！柳如是与钱谦益生的女儿这一年十七岁，已嫁给无锡赵玉森编修之子。她在书案里翻出母亲的遗书。遗书写道：“我来钱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众被凌辱，娘不得不死。娘之仇，女儿当同你哥哥一起出头，拜求你父亲知道。”
顺便提一句，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有子女送终的人。秦淮八艳是指马湘兰，柳如是，顾眉，董小宛，陈圆圆，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其他七艳中，除了顾眉曾有过一个女儿因病夭折外，他人都没有子嗣。这大概与她们早年青楼的放荡生活有关。
柳如是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她并不是许多诗人文士争相传说的为钱谦益殉节而死，而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生无可恋：她爱的人死了，爱她的人也死了；最重要的是，她看不到有任何复国的希望，所以她的心也死了。
这位烟花场中的绝色奇女、翰林中的奇才，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传奇，一生暗淡中闪着光彩，悲惨中显出力量。后世史学家将这位传奇女子称为“女侠名姝”。
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开始交往时，风华最盛，她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文采风流，恰好写在那个时候。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然而在爱情和年华最美好的时候，柳如是感觉到的却是爱情的伤感，命运的悲苦——“春日酿成秋日雨”——那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
传说柳如是死的那一年，红豆山庄的红豆树第一次开花，并结出弥足珍贵的一颗果实。这颗红豆，可以想象成柳如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微笑，因为她在那里与她牵挂的人重逢。
有人说，不论男女，太有才华的结局总不是很好，从钱谦益和柳如是身上，诚然如此。
明清之际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钱谦益和柳如是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二 龚鼎孳与顾眉】
历史的尘埃下，与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相互依赖多于情感不同，真正琴瑟和鸣的另有其人。这就是龚鼎孳和他的爱妾顾眉。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正好在朝为官，凑巧的是，他刚刚才被崇祯皇帝从大狱中放了出来。于是，龚鼎孳二话不说，立即投降了李自成。一个月后，吴三桂引清兵入京，龚鼎孳又立即投降了多尔衮。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龚鼎孳十九岁即中进士，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关，龚鼎孳又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顺治三年，龚鼎孳因父丧请假南归，这一年他被控千金买妓（指顾眉）等罪名而降官。顺治八年，龚鼎孳回朝做官，因上疏反对满族官员专权等问题，又降官，甚至降到南苑上林苑去当一年看守蔬菜的小官吏。顺治十三年，他被打发到广东去做小官，直到康熙元年才被召回北京，恢复原职。后来历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在康熙盛世，龚鼎孳的晚年生活才过得舒服些。康熙十二年（1673年）卒，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诏削其谥。
龚鼎孳才气纵横，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词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就连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也叹道：“真才子也！”
龚鼎孳工诗词书画，他所作的山水画风格苍郁浑厚，书法纵逸，有黄山谷、米南宫笔意。著有《定山堂集》、《白门柳传奇》、《三十二芙蓉斋诗钞》。
顾眉即顾媚生，南京上元人。据《板桥杂记》载：“顾眉字媚生，又名眉，号横波，晚号善持君，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须，弓变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可见她不但有着仕女的娉婷娇姿，更具文才艺技。
『注：顾眉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马守真即明神宗时期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至今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她的一幅“墨兰图”。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
顾眉的社会交往能力强，办事精明圆通，很早就在桃叶渡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眉楼”，不做红牌而做老鸨，在江南声色场中混得如鱼得水，是江南有名的一掷千金的“青楼阔少”。她天生丽质，风度闲雅，既能放浪，也能端庄，万种风情迷倒了无数男人。尤其一双眉眼，如秋水盈盈，似乎晃动一下都会满得漾了出来，男人们一看到她的眼睛，魂便给勾住了。多事者都说：“此非眉楼，乃迷楼也！”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此用其意。
当时北方战事紧急，江南则依旧醉生梦死，高官名士日夕以诗酒歌妓为乐。其时秦淮名士设宴，没有顾眉到会则不算高雅。顾眉极会享受，长袖善舞而生财有道，她家中养有江南最好的厨子。当时的江南士绅都以到眉楼设宴会客为风流高雅，柳敬亭、冒襄等名人都曾在眉楼赴过宴，眉楼因此而日进千金，名扬海内。
显然，顾眉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她十分明白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顾眉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被人称为“眉兄”，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与柳如是相比，又多了几分任性嫉俗。据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曾经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为了试探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故意将他灌醉，然后请顾眉去衣与之共榻。
