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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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崔颢其人有才无行，好饮酒赌博，因而他宦海浮沉，始终不得志。但其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其《黄鹤楼》等脍炙人口，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李白后来所作的《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句法极为相似，其《登金陵凤凰台》诗亦如此，显然是受了崔诗《黄鹤楼》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宗氏到江南避难。这时候的李白，心中又怒又恨。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这时仍然没有放弃雄心壮志，“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永王李璘不服兄长肃宗李亨，打算在江陵起兵。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庐山屏风叠隐居后，立即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心腹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虽然才华横溢，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经验。他一生自视甚高，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但当年玄宗一见之下便认为他“终非庙堂器”。以玄宗阅人无数的眼光，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才华是一回事，政治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此时，历经沧桑后的李白根本没有看出李璘的真实目的，便是很好的验证。李璘不过是以抗敌为名，实际上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要与兄长肃宗争位。而年迈的李白只看到了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感愤时艰”，他入世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了，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永王东巡歌》第二首中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李璘，平定叛乱。夫人宗氏竭力劝阻，李白不听。
当时江陵长史为高适，高适一眼看出永王李璘有对抗唐肃宗之意，感觉大势不妙，便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了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形势，说明李璘必败之状。肃宗于是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节度使，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来瑱曾经任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安禄山叛军多次攻颍川，都被来瑱率军民击退，因此被时人称为“来嚼铁”。可以说，肃宗已经抢先下手，对弟弟永王李璘做了严密防范。
『注：高适还有更显赫身份——即是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那句广为人知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便是他的名句。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他早年生活困顿，随父旅居岭南。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但也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又北游燕赵，希望能从军立功边塞，但却毫无结果。不过，就是在这次边塞经历后，他写出了极负盛名的边塞诗力作《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首诗表达出诗人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赞颂，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浴血奋战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帐前歌舞作乐的不满。此诗文采并不华丽，却纵横豪放，雄浑有力。之后，高适寓居宋中近十年，贫困落拓，以耕钓为业。他与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是很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天宝八载（749年），高适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举荐，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三年后，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安史乱起后，他跟随玄宗入蜀，拜谏议大夫。此后官运亨通，做过淮南节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后，他入朝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在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并且封侯者。《旧唐书》本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起兵，引军东下，军容威盛。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派人诘问永王李璘，问其擅自引兵东下到底是何用意。永王李璘大怒，派大将浑惟明进攻李希言，李希言则派大将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阎敬之抵挡。结果李希言军大败，阎敬之被杀，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永王李璘又派大将季广琛攻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李成式派大将李承庆抵挡，李成式军也大败，李承庆投降了永王李璘。江淮为之震动。
这时候，肃宗事先专门任命的防范永王李璘的高适、来瑱与韦陟三人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会合，结盟誓军讨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败仗的广陵长史李成式决定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一起讨伐永王李璘。李铣率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一带；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马，布军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一带。裴茂甚有心计，为了壮大唐官军声势，便制作了许多旗帜，插在长江沿岸。永王李璘登上城楼，看到旗帜遍布江边，唐官军声势浩大，心中开始恐惧。
