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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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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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
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
长叙行三，早在光绪三年就当到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好日子挑在十一月十三，这天是圣祖宾天之日，国忌不准作乐，更何论办喜事？其时清流的气焰正盛，邓承修素服登门道贺，满堂宾客，既惊且骇。长叙赶紧派人去打听，邓承修已经上折严参，结果两亲家一起罢官。
经此挫折，长叙一直倒霉，直到前年慈禧太后五旬万寿，以“废员”随班祝嘏，才蒙恩开复了处分。他的这双掌上明珠，大的谨厚，小的娇憨，现在都跟文廷式在读书。九十六名秀女之中，要讲知书识礼，大概要推这两姊妹为首了。
第三双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论貌最美，大家猜测，一定也在留下之列。果然，九十六名秀女，“撂牌”刷下去的五十七个；指婚的三个；留下的三十六个之中，有德馨、长叙家的两双姊妹花。
选秀女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加以这天风和日暖，气候宜人，所以慈禧太后的兴致很好。荣寿公主看看是机会了，便在膳后侍坐闲话的时候，闲闲说道：“女儿从没有跟皇额娘求过什么，今儿个可有件事，得请懿旨恩准。”
“噢！”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是为你阿玛的事？”
她是指恭王。前年为了随班祝嘏，醇王为他乞恩，碰了个大钉子，这次谒陵，是由惇王出面，面奏准他扈从，结果仍是碰了钉子。慈禧太后只以为荣寿公主要为她生父说情是猜错了。
“阿玛？”荣寿公主装作不解地问：“女儿的阿玛，不是文宗显皇帝吗？”
这就是荣寿公主厉害的地方，礼制上一步不错，自己既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当然不能再认恭王为父。慈禧太后见她这样回答，不能不改口问道：“是为你六叔说情！”
“不是！连五叔说情都不准，女儿怎么敢？不过倒也是说情。礼部拟仪注，既不敢违旨，又不敢违祖宗家法，而且其中有绝大的关碍，实在为难。皇额娘就准他们照原议吧！”
“绝大的关碍！是什么？”慈禧太后困惑地问。
“女儿现在也不敢说，圣明不过皇额娘，慢慢儿自然明白。总而言之，礼部没有错，不但没错，还真是回护皇太后、皇上。”荣寿公主跪下来磕头，“皇额娘信得过女儿，就准奏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好吧！我信得过你。”
于是第二天就传旨，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的礼节，准照二月初十所议。话虽如此，慈禧太后却另有打算，只是时候未到，不便透露。
※※※
二月二十七，皇帝奉皇太后自銮谒东陵。留京办事的王公大臣派定五个人，惇王、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左都御史祁世长。
銮舆出东华门，慈禧太后照例先到东岳庙拈香，这天驻跸燕郊行宫。第二天驻白涧，第三天驻桃花寺。三月初一驻隆福寺，第二天清明，便是在普祥峪定东陵，为慈安太后陵寝行敷土礼的日子。
一到定东陵，慈禧太后先在配殿休息。一面喝茶，一面吩咐：“拿礼单来！”
礼单是早由礼部预备好的，到什么地方该行什么礼，一款一款写得清清楚楚，一检即是，随即呈递。
“怎么是这样子的礼节？”慈禧太后发怒了，随手将礼单往地下一摔，“让他们重拟！”
她实在是不愿行跪拜之礼。早就打算好的，临事震怒，使得礼部堂官张皇失措之下，不能不乖乖就范，而事过境迁，言官亦不便再论此事的是非。这个打算是连荣寿公主都不知道的，李莲英虽窥出意向，却不敢探问，因而此时面面相觑，不知何以处置？
当然，这只是片刻的迟疑，李莲英在这时候何敢违抗？很快地捡起礼单，亲自到阶前大声问道：“礼部堂官听宣！”
礼部六堂官都在，赶紧奔了上来，依序跪下，听李莲英传宣懿旨。