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眉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做派。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
顾眉才貌双绝，有“南曲第一”之称，自然广受风流名士们的青睐。著名文人余怀曾经与顾眉情谊甚笃。
后人追踪秦淮八艳的故事，大多是从明末清初的文人余怀的《板桥杂记》（板桥旧为秦淮河上的桥）中知道的。顾眉艳帜高张时，无数人为她一掷千金，许多人就算为她争风惹祸亦再所不惜。当时有一伧父与一词客为顾眉争风，伧父仰仗其叔为南少司马，竟与一孝廉密谋，诬蔑词客偷盗，官司直打到衙门里。后来是余怀见义勇为，写了一篇檄文讨伐伧父仗势欺人，引得舆论一片声讨，那伧父的叔叔见状急忙骂了伧父一顿，把状子撤了，词客这才免去一场无妄之灾。余怀因此赢得顾眉青眼有加。
但后来顾眉又与刘芳约为夫妇。刘芳是南京城里的名门公子，已经与顾眉交往了三年。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出现了。
后人总拿柳如是跟顾眉相提并论，两人除了出身一样外，还都很有眼光，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两大美女却有不同的抱负和理想，所以择人的标准自然就很不一样，以致后来的生活方式也大有不同。
那时龚鼎孳刚刚中进士不久，时任兵科给事中，年轻英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南下金陵办理公务的过程，听说顾眉大名，特意前去拜访。龚鼎孳来到眉楼，一见到明眸如水、眉目合情的顾眉，立刻为之倾倒不已；还特地为她画了一幅“佳人倚栏图”的画像，题上一首诗：
〖腰妒垂杨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龚鼎孳长顾眉四岁，其人轻才好士，视金玉如粪土，豪雄之誉远播，性情与顾眉十分相似。顾眉见龚鼎孳气度儒雅，谈吐不俗，诗句中溢满了怜爱，也明显地表露了相求之意，不禁芳心暗动。
两人虽然一见倾心，不过龚鼎孳当时尚且是一种逢场作戏、玩狎而已的心态，并没有想到要和一位欢场女子结订终身之约。直到回至北京，他才发现自己对这个风尘女子情根深种，魂牵梦系，已经割舍不下了。龚鼎孳对顾眉情难自已，顾眉对龚鼎孳也是一见钟情。
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忽然收到顾眉托人带来的书信一封，表明了相守终生的愿望。龚鼎孳虽是仕途中人，更是性情中人，既然佳人有情，才子也便所然从命，两人的相知相许水到渠成。于是龚鼎孳为顾眉脱籍。
崇祯十五年的中秋，顾眉不顾中原遍地烽火，江南江北盗贼四起，毅然抛下金陵的温柔故乡和眉楼的千种繁华，启程北上，欲到北京与龚鼎孳团聚。当时明朝“大局”已经相当不堪，明军在和清军、农民军交锋的两个战场都遭惨败，京师地区的安危已经成疑，许多前往北京为官的官员已经不带眷属赴任，龚鼎孳的元配夫人也留在了合肥老家。顾眉的勇气和情意由此可见一斑。
风尘劳苦，不须多言。顾眉行至河北沧州，却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不能再进，被迫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抵京都。有情人众成眷属，总算不妄南北相思，万里颠沛，“尽畴昔、罗裙画簟，无数销魂，见面都已。”
顾眉嫁给了龚鼎孳后，余怀曾自伤说，“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与顾眉有婚姻之约的刘芳竟然以身殉情。大史家孟森先生因此在《横波夫人考》中批道：“以身许人，青楼惯技”；大国学家钱钟书读了孟先生的文章，又针对孟先生这八字考语加批了一句：“极杀风景而极入情理”。这二位大家一言九鼎，经他们这么一说，顾眉之轻浮势利水性杨花，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从后来所看到的龚顾这对乱世夫妇的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当真是一样的脾性，一样的我和你，可见顾眉的慧眼独具。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她的选择并没有错。
成婚后，顾眉摒除了昔日的浓妆艳抹，还自作主张改名换姓，取用了“徐善持”的姓名，似乎更适合她现在作“进士夫人”的身份。
顾眉不是个心志高远的人，她总能满足，这是她现实主义的特征。她和龚鼎孳的世界如同一面湖水，有陈渣却能很快沉入湖底，有风吹过便起点点涟漪，不平静也不复杂，全看浊世的观照。
顾眉刚来北京时住在南城善果寺附近（今宣武艺园一带）。夫妻俩有时到慈仁寺去观赏海棠，逛琉璃厂，经常去游览离家不远号称“京师首刹”的长椿寺，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这时候明朝已经是岌岌可危，龚鼎孳颇以挽回国事为己任，就在顾眉到来北京之际，他在一个月内上疏十七次，弹劾权臣，意气激昂。他曾作《念奴娇》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句，可见他这种不事权贵、不虑自身、奋笔直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一部分是来自顾眉的鼓励。在他写这些疏奏时，顾眉总在身边“焚膏相助”，以示支持。
崇祯为人刻薄、讳言己过，是众所周知的。龚鼎孳一个资历未深的年轻官员，这样不知轻重，一再弹劾他的亲信重臣，终于触怒了他。不久，龚鼎孳遭逮入狱，其时距顾眉归嫁才不过月余。
龚鼎孳被捕下狱后，生死难卜。然而顾眉并没有走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龚鼎孳在狱中写了大量诗词，在他的洒脱，豪情，乐观的笔锋下，时时闪动着顾眉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眉重逢之际，他写下“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之句，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
这次入狱事件对龚鼎孳和顾眉影响极大，二人在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余，也看到了仕途的险恶。从此，龚鼎孳那“喜好直言，弹劾权贵”的脾性改了不少。国事糜烂之际，二人开始享受人生，整天忙于吹拉弹唱。他们的生活似乎和世事沧桑两不相干。龚鼎孳还将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向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与顾眉梦一样的幸福。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招来了不少非议，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
此时离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一个月时间。
