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崇祯与李自成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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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崇祯上吊】
旧历1644年三月十九日的晚上，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中一派凄凉景象。月色辉映下的这一处建筑，格外死寂、凄清。
最近京城里一直有种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能够听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除非不得已，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靠近紫禁城一步。
崇祯皇帝朱由检刚刚听说他委派守城的亲信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进城，自知大势已去，慌忙命人将皇太子朱慈烺、三儿子朱慈炯（即后来传说的朱三太子）、四儿子朱慈炤连夜送出宫外。崇祯随即来到后宫，令他惊讶的是，周皇后并没有就寝，反而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正在等候他的到来。最让人奇怪的是，皇后所穿的朝服，袖口、衣角及周身开口的地方都已经用线密密缝住，她就好像被装在一个华丽的衣袋中。
崇祯来不及多想皇后为何是这样地打扮，只是严肃地对周皇后说：“国破就在眼前。你身为国母，理当殉国。”
周皇后并不惊慌，她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相当冷静地说：“我跟随陛下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陛下从未听过我一句忠言，所以才会有今天。”说完后有些鄙夷地望了崇祯一眼，从容地上吊而死。
崇祯一怔。他从来也没有将这位性子耿直的皇后放在眼中，事实上除了他的女儿长平公主，他没有真正在意过任何女人。当年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对付崇祯宠爱的田贵妃，特地从江南找来了绝色美女陈圆圆。崇祯第一眼看到陈圆圆的时候，也惊诧她惊人的美貌，可是当时崇祯正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陈圆圆只得返回了周府，被到周府作客的吴三桂看中，才有了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
如今周皇后临死前那番话的语气、那蔑视的一眼却深深震憾了崇祯，他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惊？是悔？但情形已经不容他多想，呆了片刻，他又来到了寿宁宫找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秀丽高贵。崇祯已经为她挑选了周世显为驸马，若不是李自成逼近北京，公主早应该在几天前下嫁。长平公主也没有入睡，大概今晚的北京城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安然入睡。公主年纪虽小，却也知道天下即将大变，见崇祯进来，上前拉住父亲的衣袖哭泣，不胜悲恸，更显得楚楚动人。
崇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望着最心爱的女儿叹息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终于狠下心，用左手挡住脸，右手拔刀出鞘，向公主砍去。公主尖叫了一声，那一声中充满了惊恐，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最爱的父亲会杀她。她本能地挥出柔弱的手臂去挡锋利的刀。
毕竟是亲生骨肉，崇祯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彷徨，但仍然咬着牙砍了下去。刀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但没有砍中要害，顿时血流如注，公主当场晕绝地上。崇祯再也下不了手，掩面而出。
『注：李自成进宫后，发现了血泊中的长平公主，叹息说道：“上太忍。”（《甲申传信录》）他以为公主已死，便命人将公主送往皇亲周奎的家中。长平公主晕厥五天后才苏醒过来，这才发现父亲已经上吊而死，李自成已经入主北京，大明变成了大顺，不禁悲痛欲绝。长平公主后来落入了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手中。然而风云变化莫测，四十天后，大顺又变成了大清。清军入城后，摄政王多尔衮专门派人访寻到长平公主及其他未死的嫔妃，特别优待。长平公主只剩下一条手臂，国破家亡，大有天地无容身之处的感觉，于是给满清上书，自称是九死臣妾，要求出家当尼姑。满清没有答应，反而下诏命准驸马周世显与长平公主完婚，并赐予田产宅第车马等物。回忆起狠心要砍死自己的父皇，面对并不是传说中穷凶极恶的敌人，长平公主不由得感慨万千，不禁黯然泣下。在盛大的婚礼上，公主没有一丝喜悦，挥之不去的是无奈的哀伤。后来长平公主于顺治三年（1646年）病死，赐葬在广宁门外。事见《明史·卷121·公主传》、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关于长平公主，后世敷衍出很多故事。金庸小说《碧血剑》中美艳绝伦的阿九、《鹿鼎记》中武功高强的九难，以及梁羽生数部小说中提到吕四娘的师傅独臂神尼，都是指的长平公主。』
处理完两个身份地位最重要的人，崇祯心中再无顾虑，他赶到昭仁殿砍死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又砍死了妃嫔数人，这才换了平民衣服，带着大太监王承恩出中南门，摸黑来到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避难。此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到了北京城下，李自成一旦进城，第一件事就是进紫禁城，所以皇宫已经成了天下最不安全的地方。
但无论王承恩如何叫门，如何狐假虎威地摆出天子驾临的威风，朱纯臣命人坚决不予开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甚至连落难的平民都不如，因为他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还会将致命的危险带到他走到的任何地方。
崇祯皇帝这才知道他自己已经是众叛亲离，不由得长叹一声，重新回到皇宫。而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喊杀声不断。
崇祯皇帝回到前殿，依然没有死心，鸣钟召集百官，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到来。崇祯皇帝这才万念俱灰，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他来到崇文门，想出去却是不能。于是改走齐化门，打算夺门而出。守门的太监见这些人形迹可疑，疑为奸细，发炮射击。王承恩连忙喊道：“这是皇上！”幸好没有打中。
崇祯又来到正阳门，只见那里挂着三只白色灯笼，是为李自成军发出的投降信号。崇祯知道无论如何已经逃不出去了，这才在大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回到皇宫换了衣服，来到煤山（现在的景山）的寿皇亭，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然后才无可奈何地自缢于于一棵树下，年仅三十五岁。
崇祯皇帝死后，王承恩也上吊自杀，总算没有让崇祯皇帝孤独上路，全了他一点面子。
走到今天的局面，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崇祯皇帝临死前下诏书切责，说：“我手下的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都是这些内外的大臣们误了我。”他口中的空谈、亡国之臣，后来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但到了满清人手上，却变成了中兴之臣。这种变化着实令人骇异。中国的古话中总说，良禽择木而栖。如果崇祯不自杀，李自成或许不会杀他，到了满清，也许还能封个侯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再来看这些“亡国之臣”的表现，应该会明白忠臣必赖明君的道理。
崇祯断然将眼前的这场灭国灾难归咎于手下的每一个人，就是认为他自己没有责任。此人至死不悟，可谓是执拗之极了。拿最后一件事来说，成国公朱纯臣不肯开门接纳皇帝，诚然有惧祸的心理；但从另一方面说，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对待手下大臣刻薄无情，尽忠报国的袁崇焕就落了个被凌迟处死的悲惨下场。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明朝的大臣们自然不肯出死力为皇帝所用，平时都是得过且过，自保为上。所以崇祯皇帝到了最后关头，他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最亲信的大臣朱纯臣闭门不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皇帝的责任，自然也不能怪崇祯的大臣们，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臣子们，却总有一种沉重的感受——他们这些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有点像意念导向，崇祯反复这样训斥他的臣子们是亡国之臣，臣子们也先入为主地这样认为了。
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象征性地面朝北，对他的皇帝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
〖愧无半策匡时难，
惟有捐躯报主恩。〗
既然臣子们都被皇帝认为是无能之辈，自然危急关头也就没有人出死力了，这也是敲钟无人肯来的原因。崇祯皇帝每次下诏罪己，闻者没有一个感动；危急之际飞檄勤王，征者没有一个赶来。这实在是他的悲哀，也是最值得他反思的地方。在常人眼光看来，崇祯下罪己诏责备自己，不过是做做样子，可是皇帝自己怎么会有责任呢？崇祯更是一个习惯推卸责任的人；他召各地赴京勤王，有袁崇焕这样回京勤王被杀的前车之鉴，谁还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冒？甚至包括在崇祯与李自成长期的较量中，明朝一度占了优势，但崇祯自毁大将，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今天国破家亡的局面，崇祯自己是有责任的。
所以一位当时人写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凭心而论，崇祯是一个比明朝任何皇帝都要对国事认真负责的统治者，自登基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但勤治天下的责任心并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与1644年到来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如何，崇祯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他的死亡留下的只是一个悲剧事实。
【二 李自成进北京】
距崇祯皇帝上吊四十九天前，崇祯皇帝的死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光明和兴盛的意思），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按照军册所载，这时候的大顺王李自成已拥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王，与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1630年（崇祯三年）参加所谓“流寇”的反明武力。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当他再回到故乡米脂时，已是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顺国王。古人曾说过：富贵不归，如锦衣夜行。李自成也未能免俗，称王后立即回到米脂祭墓，但他还有更深刻的感受。