听明懿旨，跪在地上的礼部两尚书、四侍郎相顾失色，只有延煦比较沉着，但脸色苍白，说话的声音亦已经发颤了！
“这要争！”他气急败坏而又说不清楚，自己也感觉到失态，定定神便又说了一句：“这不争，国家要礼臣何用？”
于是，站起身来，整一整衣冠，踏上台阶。李莲英一看情形不妙，拦住他问：“延大人，你要干什么？”
“我当面给皇太后回奏。”延煦答说：“请李总管先替我代奏，我要请起！”
见此光景，料知拦他不住，李莲英只有惴惴然地叮嘱：
“延大人，你可别莽撞。”
“是的。”延煦点点头，表示领会他的好意，“我会当心。”
于是李莲英进殿为他回奏，说礼部尚书延煦，有话回奏，接着建议：“让他在殿门外跟老佛爷回话吧！”
李莲英是深怕延煦出言顶撞，惹得慈禧太后动了真气，不好收场。让延煦在门外回奏，则殿廷深远，声音听不清楚，他便可往来传话，从中调和腾挪，不致发生正面冲突。说来倒是一番好意，但延煦并不能领会。
“奴才不能奉诏！”延煦跪在门外，大声直嚷：“皇太后今天到这里，不能论两宫垂帘听政的礼节，只有照显皇帝生前的仪注行事。”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刚要发话，李莲英已经出言呵斥：“延尚书！不管你有理没理，怎么这样子跟皇太后说话！”
这是回护延煦，他那一句“有理没理，不该这样子说话”，正说中慈禧太后心里的感觉，立刻便消了些气，吩咐李莲英：“有话让他起来说！”
延煦长跪不起，“皇太后不以奴才不肖，命奴才执掌礼部，如今皇太后失礼，奴才不争，是辜恩溺职！”他略停一下又说：“祖宗的家法，决不可违，奴才不争，虽死无面目见祖宗。皇太后不准奴才的奏，奴才跪在这里不起来！”
“嘿！”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用一种好笑的口吻，轻声自语似的：“竟在这儿撒赖了！”
慈禧太后的性情，有些吃硬不吃软，此时对延煦不免起了好奇心，也不过一个“黄带子”，竟象吃了豹子胆似的，敢于如此顶撞，岂不可怪？倒要仔细看看这个人。
“让他进来！”
这一进来面对驳诘，就真个非闹成轩然大波不可。荣寿公主一眼望见李莲英求援的眼色，立即便说：“让他跪着吧！
老佛爷该更衣了。”
“喳！”李莲英响亮地答应，转脸关照慈禧太后贴身侍奉起居的宫女瑞福：“伺候礼服。”
实在是素服，为了字眼忌讳，称为礼服。早就预备妥当，等将慈禧太后拥入临时准备的寝殿，瑞福率领十一名同伴，一起动手，片刻之间，便可竣事。
荣寿公主也帮着在照料，她一面弯腰为慈禧太后系衣带，一面自言自语地念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你念的什么？”慈禧太后问道：“你说谁是忠臣？”
“杨廷和。”
“杨廷和！”慈禧太后问：“明朝的杨廷和？”
“是。”
慈禧太后默然。当年文宗崩于热河，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回京，垂帘听政之初，南书房翰林奉敕编纂一本《治平宝鉴》，专谈历代圣君贤臣的故事，由出身词科的大臣，在帘前进讲。慈禧太后宫中无事，亦常拿这本书作教本，为妃嫔宫眷讲解，所以她记得起杨廷和这个人。明武宗嬉游无度，自殒其身，崩后无子，自湖北安陆奉迎兴献王长子厚炜入承大统，建号嘉靖。嘉靖帝要追尊所生，称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为“皇考”，而坚持以为不可的，正就是首辅杨廷和。
“你拿杨廷和比作什么人？”慈禧太后问道：“跪在殿外的那一个？”
“皇额娘知道了，何必还问女儿？”
慈禧太后微微摆头：“他不配！”
“他虽不配，他可以学。”荣寿公主略停一下，用虽低而清楚的声音说：“有一天有人在这里要改礼单，用什么‘皇嫂’的字样，但愿礼部尚书仍旧是跪在门外的那个人！”
慈禧太后瞿然而惊，转脸看着荣寿公主，极有自信地说：
“他不敢！”
这个“他”就是荣寿公主所说的“有人”，都是指醇王。有一天醇王如果想当“太上皇帝”到祭奠定东陵时，自然不肯用臣礼，自然要改礼单。如果有延煦这样的礼部尚书，敢于犯颜力争，那就是“疾风知劲草”了。
当然，慈禧太后听政之日，醇王不敢，但在她身后呢？这话不便直说，有宫女在旁，也不便直说，荣寿公主便很含蓄地答道：“只怕有张锺、桂萼。”
张锺、桂萼都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迎合帝意而起家的。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头彻尾地省悟。延煦执持家法与文宗在日的仪注，长跪不起来力争，不是有意跟自己作对，而是有着防微杜渐，以礼制护国本的深意在内。