显然，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李自成旋即攻下京城，旋即又变成满清的天下，纵使政局风云变幻，龚鼎孳则因抱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态度，谁坐天下，他都俯首称臣，成为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时人都骂他是“三朝元老”，没有骨气。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话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问的。
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出典了。时人都以为是千古笑谈。
龚鼎孳把投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眉身上，后人都认为是典型的无耻之论。但以龚鼎孳和顾眉的感情之深，说他们夫妻一体并不为过。可见顾眉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她并不反对丈夫降顺降清。顾眉爱好唱戏，曾经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在她丈夫因直言而下狱的那次事中，她就已经看明白了，乱世不过是另外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谁去都如一出戏，她和丈夫看看热闹而已，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最要紧。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如是和顾眉总是“相提并论”。《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动“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侍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琉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在一个盒子里，还赋诗说：“北山秋水名相亚，吉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柳如是与顾眉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秦淮八艳”中，顾眉是公认运气最好的一位，也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堂皇皇地受满清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和陈圆圆亦有不及。但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后人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但龚、顾二人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热衷于享受生活，及时享乐，而不在乎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政。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媚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权衡利害（事见前面篇章），有意袒护三人，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唇相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发自内心，他要做个像魏征那样直言的人。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他后来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都是因为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分不开的。
但时人却不谅解他。有一段时间，龚鼎孳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龚鼎孳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李清也在《三垣笔记》中多次指责龚鼎孳为人反复无常。
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顾眉也跟着回到家乡。她旧时的南曲姐妹们见她衣锦还乡，都对她羡慕不已，于是顾眉就出面召集旧日姐妹欢聚。龚鼎孳一向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顾眉更喜欢热闹，将宴席摆在了桃叶渡，大宴宾客，借机与南曲的姐妹们相聚，互诉衷肠。后来龚鼎孳更是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
京中那些记恨龚鼎孳的人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顺治深恶多尔衮而敬重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注：当时的风气，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
顺治力主消弥满汉之分，但一直受到多尔衮、孝庄太后和满清贵族的牵制，壮志难酬。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另外一点，顺治也是个为情癫狂的人，这点跟龚鼎孳十分相似，他为了弟妹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也许在他心中，对于龚顾情缘不但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龚鼎孳得到顺治皇帝欣赏后，连连拨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青楼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同时意味着龚鼎孳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间变成了愕然，都为这一对夫妻的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而惊讶。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冒着巨大风险，龚氏夫妇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龚鼎孳在朝中为了维护汉人利益，几沉几浮，顺治十四年更是因为“重汉排满”被顺治切责。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与柳如是钱谦益一样，龚氏夫妇也帮助过不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由，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傅山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傅山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这件事与黄宗羲在钱谦益临死钱润笔赚丧葬钱是同一时间，但不是同一回事。