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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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使唐军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于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天黑时矢已射尽，才知道烟雾中并没有敌人。

　　这时，崔乾祐命同罗精锐骑兵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当时潼关关外挖有三条大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人马坠落壕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

　　灵宝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叛将崔乾祐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凭借有利地形，取得大胜。而玄宗迫令哥舒翰过早出关反攻，使唐军完全丧失了有利的局面，成为由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叛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量抽调精锐支援其他战场。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部被迫退出河北，河北诸郡得而复失，叛军后方得以巩固。唐军的士气也因为灵宝之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之后，唐军在各战场之间难于互相呼应与支援。自灵宝之战后，唐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局面。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站后，张贴告示，收集残兵败将，打算重新夺回潼关。然而，其部下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见唐军大势已去，便暗中商议劫持哥舒翰以投降安禄山。之后，火拔归仁率百余心腹围住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谎报说：“叛军已到，请你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你所率领的20余万大军被叛军打败，有何面目去见皇上。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们还不如向东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说道：“我宁可像高仙芝一样死。”说完便要下马。火拔归仁立即将哥舒翰的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凡是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也都捆起来。此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顺势投降了他，与哥舒翰等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后，骂道：“你平常看不起我，现在如何？”此时的哥舒翰，不过是一个风霜残雪中的老人，饱受了病痛的折磨、权臣肘制的愤怒、皇帝不信任的寒心，心中的愤懑无处可泄，已经气慨全无，面对多年的仇人，再无半分锐气与争雄之心。为了活命，当即伏地谢罪说：“臣有眼不识圣人。但现在天下还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今山东郓城），鲁炅在南阳，请让我写信招之，他们就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喜，立即拜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下门下平章事。火拔归仁自夸其功，安禄山大怒说：“你叛主，不忠不义。”将其斩首。

　　哥舒翰果然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但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哥舒翰不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早知道哥舒翰招降其他唐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不过要借此炫耀征服哥舒翰的胜利而已，便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之中。

　　哥舒翰屈节求生，也仅仅多活了一年。至德二年十月十月（757年），安庆绪为唐军所败，逃跑时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的唐将全部杀死。

　　哥舒翰晚节不保，令无数人无比惋惜。史书上因此评价他说：“丑哉舒翰，不能死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但他是胡人出身，对汉人所谓的气节之类并不是特别看重。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哥舒翰依旧是天宝中后期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早年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所以同时代大诗人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唐朝廷也没有因为哥舒翰被俘投降而将他一棍子打死，为哥舒翰追赠太尉，谥曰武愍。唐朝廷为哥舒翰追谥一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唐开放、宽宏、博大的精神。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这种一览天下的气质便逐渐远去了。

　　潼关失陷了。纵观潼关内讧的经过，几乎就是大唐王朝衰落的一个缩影。

　　此刻，日已西落，险峻如铁的潼关模糊了刀剑的铿锵和马嘶，只剩下死者的浓血，生者的眼泪。关墙巍峨，在群山拱卫之下显得雄壮而悲凉。在它怜悯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看到长安华丽的金宫银殿，即将化作一捧焦土。开元的千秋伟业，将要一朝烟消云散。自古多难的山河，又开始了万千哀愁。

　　【三 仓皇出逃的大唐天子】

　　潼关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唐朝制度，从潼关到长安，每30里设一烽堠，日晓日暮，各放烽火一次，称为“平安火”。哥舒翰驻守潼关后，每晚都在关头燃起烽火，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座接一座地传到长安，以报潼关尚在，长安“平安”。这平安火，自安禄山起兵南下以来，便成为京城中人人翘首以盼的烽火。

　　潼关失守后，关内再无险可守，长安门户大开，京师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潼关到长安之间的河东，华阴、冯翊（今陕西大荔）、上洛（今陕西商县）等郡防御使皆弃郡逃走，唐军守兵也斗志全无，纷纷弃城逃命。长安已经是危在旦夕。