“你们出去！”慈禧太后向宫女们吩咐。
“是。”瑞福领头答应。
“慢着！”慈禧太后特为放缓了声音：“你们谁听懂了大公主的话？说给我听听，说对了，我有赏！”
这个“赏”不贪也罢！瑞福急忙答道：“奴才那儿懂啊？”
慈禧太后脸色一变：“不懂就少胡说。谁要是多嘴，活活打死！”
宫女们都吓得打哆嗦，有人甚至赶紧掩住了嘴，悄没声息地都退了出去。
不久，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搀扶着，回到配殿，她的神色恬静平和，吩咐李莲英传旨：准照礼部所进的礼单行礼。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突然之间化作光风霁月，殿外踧踖不安、屏息以待的王公大臣，无不称颂圣明。延煦亦顿时成了英雄人物，然而都只是投以佩服的眼光，却没有人敢跟他谈论此事，因为蕴含在其中的深意是绝大的忌讳，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
三月初七，两宫还京，皇帝是午初到的，慈禧太后是傍晚到的。留京办事，并须在宫内值宿的翁同龢，交卸了差使，本可以回家高枕酣眠，却以有事在心，一直睡不安稳。明知第二天并无“书房”，依旧夜半进宫，打算一派了“闱差”，随即谢恩出宫，打点入闱，可以省好些事。
天刚亮宣旨，派定这年会试的考官，正总裁是崇绮告病开缺，新近调补为吏部尚书的锡珍，副总裁三位：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军机大臣孙毓汶。
翁同龢满心以为自己会膺选这一科的主考，而且也非常想得这一科的主考，好将一班名士如张謇、文廷式、刘若曾等等，网罗到门下。因而见到这张名单，惘然若失，整日不怡。
失望的不止于翁同龢，更多的是信得过自己笔下的举子。所谓“场中莫论文”，大致指乡试而言，会试聚十八省菁英，争一日之短长，是不容易侥幸的。运气的好坏，就看主司可有衡文的巨眼？象去年秋天新科举人复试，吏部尚书徐桐拟题，试帖诗的诗题是：“校理秘文”，将个“秘”字写成“衣”旁一“必”，成了白字，通场二百多人，都不知所本，相约仍旧写作“秘”。如果遇着这样不通的主司，纵有经天纬地的识见，雕龙绣凤的文采，亦只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
这一科的正副总裁，除了祁世长以外，没有一个是有文名的，而祁世长又笃守程朱义理，论文讲求厚重朴实，不会欣赏才气纵横之士。因此，“听宣”以后，首先文廷式就凉了半截，回到家，一言不发，只在书房里枯坐发愣。
“怎么回事？”梁鼎芬的龚氏夫人，关切地问：“高高兴兴出门，回来成了这副样子。”
“唉！”文廷式叹口气，“这一科怕又完了！”
“没有说这种话的。还没有入闱，就先折了自己的锐气。”
龚夫人问道：“翁尚书是不是大主考？”
“不是！”
“潘尚书呢？”
“也不是！”
龚夫人知道他不愉的由来了。往常文酒之会，她也在屏风后面听文廷式的同年谈过，上年顺天乡试，多得佳士，都因为怜才爱士的潘祖荫、翁同龢主持秋闱，但望今年春闱，仍旧有他们两人，那就联捷有望了。不想这两位为士林仰望的大老，一个也不曾入闱。
她心里也为文廷式担心，然而口中却不能不说慰勉激励的话。
“芸阁，”她扬一扬脸，摆出那种仿佛姐姐责备弟弟的神色，“你自己都信不过你自己，又怎么能让考官赏识你？”
“也不知怎么的？”文廷式叹口气说，“今年的得失之心，格外萦怀，深怕落第，对你不起。”
“这你就错了！”内心感动的龚夫人，想了一下答道：“记得在随园诗话上看过两句落第诗：‘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你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反正在我来看，你总是迟早会得意的才子。”
将来得意是一回事，这一科落第又是一回事。他所说的“对不起你”，不是她所想的各场蹭蹬，而是债主临门。梁鼎芬去年离京，还留下好些“京债”，这半年多又拉下好些亏空，倘或会试下第，放京债的立刻会上门索讨，岂不教她烦心？就算能设法搪塞得过去，而“长安居、大不易”，那能逗留在京里，从容等到三年之后的下一科？看来榜上无名之日，就是出京觅食之时。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此时来说，徒乱人意。文廷式想来想去，只能强抛忧烦，打起精神，全力对付会试，才是眼前唯一的排遣之道，因而换个话题说：“后天上午进场，考具依旧要麻烦你。”