永王李璘的部将季广琛也起了私心，想为自己留好后路，于是召集诸将说：“我们跟从永王到此，形势已十分危急，当早图出路，不然战败身死，则永为逆臣。”于是季广琛率部逃往广陵，浑惟明逃往江宁，冯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苏仪征）。
至此，永王李璘身边无兵无将，已经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长江北岸的唐官军又故意多点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仓皇中不辩真伪，误以为官军已经过江，连夜带着家属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过江，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永王李璘一路逃窜，打算南逃到岭南一带，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穷追不舍追击，终于生擒了永王李璘。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二十日，皇甫侁暗中派人杀死了永王李璘，其家属被送往成都。肃宗听说弟弟被杀，还大发雷霆说：“皇甫侁既然俘获我弟，为何不送来而擅自杀之？”于是罢了皇甫侁的官。
这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显然，皇甫侁擒获永王李璘是大功一件，但以他的身份，要杀永王李璘，他既没那个份量，也没有那个胆量。除非说，他得到了某人的指示，必须要杀死永王李璘。到底是谁要杀死永王李璘呢？这其中嫌疑最大的自然是肃宗本人，弟弟公然对抗，挑战他的权威，他早已经恼羞成怒，心中应该早就期盼弟弟死在乱军之中，但偏偏是被俘了。以他兄长的身份，到底是杀，还是不杀？这实在是两难的境地。公开杀弟，虽然事出有因，但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不杀，不能杀一儆百，他心有不甘。于是，再没有比暗示手下人动手更好的办法了，只不过皇甫侁当了替罪羊。联想肃宗还是太子时，为了明哲保身，他几次主动与妻子离婚，表示坚决划清界限，如此之为人，暗示皇甫侁杀死永王李璘也就不在话下了。对自己骨肉手足下手狠毒，一贯是李唐王朝的传统。
永王李璘兵败后，李白逃至彭泽时被捕，被关进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幸好早年曾受李白恩惠的郭子仪出面求情，以免去自己的官职作为条件，保李白出狱。李白由此幸免一死，改判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正安西北）。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于御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救，李白才得脱困。此时的李白已经是花甲之年，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流放途中，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千古名作《早发白帝城》便是在这个时候写成：“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
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叛乱，唐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追击史朝义。已经六十一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从军入幕，参加李光弼的军队，有“一割之用”，可是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此时，李白已经是穷困潦倒，无所依靠，无奈之下，只得抱病去投奔时为当涂（今安徽马鞍山）令的族叔李阳冰。李阳冰比李白小十一岁，擅长书法，其篆书在当时极有名气。开始李阳冰还不知道李白已经窘迫得无路可走，李白也不好意思明说，直到李阳冰看到李白所作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后，才恍然大悟，主动挽留李白。一代诗人沦落至此，实在让人唏嘘感叹。之后，李阳冰一直对李白妥善照顾，为了给李白治病，还变卖了不少字画和家当。李白感激之余，特意作《当涂李宰君画赞》，称赞李阳冰“缙云飞声，当涂政成”。
第二年早春，寓居当涂的李白身体略见好转，而且他的子女此时也来到了当涂，在他身边照顾陪伴（见《游谢氏山亭》）。然而，此时李阳冰卸任，离开了当涂，李白在当涂立即变得无所依靠，处于“天涯失归路”的彷徨孤独之中，心情相当抑郁沉闷。这年重阳节，李白再登龙山，举觞赋诗，怅咏悲凉一生。登高归来，又写《九月十日即事》，借花自惜，自伤自悼。入冬，李白沉疴日亟，自知康复无望，病中长吟《笑歌行》、《悲歌行》，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撒手西去，临终前还赋有《临路歌》一首，时年六十二岁。后人谣传他是为了水中捞月而死，虽然很符合李白的浪漫作风，但却并非事实。
李白病逝后，先安葬于当涂县南十里处的龙山东麓。儿子李伯禽因此也在当涂定居，一家人生活相当贫困。李伯禽于贞元八年（792年）不禄而卒。儿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两女为了生计，嫁给当地农民，“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距李白死后五十四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便想方设法查访到李白两孙女的下落，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李白墓迁至青山之阳。
范传正找到李白两孙女的时候，见她们“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唯独举止闲雅，“儒风宛然”。他觉得大诗人的孙女嫁给农民有些辱没，于是便劝两女改嫁给士族，但是两女答道：“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即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祖父李白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也遗传到了孙女身上，这是真正的贫贱不能移。范传正听了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唐·范传正《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还特意免除了两女的赋税和徭役，算是对她们先人的敬意。
李白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多类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可以说是旷古奇人。他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却不得志，最后在贫病中死去。李白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继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有“诗仙”之称，其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基调。在波澜壮阔的盛唐诗潮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便是李白的诗作，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的诗歌影响十分深远，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代诗仙，走完了他生命的全程，但是他那一千多首惊天动地的好诗，却一路追随着不死的诗心翻山跨海，流传后世，让人读后怦然心动，仍然可以感觉到李白当年多感的心绪和天纵的才气。
