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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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李隆基自潞州返回京师。在长安的半年时间，“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传》）。万骑是宫廷禁军，隶属左右羽林军。李隆基把目光盯住这支禁卫力量，正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结果，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他拉了过来。李隆基还争取到了太平公主的支持。太平公主是中宗、相王的亲妹妹，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韦后等虽然“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李隆基“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这时候，有个会望气的方士对中宗奏道：“隆庆坊五王子宅中，有帝王之气。”再一次引起中宗对李隆基兄弟的疑忌。

　　隆庆坊五王子宅，共有5座宅第，为相王李旦5个儿子的住处，位于隆庆池北面。这个隆庆池大有来历，原来只是百姓家中一口普通的水井，后来竟天然扩至占地数十顷的大池。一口井变成一个大湖，不费丝毫人力，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奇事。朝廷也认为这池是吉祥之物，特地赐名“隆庆”。

　　中宗一直不大放心，便借游幸隆庆池为名，驾幸五王子宅。中宗此行，名为游乐，实为祭天消灾，想以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压住这里所谓的“帝王之气”。几个月后，中宗突然暴病而亡，不过并非隆庆坊的“帝王之气”把他压死，而是他的妻子韦氏下手把他毒死的。

　　韦后毒死中宗后，秘不发丧，立中宗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为太后，临朝称制。又怕朝臣们反对，让上官婉儿出面同太平公主商量，想取得太平公主支持。太平公主提出必须让相王李旦辅政，才能让韦后临朝，想以此牵制韦后。韦后装作同意，等敕令发布，她正式临朝听政后，又以相王与韦后叔嫂之间、难以在朝堂为礼的理由，要求相王李旦退出辅政地位。

　　相王李旦常年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生活，养成了淡泊自守的个性。韦后不让他参与朝政，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却引起了李隆基的不满。李隆基见韦后等人浊乱朝政，料到将来必为祸患，便秘密交结羽林将佐及京中豪杰之士，相约伺机起事。

　　而韦后也预感到威胁将来自相王李旦家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及其他亲信密商，计划杀少帝李重茂，就此嫁祸于相王李旦，乘机发动一次大清洗，将所有异己一并铲除。

　　兵部侍郎崔日用获悉韦后的阴谋后，密遣宝昌寺僧人深夜至李隆基府中告密。李隆基不敢延迟，连夜赶去太平公主府中，对太平公主说：“如今事已危急，时不我待，若姑姑再犹豫，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太平公主听了勃然大怒，决定支持李隆基联络羽林军重要将领，发动兵变。太平公主还命儿子薛崇简相助，去说动羽林营总监钟绍京作内应。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之夜，即中宗死后的第18天，李隆基同羽林营中几十个心腹豪杰，从南苑潜入羽林营，将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杀死，提着两颗人头，向羽林营全体将士示众，并宣布道：“韦氏鸩杀先帝，妄想篡国，当共诛诸韦及逆臣贼子，为先帝报仇。”韦氏一伙人一直不得人心，李隆基一番话，引起了羽林军士中大部分人的共鸣，表示愿意听从调遣，支持李隆基。于是，众人一起涌出军营，兵分两路，一路攻玄德门，一路攻白兽门。几路人马在凌烟阁前会合后，一齐杀向太极殿。

　　正在睡梦中的韦后闻变后从床上惊起，披发跣足逃出太极殿，想逃到飞骑营（皇帝的心腹卫士）避难。半路遇到乱兵，立时便被杀死。将士们割下她的首级献给了李隆基。安乐公主则被万骑营斩首。此刻，上官婉儿已由婕妤进为昭容，闻知事变后，立即见风使舵，主动带领宫人去迎接李隆基，却被李隆基立斩于旗下，死时46岁。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全部斩首。第二天，李隆基下令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尽诛诸韦。

　　『注：上官婉儿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她的诗文创作一洗江左萎靡之风，力革南朝以来四六骈俪的章法，挣脱六朝余风，使文风为之大变。与其说开古文复兴气运的是韩愈、柳宗元，无宁说是上官婉儿已经早为盛唐的文学面貌绘出了清晰的蓝图。她的诗对唐诗的辉煌发展也有极大的启导作用。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追念上官婉儿的才华，下令收集其诗文，辑成20卷。张说为她写序：“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她在险恶的宫廷环境下长大，善于逢迎，懂得随波逐流的生存之道。是以被后人评价为“有才无德”。』

　　等到大事已定，李隆基立即亲自赶到相王府向父王叩头谢罪，说明为形势所迫、不能预先告知父王的苦衷。相王还能说什么呢，老泪纵横，一把抱住儿子道：“我的儿，社稷之祸由你平定，拯救天下百姓，全仗你大力，你还有什么罪呢？”父子相抱而泣。由此也可见李隆基谋定后动的冷静性格。