两年前（1642年），崇祯皇帝派人将李自成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来要取代大明江山。李自成自己也很惊讶居然能有这样的传说。
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高迎祥与李自成打下了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中都的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皇陵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作，其气势不亚于明孝陵和十三陵。可惜，陵园内建筑在农民起义军的脚下被荡然殆尽。李自成还将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也一把火烧了。这件事震动了明朝朝廷，崇祯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凤阳巡抚处死。
李自成以为崇祯原不过是照瓢画葫芦毁他李家祖茔，但当他听到崇祯的理由时，他反倒为祖茔被毁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崇祯的顾忌充分说明他天生就有龙气，在极看重天命的年代，这极大地提高了李自成的声望和地位。从这点上说，李自成相当感谢崇祯为他制造了“天命所归”声势。他到底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在“借势”这一点上，要比崇祯高明得多。
望着被毁的祖茔，李自成的嘴角浮现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他在心中得意地说：“崇祯，谢谢你。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李自成召集当地父老集议修复祖茔，精选工役，完全按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和地脉形势，甚至坡砍树木，一切都要恢复原状，不能有半点差错。墓地竣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才返回延安，并且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李自成还将家乡山上的真武祖师庙扩建为行宫，赐山名为盘龙山，行宫正殿为启祥殿，后殿为兆庆宫。（注：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为了保护这群建筑，在里面重新塑起真武祖师像，行宫又变成一座庙宇）
正式称王后，李自成挥师向北京进军，沿途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各地人民热烈地欢迎农民军，大顺军横扫山西河北。1644年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前锋已破京师外城。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毡笠缥衣，骑一匹高头大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城内百姓热烈地欢迎农民军，许多街门前书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的字样。崇祯皇帝倘若看见这一幕，恐怕死也不会瞑目吧。
李自成来到紫禁城的承天门（今天安门）下，立马仰望，感慨万千。
承天门名字的由来，来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的圣旨的开头语：“奉天承运”，表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他的皇朝是承方兴之运。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所看到的，皇帝派人颁布圣旨时，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实际上是起自朱元璋。承天门还是明朝圣旨出宫的地方，颁布圣旨时，要将圣旨装在盒子里，盒子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慢慢放下去，下面有人跪着接住盒子，表示“承天”的意思。
从某种程度上是说，承天门是皇权的象征。从陕西走到北京，从崇祯治下的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到大顺王，如今又来到紫禁城来“承天”，整整十四年过去了。此时此刻，三十八岁的李自成已近不惑，怎么能不心潮澎湃！
崇祯初年的元旦，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李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说：“当问天。”于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李自成大喜，遂起。
今天又到了问天的时候了，于是李自成指着承天门的门匾对丞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说：“我如果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天下。”随即弯弓搭箭，箭正好射在天字下面。牛金星善于拍马屁，忙解释说：“这箭射在天字下，必定会中分天下。”李自成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听了这话很是高兴，进入皇宫，登皇极殿。
至此，崇祯皇帝与李自成十几年的较量，终于以崇祯皇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李自成进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搜捕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当李自成得知崇祯皇帝已经上吊而死时，心中很是遗憾，因为他再也不能当面向对手炫耀自己的成就。中国的皇帝最喜欢搞献俘受俘的仪式，就是因为可以充分享受胜利者的荣耀与失败者的耻辱对比而产生的反差所带来巨大的快感。
明朝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为御史王守仁所擒。正德皇帝朱厚照专门赶到南京受俘。先在城外设一广场，竖起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封自己为大将军）的旗纛，朱厚照自己和宠臣江彬换了军服出现；先故意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将他抓获，接着大摆庆功宴，庆祝平叛的胜利。按照江彬原来的意思，本来还想让朱厚照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有点像小时候看过的玩猴把戏。
人死了，尸体总还是在的吧？于是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抬到东华门，想看看这个跟他斗了十几年的皇帝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只见崇祯皇帝披头散发，身穿蓝袍，光着左脚，右脚上穿着一只红色的鞋子。
这一刹那，李自成似乎真的感到了悲伤。斗了十几年了，这个比他本人还要年轻的大对头终于死了，但这并不是他所盼望的结局。现在九五之尊皇帝的宝座就在他的眼前空着，这是天下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权力的象征。但李自成并不轻松，也不兴奋，只觉得失落，他甚至对崇祯的死有一种罪恶之感。
于是李自成叹息说：“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周皇后的尸体也被抬到东华门，皇后容色如生。李自成一眼看到周皇后的周身用线密缝，立即猜到她是为了避免死后受辱，叹息了一回，命人将崇祯和周皇后装进柳棺，抬到昌平。
因为崇祯在位时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修建陵墓，昌平人自己凑钱，将柳棺与崇祯宠幸的田贵妃合葬。清军入关后，才下令按皇帝的体制为崇祯修建思陵。清人严有禧在《漱华随笔》中记录说：“愍帝（指崇祯皇帝）当国运既替，流贼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尝营及陵寝。逮李自成猝犯京城，引国君殉社稷之义，慷慨自裁，就葬妃园，坏土仅掩，至为惨悯。遭我世祖章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寰宇，登极之后，躬幸思陵，念其荒凉，敕令修葺，并勒丰碑。”
但李自成心中并不轻松。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二千多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都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地向皇帝效忠。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弑君者都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这大概是历史上的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的本质原因。李自成也是汉族，也是大明子民，只不过在发生了大饥荒、又被崇祯裁员下岗的情况下，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揭竿而起。此刻在他的心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摆在了弑君篡位者的位置上，他自认为对崇祯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竟然大到令他喘不过气来。最为可怕的是，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因为他跟崇祯一样，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能向他的臣僚们表示出他竟然会为崇祯之死负疚。从起事开始，农民军一直宣传的是要推翻崇祯的暴政，他怎么能同情这个政敌呢？所以李自成下令，只给崇祯皇帝和周皇后一口简单的薄棺材。
这就能充分说明李自成为什么没有一进紫禁城就马上称帝，而宁愿一直保持大顺王的头衔，宁愿让紫禁城中的金銮宝座空着。李自成一直等到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打败后，眼见好日子不多了，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李自成就放弃了北京，往他的老家陕西逃窜。准确地说，李自成只在紫禁城的金銮殿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名符其实的皇帝。（李自成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以我们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自成和崇祯这一对死敌其实有很多相象的地方，崇祯失败的命运在不久后很快就落到了李自成头上。
【三 流民和叛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朱元璋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农民的处境也颇为同情，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了秧，还要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不成样子，成天劳碌。好不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只能全家人着急，毫无办法。”（《明太祖实录》卷22）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关于土地的制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地强占土地。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样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庭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一系列的天灾，明朝已经变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流民帝国”。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最可笑的是，魏忠贤的亲信陕北巡抚乔应甲和延绥巡抚硃童蒙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竟然充耳不闻，假装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上奏朝庭。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明的旗帜。