【三 杜甫愁何在】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而在文坛上，大文学家宋之问因曾经依附武三思，被睿宗赐死；大文士苏颋袭封许国公；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科为左拾遗。开元盛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年陆续登场，一场雄伟壮丽的历史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杜甫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杜家为官宦世家。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被人称为“杜武库”。他不仅善战，而且多才，注释过《左传》，是杜甫最尊敬的家族人物。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后来任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又是与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的诗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所以杜甫很引为骄傲地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
杜甫有一个叔父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时，因父亲被人诬陷关押，杜并孤身杀了仇家，为父亲报仇雪恨，结果自己被人当场打死。这种极端的复仇行为，在当时为人们所嘉许。杜并因此被称为“孝童”，名士苏颋亲自给杜并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叔父这一悲壮的义举，一直让杜甫有无尽的遐想。
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崔氏是清河世家大族崔家的女儿，正如杜甫所说的“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崔氏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故去。杜甫字子美，排行第二。哥哥早夭，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甫幼年时一直寄居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他少小体弱多病，二姑母为人贤德，对杜甫关爱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杜甫和表兄弟都染上时疫，二姑母总是先照顾杜甫，然后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杜甫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而二姑母的儿子却病死了。杜甫长大后从仆人口中听说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动，还为这位“先人后己”的姑母写了一篇墓志。
杜甫少年时代长时间居住在洛阳。洛阳为唐代东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不亚于长安。洛阳的繁荣昌盛、物阜民安令杜甫激动，洛阳的声名文物也熏陶渐染着杜甫，他从小就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在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文坛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大文豪李邕、诗人王翰、进士崔尚和魏启心等人都非常重视他，后二人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和文学家扬雄。他还经常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结识了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并因此结识了著名的梨园人物李龟年。杜甫有诗《壮游》回忆当时的生活：“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欲物多茫茫。”
年轻的杜甫生性豪爽，嗜酒如狂，嫉恶如仇，经常藏否人物，褒贬是非。这是才高者的共同习性，也是才高者的共同悲剧。杜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为他后来的困顿失志、颠沛流离埋下了伏笔。
当时正是“开元全盛日”，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即所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如此盛世，为爱好旅游的诗人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四海平定，四方来朝，大统一的版图使得文人们的远足范围大为扩大，能够游历于漠北、岭南、大河上下。漫游被广泛认为是惊险而浪漫的经历，因此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文人们无不争相趋之。当时的名诗人们大都有过游历的经历，如孟浩然曾往来京洛，纵游吴越，西抵巴蜀，南下湘桂；李白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五岳寻仙，名气更大；岑参多次赴边塞，远至安西北庭等绝域，鞍马风尘，刀光剑影。
杜甫的第一次漫游除了受当时风尚的影响，也是希望能通过漫游结识各地名流，干谒行卷，彼此揄扬，造成声名，以便科考时较有希望录取，或能被有声望有势力的州郡长官及边帅举荐，为将来步入仕途做些准备。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到东都洛阳去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当时狂放不羁，极为自负，连历史上的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等大文学家也没放在眼里，满以为凭着他的才学，功名唾手可得，从而施展抱负，平步青云。但结果却是科场落第，懊恼之情，难以名状。于是，他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的名作《望岳》便是在此期间写成。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的不凡气度，以及开阔的胸襟。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涯，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修筑了陆浑庄土室，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这期间，他与司农卿杨怡女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夫人杨氏一直陪伴杜甫走完人生的历程。