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朱彝尊、陈维崧这些抗清志士到京师的时候，龚氏夫妇曾经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携顾眉重游金陵，寓秦淮河畔大油坊巷市隐园。顾眉在文德桥遇到了身着和尚衣服的阎尔梅，正被追捕。顾眉见事情紧急，将阎尔梅藏进了市隐园中村堂。在顾眉机智的庇护下，阎尔梅脱险。当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大才子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并称她和柳如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龚鼎孳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龚鼎孳为清廷的礼部尚书时，京师四方名士尊如泰斗，凡有人来求龚鼎孳的诗书画时，都是由顾眉代笔，顾声名才气愈盛。
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
顾眉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年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幼女之死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她看破红尘，决心皈依佛教。龚鼎孳就在他家附近的长椿寺内修建了一座楼阁——妙光阁。清乾隆时戴璐著的《藤荫杂记》说：“妙光阁建自合肥尚书（龚鼎孳号称‘龚合肥’），近见《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下礼诵。”于是北京今下斜街一带增加了“妙光阁”的地名，一直到北京解放以后，这个地名还保留着。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1664年）深秋，顾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龚府内病逝，死在龚鼎孳之前，享年46岁。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连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也在安徽庐州为她开吊设祭。龚鼎孳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妙光阁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对联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顾眉有词集叫《柳花阁集》。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三 吴伟业与卞玉京】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场遽变，确实让一大批文人墨客写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风弄月所不可比拟的深沉隽永诗篇，吴伟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钱谦益的暗中反清复明和龚鼎孳的公开的及时享乐不同，吴伟业是“江左三大家”中最郁闷最忧郁的一个。当然，他也不像钱谦益和龚鼎孳那样，各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如夫人。本来，吴伟业曾经有机会娶到“秦淮八艳”中最孤傲的卞玉京的，但却由于他自己的怯懦，错过了这段情缘。
吴伟业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是一个委婉伤感的故事，它几乎影响了吴伟业后来的整个生活。尤其在吴伟业的晚年，他写了许多诗，来表示对这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追悔。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吴伟业在后世的名气却有一大半并非源于其本身的文才，而是间接来自于另一位秦淮名妓的影响——“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主角陈圆圆，陈圆圆本人和这句诗的知名度恐怕远比吴伟业本人要高得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
吴伟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他不但工诗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长度曲填词、杂剧传奇、绘画等。他的词在婉约、豪放上都有很高的艺术建树，尤其他的婉约词，兼吸了周邦彦、柳永两人词的长处，后人称他的词有周词之雅而无周词之隐晦，有柳词之畅而无柳词之俗丽。但吴伟业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取经唐人，各体皆工，而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体，时称“娄东派”，世称“梅村体”，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其诗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早期作品风华绚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着痛快。
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十四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少时“笃好《史记》、《汉书》，为文不趋俗”（《镇洋县志》），后受学于同乡张溥，很受张溥赏识。张溥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张溥的书斋叫“七录”——他读书必要手抄，每本书抄一遍朗诵一遍，六七遍后就能记得。吴伟业在少年就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不能不说他是幸运的，对于他以后的治学之路张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崇祯初年，张溥继东林党之后倡立复社。复社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政治团体，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吴伟业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名列“十哲”。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父亲相熟，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吴伟业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其实这件事是当时复社和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的斗争。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这样的荣耀对于新人吴伟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荣极一时。