这时候，十六岁的崇祯刚刚当上皇帝，不仅要面临关外满清的强大威胁，还要面对遍地的“流贼”们。这个人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这个朱姓少年而言，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他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下巴有短须，眉目端正，是声若巨雷的一个瘦长高个子。
张献忠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是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喝住了刽子手，主动要为他到总兵官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来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这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
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本名叫刘国能）历来与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深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对己不利；权衡利弊下，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非但如此，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穀城。
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杰出人物，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
十年前，熊文灿任福建巡抚，由于他出面说服海盗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并为明朝所用，熊文灿名声大振。他相信招抚有助于早日平息叛乱。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农民军中名气很大，他认为两贼既降，余贼夺气，于是上表请崇祯赦免张献忠和罗汝才，崇祯竟然批准。不久后，张献忠复叛，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随即强迫武昌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洑，浮尸蔽江。张献忠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于1644年十月十六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所供奉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即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住居七曲山，他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建此庙以纪念。唐封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到张亚子的故事就表示：倘若我战胜，当为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是农民军起义领袖，但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却是不容置疑的。张献忠性情凶戾残暴，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杀人不分明军平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并且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据说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
最奇怪的是，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然后将他所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称为水藏。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还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四面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被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就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不离左右，时刻垂询。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起来，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张献忠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的乐趣的人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十二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都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事见民国《温江县志》）。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并非有意污蔑农民军领袖，真是确凿不虚。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根据当地语系及相关县志，四川民间所称的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土著多是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因为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浩劫如斯，谁之罪欤？（事见《清史》）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史上汉族中川人是比较富于反抗精神的，所以总是遭到最野蛮的屠戮。四川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引《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就是“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2002年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1644甲申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
就是这位张献忠，竟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兴趣，聘请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这两位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张献忠的大杀与小杀，认为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
跟张献忠比起来，李自成虽然也杀人如麻，但后来能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开始收敛形迹，笼络人心，在农民军领袖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四 李自成的崛起】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连续多年闹灾荒，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李自成自幼家贫，还曾经出家当过小和尚，俗名黄来僧。曾经有人附会说，李自成这个名字跟“皇来僧”近音，暗示着他日后能当皇帝。后来李自成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因为失手打伤了地主，不得不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相当现在的邮递员）。驿卒的工作似乎比较轻松，因为李自成的骑射技术就是在当驿卒的时候苦练而成的。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开始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的名单内，失业下岗。此时正值风起云涌，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二十四岁的李自成也心痒难耐，于是杀死驿站的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李自成就这样造了反，投到了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军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而且成份相当复杂。农民军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忙于应付来自满清的强大威胁。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
就在崇祯皇帝疲于应付东北满清的时候，陕西的流民四起。明朝政府口中的所谓流寇，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就裹胁到那里。中国因为疆域广大，天灾人祸很难影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也很难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内外交困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崇祯皇帝不幸正当其时。
李自成等流民起于陕西，很快流入山西，接着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广之境，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崇祯皇帝这才着了慌。他早知道陕西大旱，甚至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但他总以为这些流民闹不起大事来，顶多也就是抢抢粮食罢了。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当一个政府不能很好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时，是不禁止民众小的违法行为的。”孟德斯鸠的这句话给崇祯皇帝开始并不重视农民军的力量以及后来普遍采用招安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流民还没有演变成起义军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向崇祯建议说：“这些流民饥饿不堪，将来恐怕都要沦为盗匪，请以帑金十万来救济他们。”当时崇祯没有听，反而派人围剿。
这个时候的流民没有专门的统帅，一旦与明军官兵相遇，流民各自为斗，如果能取胜则人人争先往前冲，一旦打败就立即窜入山谷躲起来。因为流民太多，官军遇贼追杀，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打的是哪方的流寇。流民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明军官兵东西奔击，疲于奔命，流寇始终无法剿灭。