天宝三年（744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人一见如故，一反文人相轻的千古陋习，倾心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和诗人高适相遇。三人一同登上单父（今山东单县南）的琴台，感慨万分，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又同去梁园（今河南开封）酒楼开怀畅饮，即兴赋诗，指点江山。不久，杜甫和李白、高适分别，李白南下江东，高适回到梁宋，杜甫则打算西去长安。杜甫与李白依依惜别，但从此以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魂牵梦萦的长安。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此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称的李林甫。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开始，有皇帝面试取士的办法，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747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试，对策听选，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主持面试，然后授以官职。宰相李林甫忧惧士子在面试时会揭发自己贪权不法之事，想阻塞天下言路，便对玄宗说：“这些人都是贫贱寒士，不知道忌讳，只能以狂妄的语言污浊圣上，还是让尚书省长官考他们吧。”建议首先由各郡县长官进行初选淘汰，然后再由尚书省长官试问。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经过李林甫的精心安排，结果，全部应试者没有一个人通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公开招贤考试，居然没有一人合格。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李林甫却上报称贺，说是政治清明，“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在仕途上遭遇了第二次遇挫。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经常饥寒交迫。他的族孙杜济当时住在长安南郊，杜甫时常厚着脸皮去打秋风。杜济生活也不富裕，对杜甫老来蹭饭十分不快。他表面不说什么，但打井水淘米，便故意摆动水桶；到园中摘菜，也放手乱摘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陈述自己的困境，或明或暗地请求对方给予提携，但却是无功而果。于是他又想效法汉代杨雄、司马相如，通过献赋来求仕。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举行大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李唐王室宗庙）、天地。杜甫趁机献了《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玄宗的赏识，诏令由李林甫出题，在集贤院试杜甫的文章，等待朝廷任命。这一等，便是四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拒不赴职，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县尉。杜甫哭笑不得，十年奔波，仅获此微职。但迫于生计，他只好屈就。就是这么个小官，他也没当几天。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回家探亲，在奉先与家人团聚。杜甫先带着妻小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打算前去投奔。但举家行动不便，杜甫安顿了家属，独自一人赶去灵武。他先来到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城南七里的小河（后改名杜甫川）稍作停顿，在从延州往灵武途中，被安史乱军俘获，并押解回到长安。
大劫难后的长安，满目疮痍，遍地狼藉。叛军四处劫掠，滥杀无辜，城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血腥味。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春望》便是在这期间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面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洛阳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掉。消息传来，长安城中人心浮动。这一年的二月，肃宗进驻凤翔，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叛军开始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被押在洛阳的唐官员趁机逃跑，有些人潜逃回长安，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于是，长安城中的人纷纷投奔到凤翔。杜甫也决定逃走，他来到怀远坊大云寺，寺主赞公和尚赠给他盘缠和衣服。杜甫化妆后悄悄溜出金光门，直奔凤翔。
经历了千辛万苦，杜甫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样子相当狼狈。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官品虽低，却是属于所谓的“近臣”。肃宗还在授官诰文中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杜甫当时入仕不满一年，之前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遭遇战乱后，能够担任相当于天子近臣的谏官，心情相当激动。他感激皇恩浩荡，连请假去探望家人的愿望也没有说，就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兴大业中，但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卷入到房琯事件中。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名臣房玄龄第五代孙，父亲房融是武则天时宰相。房琯少年时在陆浑伊阳山读书十多年，与杜甫是“布衣之交”，清人熊宝泰《杜甫》诗云：“千秋诗史有谁知？房杜交深患难余。”由此可见房琯与杜甫关系非同一般。房琯在当地方官时能除暴安良，所到之处多有遗爱。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幸蜀，房琯闻风追赶，当日就被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一步登天，当上了宰相。房玄龄、房融、房琯是历史上有名的房氏“五代三宰相”。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玄宗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便派宰相韦见素、房琯到灵武册封肃宗。肃宗记恨韦见素原来依附杨国忠，因此对其相当冷淡，却故意对房琯虚心以待。房琯见到肃宗后，大言国事，慷慨激昂，肃宗大为感动，之后军国大事多与房琯商议。