以后，吴伟业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吴伟业入仕之初，即以“直声动朝右”，他曾上疏弹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朝官。后来见复社中人升浮不定，终以国是日非，仕途险恶而归隐。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词藻华丽的诗歌，但大多未能流传下来。
卞玉京原名赛，又名赛赛，号云裳。她原系官宦出身，因父早亡，家道中落，与其妹卞敏一同沦落风尘，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一对出名的姊妹花，而卞玉京的名气略胜，时人因有“酒垆寻卞玉京，花底出陈圆圆”之咏，被列为“秦淮八艳”之一。后来卞玉京为女道士，号“玉京道人”，于是有了“卞玉京”这个习称。
『注：“玉京”是道家语，指天界。李白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之句。古龙的小说中笔者最爱《七种武器》，其中《长生剑》一篇的男主角叫白玉京，兵器叫长生剑，取的便是李白的诗意。』
卞玉京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善于诗，工于画，尤其爱画兰花，“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又工于小楷，精于琴道，“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洁，居处一尘不染，时人有“爱洁无如卞玉京赛”之叹，虽为青楼女子，却“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
卞玉京十八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成为著名歌妓。她当时与柳如是、顾眉齐名。在当时的某种意义上，她们三人的名气比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卞玉京久居秦淮，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这个色艺双绝的女子感情细腻，颇有傲气，屡屡拒王孙公子于门前；而她又是至情至性的。在相处日久的知音面前，这位名噪一时名妓时有哀怨之情流露，只是当被问及的时候，她却总是岔开了话题，其敏捷聪慧，文士之中也鲜有能及者。她曾为自己画像一副，上题小诗：“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诗中可以隐约窥见其不欲言表的感怀身世之幽情。
卞玉京最初的爱是献给王竹轩的。这是一个风雅深情的年轻俊贤，然而却偏巧是卞玉京家仇人的儿子。卞玉京对此无法释怀，冷静片刻后立即净手为王竹轩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道德经》，从此绝断情缘。这大概就是她所咏叹的“人世有沧桑”吧？
崇祯十四年春，吴伟业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他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玉京姐妹。
宴席上，卞玉京题七绝于扇面，作为临别寄赠：“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薜涛”。她的慧丽聪敏，以及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都令初次见面的吴伟业倾倒不已。吴伟业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正统的文人，但他的内心却有些不安份。这种外清内浊的性格，直接影响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爱情。
而第一次遇到名满三吴的才士吴伟业的卞玉京，也同样对他一见钟情，以致这位平素对初见之人一向应酬寥寥的秦淮名花，竟然抛弃了她的矜持和高傲，以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罕有的大胆直率，在席间对吴梅村表白了爱慕之心，并当场作出以身相许的表示。
此事在吴伟业于《过锦树临玉京道人墓》小序中曾云：与鹿樵生（吴公自号）一见……酒酣附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
在当时的封建体制对女性束缚程度来看，这种敢爱并敢于直陈于人前的举动是极为罕见的，卞玉京对感情的执着和坦诚可见一斑，她率直毫不隐藏的真诚也给在座人带来深深的震撼。
流水有心，落花亦有意，原本极有可能成就一段佳话，又或成为一段美好感情的开端。谁知吴梅村对卞玉京真诚的表白不是坦然接受，不是婉言回拒，也不是自道曲折，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聪明、其实却是感情中相当忌讳的做法来回应卞玉京的真诚：装傻做戏，“固为若弗解者”，即一再假装不懂卞玉京的意思。
卞玉京是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只因动了真情，才不顾一切表白心意，但她绝非没有自尊，死缠滥打之辈，见吴梅村如此推搪，只是凝望着他，长叹一声，便即不复多言了。
吴伟业当时对卞玉京是一见倾心的，这由他后来的许多吟咏可以看出，而以卞玉京的个性，若不是吴伟业先在席间对她作出了爱慕的表示（比如他写的情意缠绵的词作），则她聊表寸心犹有可能，乍然以身相许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既然是两情相悦，为什么话到关键，吴伟业又突然装起傻来了呢？个中缘由，吴伟业自己从未有所解释。
对于吴伟业的佯装不解风情，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好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还有一层，吴伟业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玉京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因此种种可能利害关系，吴伟业便有了憾负卞玉京的一生悔恨。明末的名人胆小怕事的居多，吴梅村也是同一族类，枉费了卞玉京的一份深情。与钱谦益和龚鼎孳立场坚定地要抱得佳人归的决心相比，吴伟业得不到卞玉京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些顾忌该是吴伟业在向卞玉京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襄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后来在涉及千秋名节时的患得患失与临事怯步是如出一辙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次宴会之后，心高气傲的卞玉京的自尊心虽然受了很大伤害，却仍然未轻易放弃。相反，两人仍有往来，而且交往日深。但吴伟业毕竟是传统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名流，对于卞玉京一往情深的一再示意，始终在患得患失中犹豫着。