既然流寇是生活不下去了才要造反，那我就给你们基本生活的保障，你们总该不反了吧。于是崇祯想到了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绥靖政策，意图瓦解农民军。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农民军中确实有不少首领都接受了朝廷招安。但这些受招安的人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才投降，一旦发现明朝政府无力兑现时，立即又重新造反，所以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
出现这样流寇越剿越多的状况，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这自然不是皇帝的错，于是杨鹤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被逮捕下狱。
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开始名声鹊起。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李自成收其遗部2万余人，与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
随后，高迎祥领导下的农民军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农民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豫西。
明朝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崇祯七年（1634年）初，崇祯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农民军的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专办“流贼”。陈奇瑜不辱使命，不出数月，他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的车厢峡诱歼了数千名农民军。但陈奇瑜很快自己断送了前程。他接受了农民军中名气最大的李自成的投降，还派人将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李自成随即杀掉护送的明军，突袭了驻扎在渭水的明军。不久后，陈奇瑜被逮捕下狱。
农民军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
崇祯八年（1635年），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为改变明军被动局面，开始集中力量围剿农民军。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农民军，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崇祯八年（1635年），在李自成的提议下，各路农民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李自成首先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尽管农民军首领们已经意识到联合的重要性，开了这次荥阳会议，但农民军并没有真正形成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一旦遇上洪承畴这样的用兵高手，很快就被明军各个击破。
崇祯九年（1636年）夏，农民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而死。高迎祥死后，农民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高迎祥死后，农民军把“闯王”这个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作了“闯王”。
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三日以上，城破以后即要屠城，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叫作打亮。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才稍好一点。崇祯皇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明末清初诗人李雯有《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一诗记录说：
〖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
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
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
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
但明朝对农民军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承畴、陈奇瑜、孙传庭、卢象升、熊文灿都有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
陈奇瑜曾将农民军逼入车厢峡，险些让李自成、张献忠困死其中；孙传庭潼关大败农民军，并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熊文灿追得农民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罗汝才亦在其中；卢象升滁州大捷，农民军尸横遍野，更有大将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冲突左右。本来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农民军的竟然是崇祯本人。
1637年，李自成被熊文灿追得无处藏身，被迫躲进了商洛山中。张献忠也在形势的逼迫下投降了熊文灿。但一年后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明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朝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很快被处死。在战场上接替熊文灿的是杨嗣昌（杨鹤的儿子），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知道该到他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少受点苦，还不等崇祯皇帝下旨责罚，他自己就拔剑自杀了。
杨嗣昌颇有远见，他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朝庭集中兵力扫除“流寇”。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崇祯皇帝所接受。
『注：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倒也没有追究，将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武陵安葬。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怀恨杨嗣昌，下令焚毁杨家祖坟，并挖出了杨嗣昌的尸体，断其尸见血。事见《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从上可见，明军将帅稍有败绩，非死即贬，结果是明朝的栋梁之才损失待尽，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孙传庭入狱。这是年轻的崇祯用人的战略所导致的结果。
1639年，当李自成再一次从山中走出来的时候，发现熊文灿已经成了冤死之鬼，这不由令他欣喜若狂。于是李自成再次组成了自己的军队，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洗去了农民军固有的匪气，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气势，目标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龙宝座。
【五 崇祯的难处】
1627年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死，本来这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老百姓们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朝庭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终于已经结束时，都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十六岁的崇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登上了皇位。史书上关于十六岁前的崇祯记录极少，在他当皇帝前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崇祯上台时政治环境相当险恶，天启皇帝驾崩之际，正是魏忠贤集团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崇祯由信王府搬入大内，竟不敢食用宫中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里偷偷带来的干粮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天，宫中的险恶可见一斑。但崇祯登基两个月后，即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集团；少年老成之风，只有后世康熙铲除鳌拜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普天下的人们欢欣鼓舞，将崇祯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誉之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
其实，崇祯对魏忠贤的痛恨，更多地是出于私人情感。崇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所以他小时候受到过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前五天，崇祯念念不忘地既不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也不是耀兵城下的李自成，而是魏忠贤。他密令将已经死了十七年的魏忠贤的尸骨收来烧了，但此命令还来不及被执行，李自成就进城了（陈济生《再生纪略》）。
一个胸襟如此狭隘的人，照理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皇帝。果然，翘首以盼的人们很快失望了。崇祯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自认为聪明，还有着许多封建帝王的最大通病——猜忌成性，尤其他从哥哥手中接过的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江山，他的缺点给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摊子不是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一个人带来的，崇祯接过手时确实是已经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自从他登基以来，所面临的危难已经超过了明朝任何一位皇帝。崇祯并不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最糟糕、最没有才干的皇帝，事实上明朝的皇帝荒诞的、荒唐的不在少数，跟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等人比起来，崇祯无疑要强得多。他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重新振兴明朝的强烈愿望，但内忧外患的巨大困扰不由得不令他更加性急，因此，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焦燥不安的状态下匆忙决定的。