房琯喜接宾客，好发议论，多方引荐提拔知名之士，但其为人轻鄙庸俗，群臣多对其不满。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灵武来拜见肃宗。贺兰进明曾在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时拥兵自重，见死不救，但这样的人却能得到肃宗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贺兰进明与房琯曾是政敌，便利用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诬陷房琯说：“晋用王衍为三公，崇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现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引用之人皆是浮华之辈，与王衍无不同。陛下用琯为宰相，恐非国家之福。再说房琯在成都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且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其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用意是不管上皇哪一个儿子得天下，他都不失富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意思是说，房琯是墙头草，既忠于玄宗，也效力于肃宗。从此，肃宗开始疏远房琯。
房琯见自己失势，便想立下盖世奇功来赢回肃宗的信任，于是主动请求率军出兵，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肃宗同意了。房琯不懂军事，便任命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军务全部委托于李、刘二人，但偏偏这二人也都是书生，不谙军事。出兵前，房琯大放豪言说：“叛贼曳落河（胡语，壮士的意思）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房琯兵分三路：裨将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进军；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军。房琯自己自将中军，为前锋。房琯先在陈涛钭（今陕西咸阳东）遭遇叛军大将安守忠。房琯仿效古书上的兵法，用战车阵，以牛车二千乘，步骑夹之。叛军则顺风鼓噪，牛皆被惊骇，叛军又纵火烧之，人畜大乱，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
之后，房琯又率领南军与叛军大战，结果又大败，唐将杨希文、刘贵哲均投降了叛军。肃宗听说房琯战败后，勃然大怒，幸好有李泌为其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而房琯战败后，觉得没脸见人，经常称病不去上朝，每天只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大谈释迦、老子，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不久，有御史弹劾董庭兰有赃贿事，肃宗借机将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其实就是个闲职。
房琯的仕途升沉，也关系到至交好友杜甫的命运。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杜甫立即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认为房琯对国家是忠诚果敢的，不能以“细罪”“免大臣”。肃宗正痛恨房琯，立即迁怒于杜甫，立即下令将杜甫逮捕审问。幸好新任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出面说：“杜甫言论虽然狂妄，却不失谏臣大体。”此时国难当天，一切以平叛为要务，肃宗这才没有穷究治罪，只下了一纸墨制，放杜甫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
就在杜甫探亲期间，郭子仪率领唐军和回纥的骑兵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也回到了长安，十一月，杜甫带着家眷回长安。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意识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不久，张镐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房琯贬为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与房琯交好的国子祭酒刘秩贬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被流放秦州，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房琯后来被贬到新设置的慈溪县任县令，因而成为慈溪县历史上第一任县令。
杜甫离开京城时心境悲凉，但仍然忍气吞声，不敢埋怨皇帝，对朝廷依然留恋。他心灵的深处，纠缠翻腾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也是封建时代大才子们的通病。李白、杜甫均是如此。
乾元二年（759年）的秋天，关中大饥。杜甫官职卑微，对此一筹莫展，干脆弃官而去，举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杜甫客居秦州时生活很窘迫。便寄诗给族侄杜佐，希望能换来一些米和菜。隐士阮昉是他新结识的朋友，曾送给他三十束韭菜。贬居于此的前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曾领他到南山相地看址，计划卜筑居住，可是限于资财，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他就靠采药、种药、卖药谋生。杨氏夫人也帮他晒药。
这一年的十月，杜甫从秦州又投奔同谷，因为族侄杜佐没有能力帮助他，而同谷县令此时又写信欢迎杜甫。杜甫还专门写诗对此表示感激。然而到了同谷后，县令并没有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热情慷慨，甚至见死不救。杜甫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在荒郊野外拾橡栗生活。杜甫这一年仅四十八岁，但已是两鬓斑白了。在同谷呆了一个月，杜甫一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便南投成都。
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艰苦奔波的一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有位哲人说过：“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心灵的变革开始的。”所以这一年，更是杜甫创作最丰硕、成就最高的一年。
乾元二年末，杜甫一家辗转到了成都，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草堂寺。草堂寺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边，历史悠久，是南齐时的一座古刹，殿阁俨然，古木遮天蔽日。杜甫一家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生活。第二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开始经营草堂住宅。至此，杜甫才算有了个安定舒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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