直到吴伟业离开南京，也没有接受卞玉京的相许。临别前的那一晚，卞玉京乘着夜色，为吴伟业吹笛以寄情，却终究没能换得他对这份感情的一个承诺。卞玉京终于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要想得到完整正常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的，属于她的只有日日弦歌、朝朝宴乐和各种各样的逢场作戏。
吴伟业后来写过一组《琴河感怀》，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褍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由这首诗看，尽管吴伟业没有给卞玉京任何的承诺，在他离去后的那些日子里，卞玉京还是一直以“罗敷未嫁”的心意守着这份感情，对门庭若市的追求者们丝毫不假辞色。倘若不是对吴伟业一往情深，又焉得如此？
因此说来说去，症结仍在吴梅村。他说起来对卞玉京情意缠绵，可行动上却总萎缩不前。
当才子佳人的感情若即若离之时，时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吴伟业时在家中，闻讯后号啕大哭，欲自缢，幸被家人所觉。吴伟业为此大病了一场。他的好友王翰国约他一起出家，吴伟业以舍不得家人为由拒绝。王翰国独自焚书出家。其实当时出家是一个很好的全节的机会，吴伟业没有殉国、没有出家主要是其懦弱的性格决定的，这与他爱慕卞玉京，却又顾虑娶她的后果如出一辙。
同年五月，吴伟业在南明弘光朝拜少詹事兼侍读，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就认为“天下事不可为”，辞官归里。此后的很多年吴伟业就在家乡太仓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候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玉京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玉京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玉京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玉京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絁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絁”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玉京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并不是传说中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卞玉京的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温婉美丽的才女，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表示她对满清残暴的不满和反抗；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伟业所不可比的。
卞玉京这一走，就离开秦淮河长达五年之久，连吴伟业也无从得知她的音讯。
顺治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卞玉京作客拂水山庄，主人钱谦益设盛宴招待。钱谦益因为与吴伟业是挚交，知道他与卞玉京的难解情结，便有意撮合他们，邀他一同赴宴。吴伟业自秦淮别后也是相思成灾，念之甚切，接到钱谦益发出的邀请后，很快就来了。
然而，这次卞玉京却径自入内室与柳如是交谈。钱谦益再三派人延请，卞玉京先是托词更衣妆点，不久又称旧疾骤发，异日再访吴伟业，到最后，终究没有出现。
咫尺天涯，情何以堪？吴伟业惆怅若失，又悔恨又是无奈长叹，黯然神伤之余，唯以四首诗赋寄托相思，诗中写尽“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的追悔之情，这便是著名的《琴河感怀》四首的来历。
吴伟业写罢搁笔，怅然长叹：是自己负玉京在先，更可奈何！
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卞玉京对这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是非常怀恋的。如果卞玉京真的已经放下她和吴伟业之间的感情，那就没有必要避而不见了；正因为剪不断，理还乱，不知相见之后如何为情，才会有托病不出之举。倘若吴伟业再积极主动一些，比如作出迎娶的表示，恐怕两人之间的故事就不是绵绵无尽的悔恨。
侯方域对李香君，吴三桂对陈圆圆，都是倾心之下，当即下订，更不要说钱谦益对柳如是、龚鼎孳对顾横波的郑重其事，迎以妻礼了。和他们相比，吴梅村对卞玉京的“爱”由始至终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笔头上的柔情蜜意，可他心中到底有几分诚意，打算如何安置这段感情，是否有对卞玉京的终身负责的念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卞玉京也一样无从把握吧？既然无法天长地久，就只能是此恨绵绵了。
两人此后还有一次会面。
数月后，卞玉京带着一身料峭春寒，携琴踏春，在虎丘与吴伟业会晤，极诉尽离别之情。那次，卞玉京披淡黄长衣，作道人服，平淡雍容。她说及清人入关后烧杀抢掠的情景时道：“吾洎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然后解琴为吴伟业歌弹一曲。
卞玉京借着抚琴歌弹倾诉了南京陷落前后自己的亲历亲闻，发出了深沉的浩叹——整个神州河山都已经残破不堪，自己一个人的沦落又哪还值得哀怨呢？“翦就黄絁来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这一曲情出婵娟，韵著绿绮，却不拘泥个人恩怨沉浮的血泪悲歌，浸透着对民族兴亡的心心牵念和良深感慨，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尽在五弦之中，深深震撼了吴伟业。《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这首沉郁苍凉、寓意深远的时代悲歌，便是由此而来。