明朝整个状况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朝庭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一朝已经因为神宗皇帝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崇祯末年，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赋税竟然增加了六倍。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事见钱泳《履园丛话》）。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所以历史学家传统的说法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朝庭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该怎么办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百姓们恨官兵，明朝逐渐失去了民心。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崇祯的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大臣马世奇在《廷对》中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庭用官军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官军。对于崇祯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有一段记录说：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一百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明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
而这时戍边军队也要求崇祯皇帝拨饷。1644年初，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说：“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但崇祯皇帝拒绝了，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
后来户部尚书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
两人正论道德之日，距二人之死——1644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三十五天了。
崇祯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可惜，他时运不好，这是他的难处。他也不是个能干的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就没有能干的皇帝——人才不分贤否，议论不分是非，政事不明得失，军机不论成败，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刚愎自用，却又性子急躁。当流寇满山、四方鼎沸的时候，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抚两端，没有定策，以致茫无成算；加上御下太严，打一场败仗立即杀将，丢掉一城立即杀吏，正所谓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
【六 李自成的运气】
李自成后期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但无战略眼光。他善于攻打城池，发明了独特的“瓴甋”法，但攻下城池后往往大肆屠城，不派人留守，随攻随丢。在历史上，关于李自成的定位好的说法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比如中国的教科书对他的定位；不好的则是“流贼”，基本上历代正史、野史都认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是“贼”。《明史》不但将李自成归在《流贼》一类中，甚至干脆地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认为李自成是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流贼。
其实李自成只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他从小家贫，一直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还在给崇祯当邮递员（可惜由于他的职位太低，崇祯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将来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但是机会选择了他。在李自成加入了农民军后，机会成就了他。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假若没有度量和眼光的话，就不是每个时候都能准确地把握住机会。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军受到几近致命的打击。李自成在潼关被洪承畴和孙传庭三道埋伏线包围，李自成打败，只和刘宗敏、田见秀等十七骑突出重围，躲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
正当崇祯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上天眷顾了李自成，满清的军队又开始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纷纷陷落，明朝政府被迫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命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气愤朝庭不乘胜追击，故意称病辞官，反而被崇祯认为不想出力办事，被逮捕下狱。主张招抚的熊文灿接任，派出侦骑搜捕李自成。侦骑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不想继续在崇山峻岭中费心劳力，就报告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不出数月，崇祯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
李自成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劲敌走了，“稍得安”。但这时李自成的情况并不好，他的身边只有十七个人，还躲在山中一步不敢出去，前途看起来十分渺茫。
崇祯十二年夏，已经投降熊文灿的张献忠重新反穀城。李自成听说后大喜，重新出山，集结部众。很快为陕西总督郑崇俭所败，李自成自认晦气，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去投奔张献忠。但张献忠此人性情难以捉摸，凡事随心所欲，他也看出了他的这些农民军同行们，要数李自成最有出息，将来必是劲敌，于是假装收留了李自成，想借机除掉他。但事不机密，被李自成事先发觉，李自成逃走。
『注：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都是农民起义军，却一直不是同志。崇祯十四年，张献忠被左良玉追得无路可走，也不得不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记恨前事，想要乘机杀了他。号称曹操的罗汝才跟张献忠交好，对李自成说：“留着张献忠，可以使他扰汉南，分官军兵力。”罗汝才见李自成不答，就偷偷给了张献忠五百骑，纵他逃走。事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此时杨嗣昌正督师夷陵（今湖北宜昌），听说李自成走投无路，立即传檄李自成，让他投降。李自成正憋着一肚子气，立即对杨嗣昌派来的使者破口大骂。于是杨嗣昌派兵围捕李自成于巴西鱼腹山中一带。李自成无路可走，打算自杀，幸好养子李双喜劝住了他。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溜走，投降了明军。
李自成麾下最骁勇的大将刘宗敏也打算投降，被李自成发觉。此刻李自成众叛亲离，已经是万念俱灰，他流着眼泪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是天子之命。你去卜上一卦，倘若不是吉卦，你就带着我的人头去投降杨嗣昌吧。”
若是带着李自成的人头投降，以后就不愁有高官厚禄，刘宗敏大喜过望，当然同意了。
刘宗敏卜了一卦，却是吉卦。他有些失望，又卜了一卦，还是吉卦。刘宗敏还不死心，卜了第三卦，还是吉卦。古人迷信，信天命，刘宗敏这才死心踏地相信李自成有天子之命，于是回来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为了表示忠心，还杀了自己的两个老婆，以便轻装上阵。
其他人听说后，也表示要跟随李自成这个“真命天子”。于是李自成尽焚辎重，轻骑走河南。这个时候，他身边只有五十来人。
正好河南大旱，粮食极贵，一斛谷要万钱，老百姓没有钱购买粮食，成千上万饥民到处流亡，成了李自成极好的兵源。李自成一到河南，饥民听到李闯王出山的消息，纷纷前来投奔，大概有七、八万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农民军获得迅速发展，李自成精神大振，指挥饥民在河南纵横驰骋，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攻偃师，杀知县徐日泰。这时候的李自成所向无敌，并以杀人为乐，喜欢砍人的脚，活挖出人的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遇到了李信（即李岩）。
杞县举人李信是明朝前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李精白靠拍魏忠贤马屁当上了尚书，曾经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还在生祠焚香祝词说：“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意思是称赞魏忠贤像尧一样具有天那般大的阔大高贵的胸怀，那种皇帝般的伟大道德简直难以形容。李精白还特意把“巍”字的“山”旁移到下面，人们问他为什么，他答：“害怕‘山’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崇祯即位后，魏忠贤的势力被铲除，李精白也被东林党人弹劾，被贬死。李信独自住在家乡杞县，中过举人，也算是当地望族。当地灾荒闹得凶的时候，好多农民断了粮，李岩拿出家里的一些粮食，接济断粮的饥民。百姓们很感激他的恩德，都称呼他“李公子”。
杞县附近有位走江湖的绳妓红娘子拉起队伍起义。因为李信在当地名气很大，红娘子想拉他入伙，派人绑架了他。李信被绑到山上，红娘子见他文采风流，颇为仰慕，想与他结为夫妇。李信毕竟是官宦之后，心中尚有顾虑，于是勉强假装应允，却趁着空隙逃回了县里。地方官很是糊涂，非说李信与盗匪勾结，将他下了大狱，准备处斩。红娘子听到消息，带人前来劫牢。杞县饥民争相加入，杀死了县官，救出了李信。到了这步田地，李信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李闯王。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知道李岩是富户人家出身的读书人，农民军正需要找个谋士，于是就将李岩留在营里。
《明季北略》有一段对话，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李自成还与李信约为兄弟。李信很受感动，为了示意与过去绝裂，特意改名为李岩。
李岩感激涕零下自然鼎力辅助李自成，写信招自己的朋友卢氏县举人牛金星来投李自成。
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他酷爱饮酒，曾因酒醉后痛打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牛金星接到李岩的信后，立即带着家小赶来，不但将自己的女儿送给李自成作妾，还向李自成推荐了算卦先生宋献策。
宋献策是个矮个子，长不满三尺，自称精通河洛数。他见了李自成，神秘兮兮地说：“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隐寓李字，意思是说姓李的将来要得天下。李自成自然大喜，立即封宋献策为军师。