　　潼关失守的当天，主帅哥舒翰的部下到长安报告潼关情况危急。当时唐朝廷对前线的战况还不十分了解，玄宗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竟然没有召见信使，只是草草派李福德等人领监牧兵开赴潼关增援。到了晚上，一天都没有看到报告平安的烽火，玄宗这才感到惧怕。平安火不燔，显见不平安。这不是官方所能掩盖得了的事实。于是，长安城中开始人心浮动，人人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沉闷，开始心神不定地交换着道听途说的种种传闻。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十，从潼关溃败的唐军已经逃回长安报信，说哥舒翰军全线败逃。玄宗吓得魂飞天外，急召宰相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因为杨家出自蜀地，在那里有大批产业，便劝玄宗逃到蜀地去，还洋洋自得地说：“我曾经兼任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后，即命令节度副使崔圆暗中准备物资，以防备危急时到剑南使用。眼下远水难救近火，不如先去蜀地暂避。”堂堂大唐天子出逃，必将是千古笑话。玄宗踌躇了很久，才说：“明日再议！”

　　杨国忠回家后，连夜通知妹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收拾一切细软，准备西逃。同时派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进宫面见杨贵妃，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到蜀中去避难。

　　六月十一，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问他们有什么计策。百官神色惊惧。有大臣建议玄宗调兵亲征，有大臣建议宜征兵勤王，却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对策，无法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可笑的是，杨国忠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痛哭流涕，还义正严词地责怪玄宗说：“人告禄山反状已10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人们告安禄山的反状已有十年了，但皇上总是不相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错。杨国忠言语中明显暗示是玄宗的错。玄宗听了，无语。百官亦无语。

　　这时候，长安士民已经得知潼关失守的确切消息，人人惊扰奔走，不知向何处去，市里萧条，乱成一团。

　　六月十二一大早，彻夜未眠的杨国忠赶去宫中。此时，朝堂中空空荡荡，一个大臣都没有。等了好久，才有几个大臣稀稀落落地到来，上朝的官员不及平时十分之一二。其他的大臣们都忙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自己谋取后路去了。到场的大臣也都惊惶失色，问宰相有何对策。杨国忠推说不知。不久后，玄宗派太监单独召杨国忠到内殿，密谈许久。之后，玄宗亲自登上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又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宦官边令诚负责掌管宫殿的钥匙。

　　文武百官对玄宗的这般安排有些莫名其妙，不免暗中议论。得知制书内容的人，都不相信玄宗会亲自出征。就在当天，玄宗从平日居住的兴庆宫移居到大明宫。

　　六月十三，少数大臣入朝。宫前漏声依旧，仪仗队的卫士们仍然整齐地站在那里。然而，宫门刚刚打开，里面的宫人们便乱哄哄地一拥而出，神色仓皇之极。文武百官这才知道，皇帝和贵妃等人已经不知去向。前一天还表示要亲征的大唐天子丢下他的臣民独自出逃了！怪不得，玄宗事先要移居到大明宫，只因为兴庆宫临街，人来人往地引人注目，不方便逃跑。

　　文武百官明白过来后，登时，内外抢攘，无比混乱。消息飞快地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这座繁华的城市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四出逃命。山野小民争着进入皇宫及王公贵族的宅第，盗抢金银财宝。还有人纵火焚烧了左藏大盈库。甚至还有人骑着毛驴跑到大殿里。这人大概对皇宫神往已久，想借机看看神秘莫测的皇宫到底是什么样。在众人争相逃命的混乱中，此人还能有这样的念头，一心想满足心中的愿望，也可谓奇人一个了。可惜史书上并未记录此人的姓名来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有些公子王孙猝逢大变，惊慌无措，竟然只会站在路边大声哭泣。杜甫有诗《哀王孙》，便是叙述此事：〖长安城头白头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间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大将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鱼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太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厘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中先写安史乱起，玄宗仓猝逃往成都的情景，再记叙王孙亲贵避乱匿身，后写国家乱极将治。杜甫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亦无法遮顾，实为可悲可叹。此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后人评这首诗说：“通篇哀痛顾惜，潦倒淋漓，似乱似整，断而复续，无一懈语，无一死字，真下笔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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