诗中道出了卞玉京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还用追悔伤感的语气记述了他与卞玉京的缠绵悱恻、悲切哀惋的爱情艳歌。这首诗没有《圆圆曲》著名，但吴伟业在写这首诗时所投入的感情和抒发的感慨，尤深于《圆圆曲》也说不定。因为他和卞玉京之间，毕竟有着一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情缘。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吴梅村那首传世名作《圆圆曲》的创作，也正是完成于这次听琴之后的不久，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份属异曲同工之作。只因卞玉京在“弹琴歌”中讲述了自己亲睹的江南陷落后许多佳丽被清军劫掠凌辱的悲惨遭遇，二人又回首往事，想到整整十年以前，陈圆圆恰于此地被挟行北上，从此之后辗转万里，“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枝细”，不胜今昔之感，这才引发了吴梅村借陈圆圆的身世浮沉来唱讽兴亡的意念。“然则骏公于一年之中甚近之时间，赋此两诗，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譶，而家过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圆圆曲》以史实为据，文采斐然，几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开首即以“鼎湖当日弃人间”起兴，抒写出深挚的遗民之恸，表达了他对于明王朝的眷恋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华尽去的哀婉。他讽刺当时权势熏天的吴三桂写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全家故国空从难，异姓真王独拜恩”这样的诗句，由此可见他对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对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很难说吴伟业到底是用同情还是讽刺的语气来描写。
这次相会成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们到死也没有再相见。可以想像卞玉京转身离去时，对依旧毫无表示的吴伟业是何等的失望。
南明政权覆灭以后，吴伟业闭门不出，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一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媚颜事敌，而准备做遗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异族政权的不合作。这期间，他亲历国变，饱经忧患，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诗风趋于沉郁苍凉。他的诗作，感伤时事，悲愤凄怆，对明末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心系魏阙、不忘家国之情，灼然可见。
然而，当时尚未完全巩固其政权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个持消极抵制态度的遗民的存在？愈是有声望的遗民，便愈有危险。吴伟业在入清以后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罗致的首要对象。
清顺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吏部侍郎孙承泽推荐吴伟业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吴伟业当时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进退维谷，极为矛盾。所以他在这一段时期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两人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
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书规劝：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认为吴伟业蒙崇祯皇帝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吴伟业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认为吴伟业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可出。
明亡后侯方域曾经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的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此时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正处于无穷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来规劝吴伟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吴伟业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负良友”。
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的，威胁利诱一起袭来，吴伟业不得不在父母泪水中准备出山，同时由于忧郁又是一场大病。“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从这些写于当时吴伟业去北京的路上的诗词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个人的意愿是真的不愿意与清廷合作的。
吴伟业曾经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意思是说他是为了保全母亲而不得不出仕。时人却认为是推诿之词，顾炎武当时堂上也有老亲，却坚持不肯赴诏。自然，无论是气节还是抱负，吴伟业都不能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两位，吴伟业也远远不及。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命运，包括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
吴伟业出仕之前，曾受钱谦益委托调和当时的社事，当时慎交、同声二社积习很深。顺治十年，吴伟业召集两社人等共举虎丘大会，他想集九郡的人才，两社的同志成立一个象复社一样的组织。虎丘大会虽然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裂痕依旧。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极尽嘲讽地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吴伟业出仕后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这其中多少有些对吴伟业彻底绝望的因素在里面，否则时间上不会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给了浙江一户世家子弟，但婚姻并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终无法忘记吴伟业的影子。不久后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则乞身下发，依附于吴中良医郑保御。