图谶“十八子主神器”并非宋献策首创。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已经用过这一招。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其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不过李自成不读书，是个凭着直觉闹革命的人，自然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掌故的。但宋献策炮制的东西，却立即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住了他的心。
牛金星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但李自成对他的大话嗤之以鼻，不接受他的建议。因此牛金星离开农民军回去了家乡。因为他跟李自成交往过，不久就被明朝官府逮捕并处死刑。但牛金星通过贿赂地方官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这位岳父的归来十分高兴，于是委任他为丞相（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于是在李岩入伙之后，便有了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后来都成为李自成的左右手。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
李岩从争取民心的角度出发，劝李自成不要再妄杀人，停止劫掠，要注意笼络百姓。李自成自此开始有所收敛。他着手整顿部队，严肃纪律，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牛金星也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李自成还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赋就是取消明朝的赋税剥削。
李岩将农民军所掠夺的财物分发给饥民。百姓受惠后，也不分辨到底是李岩还是李自成，只称：“李公子活我。”
李岩又编出两句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教儿童到处传唱，影响很大。百姓正为朝廷加重赋税愁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李岩还派出一批兵士打扮成商人模样，混进明军占领的城里，逢人就宣传：“李闯王带的队伍是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李闯王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头之恨。”人们对明军的杀人抢劫，早就恨透了；现在听说李自成的队伍纪律严明，自然向着李自成了，许多城池都有百姓做内应，不攻自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侵入湖广，势力极大。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641年秋，一些独立的农民军都归顺到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开始席卷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位福王是万历神宗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当年极得神宗皇帝宠爱，险些被立为太子。李自成的部下用福王朱常洵的血扳上鹿肉酱吃，取名为“福禄酒”。洛阳城破的时候，福王世子朱由崧没穿衣服，裸体逃出洛阳。这位朱由崧就是1644年在南京即位的南明弘光皇帝，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他。
崇祯听到李自成声势如此浩大，派前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李自成。傅宗龙到任后，与巡抚汪乔年调兵，竟然发现无兵可调。不久，傅宗龙被围，突围时被杀。巡抚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李自成发精锐攻打，汪乔年也被杀。在这一战后，李自成还劓（割去鼻子）刖（砍去左足或右足）读书人一百九十人。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先后两次包围开封。在第二次围城时，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李自成大怒，为了攻下城市，他下令挖开了黄河上的马家口河，想用水灌城。就在这时，开封巡抚高名衡也决定挖开硃家寨口河，打算用水淹李自成的大军。
恰逢大雨，两处关键的堤坝都被挖开，顿时洪水滔滔，声如巨雷。大水从开封北门穿城而过，穿东南门而出，无数无辜的人淹没在洪水之中。这场围攻结束时，开封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全城只有两万人幸存下来。
纪昀（即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明末名妓李无尘的故事，说她秀外慧忠，“有诗集，语颇秀拔”。但这样一位女子，却在开封城破时被淹死。
李自成的军队也有一万多人被大水冲走。由于开封破坏得太厉害，李自成甚至不愿意进城。
李自成随即在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建立了各种军事制度，连克承天府、孝感、黄州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此时的李自成已具备了进军北京的实力，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
在这期间，李自成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第一个被清洗的对象就是号称“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当时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李自成本人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而罗汝才有几十个妻妾，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跟随在军中。罗汝才好享受，还在帐下养有一个戏班子，很是令人惊奇。李自成看不惯罗汝才这一套，经常对他嗤之以鼻。但罗汝才手下有几十万人马，罗汝才又用山西举人吉珪为军师，是仅次于李自成的第二大实力人物。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战，两人配合起来，就仿佛是左右手。但是，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自成起了独大之心。于是在某一个清晨，派人杀罗汝才于睡梦中。罗汝才的部下都被李自成吞并。
接下来，李自成杀了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蔺养成、袁时中等人，并派人送信给在武昌的张献忠说：“我已经杀了曹操（指罗汝才），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张献忠听了大为恐慌，竟然放弃武昌，南下入长沙。到这个时候，当年的十三家、七十二营，或投降明朝，或被杀，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三边总督孙传庭率军南下河南截击李自成，并催促左良玉部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孙传庭开始虽然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十一月，孙传庭的疲惫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十一月，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不战而进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政权。
李自成称帝五十天后，消息才送到崇祯皇帝手中，此时离崇祯上吊只有一个月时间。原来的送信人在途中病倒，于是雇了一名明军士兵代其送信。当这名士兵将情报送到后，兵部得知李自成竟然擅称尊号，大惊失色，于是杀了送信士兵以防泄露，然后尽可能久地将此情报扣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而崇祯的敌人李自成则有一套杰出的情报系统，他利用山西的商人、店主、算命先生、衙吏等在京城内做密探，通过信使骑马回来向他报告。京城中布商行伙计、饭店老板等很多人都是陕西、山西人，李自成充分地利用了“老乡关系”（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诗人李雯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李雯是复社成员，多尔衮进北京后，投降满清，多尔衮那封致阁部史可法的著名书信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这时候，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了总攻击。
农民军进入山西后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了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为报复崇祯派人挖了李家的祖坟，李自成放火烧了昌平的明十二陵（明朝皇家的陵园，即今天的明十三陵。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建文皇帝在靖难之役后不知所终，因为土木之变当上皇帝的明景帝也没有被葬入昌平）。
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包围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兵开进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下。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
这样，李自成的大顺军就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七 崇祯最后的一张王牌】
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北京已受到威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三日，大学士黄景昉给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
但奏折并未真正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后，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正如大学士黄景昉所说，吴三桂手下的几万关宁铁骑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
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拖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明朝辽东的军队都奉命撤入关内勤王，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明军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可是吴三桂等人还没来得及赶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
当入关勤王的将领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的总兵马科领军西行，以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在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崇祯曾经试图选择与满清求和，以便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李自成。