　　事变后第二天，李重茂照例出视早朝，登上皇帝宝位就座，对重大变故毫无知觉，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时，太平公主走进大殿，大声说道：“嗣君（指李重茂）准备让位给叔父（指李旦），各位大臣以为如何？”大臣中有人事先早已与太平公主通气，立即大声赞成，说理应立长君，群臣自然一片附和声。太平公主走到李重茂面前高声说道：“人心已经都归向相王，这已经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了，快快下来吧。”李重茂木然呆着，不知所措。太平公主却不由分说，走上前去，亲自动手，强行将少帝李重茂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此时，距离他初登皇位仅仅16天。相王李旦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坐下，恢复帝位，即为唐睿宗。太平公主的果敢性格由此可见。她与母亲武则天相同的果断性格和对权势的热烈渴望也注定了日后必定要与精明能干的李隆基发生激烈的冲突。

　　李重茂被拉下皇位后不知该如何应变，只能流着眼泪走到下首站着，随即被降封为温王，又改封楚王，史称殇帝，又称少帝。不久，李重茂兄谯王李重福不服相王，拥兵占据洛阳，自行称帝，并封李重茂为皇太弟。不过，李重福不久便兵败身死，李重茂则不知所终。

　　睿宗复位后，依旧不忘17年前妃子离奇失踪一事，下令将刘妃和窦德妃二人失踪的嘉豫殿全部挖掘一遍，却始终未发现两位妃子的遗体或任何蛛丝马迹。睿宗只得在洛阳南郊建造了两座空陵，并追赠刘氏为肃明皇后，窦氏为昭成顺圣皇后。

　　李隆基立下大功，先是被封为平王，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被立为皇太子，风头一时无二。诛灭韦后亲党一举将李隆基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处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睿宗得以复位，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这对兄妹，性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睿宗是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而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武则天的坚强性格。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

　　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阴谋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另立一位老实听话、便于控制的人为太子。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太平公主都了如指掌。她还在睿宗面前搬弄是非，挑拨他们父子关系。没有主见的睿宗不由得有些怀疑李隆基。

　　这时又有人上言，说5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张说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姚崇、宋璟、郭元振等重臣也都赞成张说的意见。

　　宋璟又与姚崇上奏，建议对太平公主干政加以限制。但睿宗不听：“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大唐新语·卷一》）太平公主知道后大怒。李隆基暂时惧怕太平公主的势力，于是上奏说宋璟、姚崇离间骨肉，请加罪黜。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李隆基身上具备的帝王权术可见一斑，即使是他的支持者，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牺牲。

　　一山不容二虎。姑侄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新的宫廷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睿宗性情散淡且懦弱，对妹妹和儿子都很爱惜，开始还大搞平衡，后来再也无力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心力交瘁下，便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生怕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一向软弱，却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可见他已经预料到骨肉相残的悲剧将再一次上演，既然他无力阻止，那便眼不见为净吧。

　　景云三年（712年）八月，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唐玄宗。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除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要政仍由太上皇亲自上理外，其它一切庶务悉数由玄宗督办。

　　玄宗即位之后，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因此而导致政局不稳，政事昏暗。太平公主甚至阴谋废杀玄宗。玄宗身边的亲信宫人元氏为太平公主亲信崔湜收买，暗中在玄宗服用的“赤箭粉”中放毒药，欲置玄宗于死地。

　　崔湜，字澄澜，定州人，太宗朝宰相崔仁师之孙。崔湜少年以文才闻名于世，青年时期便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左补阙。为官期间，他善于见风使舵，武则天时巴结女官上官婉儿，成为上官婉儿的面首，臭名远扬。中宗朝，他巴结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路青云直上，当上了宰相。韦氏倒台后，他又投靠太平公主。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玄宗抢先动手，尽杀太平公主同党，派王毛仲和高力士前往拘捕太平公主，逼迫她自杀，亲族也连坐被诛，崔湜等都被赐死。唯独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照旧。后世史学家认为太平公主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她之后，再也没有如此多的女性能够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政治了。

　　十二月，玄宗大赦天下，改元开元。直到这个时候，玄宗才成了名实相符的君主。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获得皇冠的玄宗，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唐朝廷的殿堂上。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八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笼罩在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睿宗的“难得糊涂”可以说糊涂得非常及时，之后，他便安详地在宫中颐养天年，于开元四年（716年）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百福殿。“弃天下如敝履”，自古以来，皇帝中只有睿宗一人真正做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玄宗定年号为开元，取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也就意味着唐朝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开元元年这一年，玄宗29岁，雄姿英发，正要大展宏图。谁能料得到呢，42年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骤然爆发，泱泱大唐因此由盛而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

　　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注：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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