郑保御已经年过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亲戚。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名士。他对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极为敬重，特地为她建筑别宫，赠以厚资，使她可以安渡余生。于是卞玉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开始潜心修道，持课诵经，戒律甚严，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余生。她感于郑保御的恩德，用三年的时间蘸着自己的舌血为郑保御写成一部《法华经》，作为对他的报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种缥缈的气质，这样气质的女子竟然无时不体现出毅然和决然，实在令人惊异。她一生颇多坎坷，其为人又心志颇高。她一生中倾心于两个男子，而这两个男子却都深深地伤害了她。命运安排给她太多凌利的冲突，想来除了遁世独立，也别无出路了。
十几年后，卞玉京在平静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郁郁寡欢，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终？卞玉京死后葬于无锡惠山柢陀庵锦树林中。身后每有路经此地者赋诗凭吊，悲悯她的命运。
康熙七年，年届六十的吴伟业来到墓前，以一首极其伤感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为他们的半生情缘划下句点。
吴伟业在北京也不过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心情颓伤。顺治十三年，吴伟业的第二任妻子郁氏过世，吴伟业更是悲叹：“尔死顾得归，我留复为谁？”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足降清，吴伟业也毫不原谅自己，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
同年，吴伟业伯母张氏病故，吴伟业是张氏过继的儿子，所以借机乞假归里，回到家乡的吴伟业已经无意复出。就在这时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吴伟业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与吴伟业有几多相似，侯方域自认为自己的错误无可遁逃，一直处于极为消沉郁闷的状态，年仅三十七岁的壮年而下世。回想当年侯方域的规劝，吴伟业写下：“生死总负候羸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侯方域在《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吴伟业的悔与侯方域的悔几多相似。然而，这两个人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吴伟业从此不复出仕。但对于自己的仕清，他终身悔恨。在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更说：“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这是忏悔的灵魂的呐喊，是吴伟业漂在无尽的黑的海面上的心灵无助的呼告！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这年吴伟业五十岁。他的女婿陈之遴革职问罪，以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势于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举案更是牵连很广泛。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吴伟业写诗赠送悲愤万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政治的翻云覆雨往往是吴伟业这样的文人所没有办法明了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状况吴伟业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责难他也只能苦涩面对。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愿云和尚（即吴伟业的好友王翰国）赠诗一首，责备吴伟业有负入山之约。“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钟声”。愿云和尚曾多次约吴伟业入山，吴伟业以双亲家小为念而拒绝。直到吴伟业死的时候，才遗命家人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总算是践了愿云和尚之约。
晚年的吴伟业专心著述，《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尽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
康熙十年，一代诗人吴伟业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闻其言者皆悲之。
吴伟业在他的最后时刻依然是矛盾的，敛以僧袍，也是无奈的选择。他的本意可能更愿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墓前题字也是一样的心态。
吴伟业在临死时，对他与卞玉京的那段爱情仍然不能释怀，念念不忘那位红颜知己，作了一首《临终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黯然伤神，哀矜至死。
据说连后世乾隆皇帝读了吴伟业的诗后都连点了三下头，“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郁达夫有八首诗咏及唐宋以来各家诗人，其咏先于吴伟业降清的钱谦益云：“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而咏吴梅村则云：“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很显然，郁达夫十分同情吴伟业的遭际，他透过“梅村体”香艳的表象，看到了一颗被痛苦折磨的心。对于同样被胁迫降清、同样知道忏悔的钱谦益，郁达夫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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