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三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兵破松山，俘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后，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松锦大战以来，崇祯皇帝真是坐卧不安，寝食俱废。松锦之战失败后，他的心也凉了半截，他的希望，他的寄托，全随着这次大战的失败化为了泡沫，消失了，飞散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创下的基业，到了他手里，就会这么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莫非，这就是命吗？
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早就明白，以朝庭现在的实力，无力两线作战，于是暗中崇祯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虽然秘密，但朝中其他大臣还是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皇帝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
崇祯皇帝每次都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还不断郑重告诫：这是天大的机密，一定要缜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崇祯十五年八月，崇祯皇帝派亲信又送了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不巧的是，陈新甲刚好外出，不在家里，信使便将崇祯皇帝的密诏留在陈新甲书房中的案几上。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密诏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按惯例将密诏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的衙门传抄。这样一来，崇祯皇帝与陈新甲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下，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陈新甲当然要为自己上述声辩，还引用了不少崇祯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崇祯皇帝的圣意。崇祯皇帝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下旨将陈新甲立即处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这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议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那个时候，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连崇祯皇帝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为的就是怕背上千古骂名。
崇祯皇帝特别推崇宋朝舍身取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1644年二月，崇祯帝曾正式礼敬文天祥，目的是为了激发众大臣学习文天祥死国的浩然正气）。然而，李自成和多尔衮先后脚进北京后，并没有几个人为明朝而死。这是后话。
【八 南迁】
对崇祯皇帝说，他还有最后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南下到陪都南京。迁都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1644年二月十日，崇祯皇帝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崇祯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农民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听了大惊失色，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李明睿并不惊慌，他深知皇帝不过是顾忌道义责任，于是讲了一通天命的大道理。他还为提到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崇祯犹豫起来，似乎有些心动了。
在李明睿明确保证要保守机密后，崇祯四下张望，确信无人偷听后，才开始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
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先以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的名义出京。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李明睿还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然坚持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
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了许多南迁的细节问题。李明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募新兵，但朝中没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驻军都已经一年没有发过军饷了，更不要说外地驻军，这正是明军演变为抢民的盗匪的根本原因。李明睿壮着胆子提出了动用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崇祯不同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向披靡，推进得极快，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允都是不战而降，转眼间大顺军已经兵临居庸关下，京畿大震。
十五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他正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太子沉思良久，痛楚地说：“二‘乎’字可玩。”项煜无话可答。
南迁的话题被迫再一次提上日程。但朝中除了李明睿，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重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太子南下，而皇帝肩负守卫社稷之责，应该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其实是要求崇祯皇帝做出自我牺牲。崇祯皇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光时亨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主张南迁的人之后，在场的二十七位大臣竟有十九位立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
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心思，因为他的意图其实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所以双方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崇祯恼羞成怒下，差点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帝。
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光时亨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无论如何，“南迁之议寝矣”。
崇祯下令吴三桂进关勤王后，大臣们再次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不及回答，光时亨火冒三丈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到此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提出太子南迁的人是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提出建议的大臣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从此，绝望的气氛笼罩了全京师的军民，“诸臣咸思南窜”。
『注：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贵妃杨玉环，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于是尊其父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唐肃宗在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
崇祯皇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他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拥有了他们外番所缺乏的东西，并依靠这些汉朝官吏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而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京城，后来落入李自成手中，之后就下落不明。于是南明政权中皇室宗亲为了继承权利开始了激烈的派系倾轧（金庸小说《鹿鼎记》提到的唐王桂王之争就是其中之一），内耗掉了许多抗清义士的精力与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明睿提出南迁后，有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旨，让他准备一千名兵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帝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北京城破之前，方开章想要见崇祯皇帝，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城破前两天，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
【九 最后的议和】
南迁不成，崇祯皇帝开始布置保卫北京。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西洋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帝甚至还慷慨地挖出深藏地下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之秩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
1644年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与大臣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封密封急件送到，崇祯看了后脸色大变，坐在那里发呆，许久后才站起来退入后宫。
原来三月十六日，负责监军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的大门迎接李自成大军；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而且焚烧了位于昌平的明朝皇陵。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早知道农民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
而这时街上的百姓正毫无顾忌地唱着：
〖闯王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
还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臣来剜肉。
生填沟壑诚可哀。〗
穷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因为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京城中散布消息说，李自成到来后，城里的穷苦百姓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
三月十八日一早，崇祯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殿，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
据说早在元宵节的时候，北京城门一直大开，李自成派大量密探携带黄金混进了京城。这些密探用重金买通了京师炮队将领，所以北京的葡萄牙大炮未发挥任何威力，全是空炮（计六奇《明季北略》）。
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曹化淳阻住。张缙彦心中难免起疑，于是转道皇宫，想当面向崇祯皇帝奏明，但被太监拦住，不给通报。
李自成也没有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个罪名会让他遭受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大顺王”与崇祯皇帝谈判。
其实李自成早在昌平时，就曾派原明将王永吉到北京与崇祯皇帝进行谈判，交换条件是分割出中国北部并封他为王。但显然王永吉并没有见到崇祯皇帝。
崇祯召见了李自成的使者杜勋。杜勋曾是崇祯皇帝的亲信，崇祯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首席大学士魏藻德当时也在场。杜勋倒是十分坦率，直接说明了李自成的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担心现在的让步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他是个不敢负责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议和的绥靖策略，这样即使将来他被指责，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只替罪羊。
于是崇祯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此刻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
魏藻德对皇帝的小算盘一清二楚，他可不想自我牺牲；对臣子而言，他可以在明朝当大臣，到了大顺朝一样可以当大臣。于是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皇帝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发抖，转身先打发了杜勋。
杜勋刚一离开，崇祯皇帝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这位老臣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魏藻德后来亲自陪同李自成由长安门入城。后来在李自成发动的“追赃助饷”中被拷打，魏藻德交出一万三千两黄金赎身，但刘宗敏依旧不满足，魏藻德被拷打至死。
三月十八日晚上，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大喜过望，下令部队准备进城。
李自成刚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主动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
就在这时，崇祯皇帝正走向后宫长寿殿，他看到被李自成军队占领的郊区烽火烛天。他恍然已经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
崇祯随即密召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进宫，让他们各带家丁护送他出城南迁。刘、巩二人哭着道：“法令素严，亲臣不得藏甲，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
崇祯叹息，挥手让两人退去。在令两位外戚离开之前，崇祯皇帝说：“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三人相对而泣（李清《三垣笔记》第十八卷）。
接下来便演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说，当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焕）离开大内时，缅甸和暹罗进贡的大象，在玄武门内的园中突然哀鸣起来。根据民间传说，大象能识别出要想暗害君主的人，并能用鼻子阻止他们进宫。
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意思是四十多万明军中战斗而死的只有两个人，好一个“嘻”字！
【十 李自成的速胜】
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这个时候，明朝廷在京的官员们“衣冠介胄，叛降如云”，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我是兵科时敏声！”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你已经老了，胡须都白了。”刘廷谏忙分辩道：“太师如果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变黑，我还没老。”这马屁拍得相当肉麻，于是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受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身之祸。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对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则大加嘲笑。
也有一些人是被迫加入大顺政权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陈名夏是复社名士，他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陈名夏时任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藏到了一间教堂里，没有应召。不久，因被人检举，陈名夏被大顺军抓获。恰好负责审理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陈名夏是南方人）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坚决拒绝了，但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因为陈名夏的名气，牛金星自然应允。于是陈名夏又重新回到了翰林院，不过翰林院已经被大顺军改名宏文馆。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大臣们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
李自成也注意选拔自己的人才，他同时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乡试，五十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五十八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顺便提一句，这五十八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
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庞大的军队发军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正好这时一些明朝的旧臣们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李自成将自己摆在了弑君者的位置）。所以，李自成开始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他更因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赃助饷，将劝他登基的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拘禁起来，交付大将刘宗敏拷打，要求赎金。崇祯皇帝的小金库、宗室、勋戚和太监的家产也都被没收。
崇祯自尽前命人将太子朱慈烺送出宫，朱慈烺到周奎（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子的外公）家，却遭遇了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周奎闭门不纳。随行朱慈烺的太监见势不好，反而将朱慈烺绑了，献给了李自成。他的两个弟弟朱慈炯和朱慈炤也先后被人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再次回想起崇祯的尸体，他的心重新充满了负疚感。出于内疚，他没有杀崇祯的三个儿子，只下令囚禁三人。
李自成还询问太子朱慈烺，朱家何以丧失天下。朱慈烺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很高兴地说：“原来你也明白。”李自成还明白地说他不会杀太子，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皇帝之死感到负疚，而明朝的官员们就成了替罪羊。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都被拘禁，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皇亲周奎也未能幸免于难。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几乎所有的降臣都倾家荡产，许多人因为被拷打而丧命。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极大地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追赃助饷实施后不久，李自成也发现部下将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且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于是下令停止，被扣押的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李自成的手下对取得的成果很是满意，当他们释放了前明官员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城中富裕的商人们。
不久，大顺朝的士兵就开始在大白天抢劫店铺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崇祯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好日子并不长，1644年四月，原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亲率的农民军，李自成撤回北京。4月29日，经过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事实上，李自成的屁股只在紫禁城皇帝的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真正意思上的皇帝。退出北京前，李自成放火烧毁了宫殿和九门城楼。
1644年五月初，清军占领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当地团练的武装袭击，混乱中被杀，年三十九岁。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死于凤凰山。
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和李定国后来联合南明抗清，尤其李定国，成为南明抵抗力量的杰出人物。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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