这是龚夫人第二次为他料理考具。有了去年送他赴秋闱的经验，这一次从容不迫，分作两部分来预备，一具藤箱、号帘、号围、钉子、钉锤、被褥、衣服、洋油炉子、茶壶、饭碗等等；一只三槅的考篮，只有最下面一槅是满的，装着茶米油酱等等食料，还有两槅空着。
“笔墨稿纸，要你自己来检点，笔袋卷袋，我都洗干净了，在这里！”龚夫人抽开第一槅指点着，“进场吃的菜跟点心，明天下午动手做，早做好会坏。”
“也不必费事，买点酱羊肉、‘盒子菜’这些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顶要紧的一样……。”
“‘独爱红椒一味辛。’”她抢着念了一句他的词。文廷式笑了，“我想你不会忘记的。”他说，“也不要忘了给我带瓶酒。”
“算了吧！”她柔声答说，“你的笔下快，出场得早，第一场完了，回家来喝。”
“不！”文廷式固执地，“初十上半天入闱，要到晚上子初才发题。十一那一整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弄完，要到十二才能出闱。空等这一夜太无聊了，不以酒排遣怎么行？”
“那好！我替你备一瓶酒。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文章缴了卷才能喝。”
“是了！我答应你。”
于是一宿无话。第二天上午，他料理完了笔墨纸砚，以及闱中准带的书籍，便出门访友。等傍晚回家，龚夫人已经预备好了带入场的食物，另外做了几样很精致的湖南菜，预祝他春风得意。等酒醉饭饱，又催着他早早上床，养精蓄锐，好去夺那一名“会元”。
文廷式一觉醒来，不过午夜，起来喝了一杯茶，遥望隔墙，犹有光影，见得她还不曾入梦。她在做些什么？是灯下独坐，还是倚枕读诗？他很想去看一看，但披上长衣走到角门边，却又将要叩门的一只手缩了回来，只为明天要入闱了，应该收拾绮念，整顿文思。
重新上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破晓，方觉双眼涩重，渐有睡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惊而醒，霍地坐起身来，但见曙色透窗纱，墙外已有辘辘车声了。
文廷式定定神细想，梦境历历在目，一惊而醒是因为自己的“首艺”。第一场的试卷，被贴上“蓝榜”，因为卷子上写的不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是一首词，他清清楚楚记得是一阕《菩萨蛮》：
“兰膏欲烬冰壶裂，搴帷瞥见玲珑雪；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徐将环珮整，相并瓶花影；敛黛镜光寒，钗头玉凤单。”
“奇梦！”他轻轻念着：“‘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不自觉地浮起去年冬至前后雪夜相处的回忆。
这份回忆为他带来了无可言喻的烦乱的心境。旖旎芳馨之外，更多的是悔恨恐惧，他想起俗语所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不知道在“含娇故起辞”到“徐将环珮整”之间那一段不曾写出来的经过，是不是伤了阴骘？
为了这个梦，心头不断作恶。三场试罢，四月十二到琉璃厂看红录，从早到晚，还只看到一百八十名，不但他榜上无名，连南张北刘——张謇与刘若曾亦音信杳然。
回得家去，自然郁郁不欢。龚夫人苦于无言相慰，又怕他这一夜等“捷报”等不到，是件极受罪的事，便殷勤劝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却还期望着他一觉醒来，成了新科进士。
醒来依旧是举人。上年北闱解元刘若曾，第二张謇，竟以名落孙山，这使得龚夫人好过些，也有了劝他的话，“主司无眼，不是文章不好。”她说，“大器晚成，来科必中！”
“但愿如此！”文廷式苦笑着，心中在打算离京之计了。
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算得好的，而且榜后也不免有许多应酬，要贺新科进士，也要接受新科进士的慰问。一个月之间，荣枯大不相同，文廷式不是很豁达的人，心情自然不好，应酬得烦了，只躲在长善那里避嚣。
“告诉你一件奇事。”志锐有一天从翰林院回来，告诉他说：“醇王要去巡阅海军……。”
“那不算奇。新近不是还赏了杏黄轿了吗？”
“你听我说完。醇王巡阅海军不奇，奇的是李莲英跟着一起去。”
“那，那不是唐朝监军之祸，复见于今日了吗？”
“是啊！”志锐痛告而不安地，“可忧之至。”
“这非迎头一击不可！此例一开，其害有不胜言者。不过须有一枝健笔，宛转立论，如陈驵庵、张香涛诤谏‘庚辰午门案’，庶几天意可回。”
“我也是这么想。这通奏疏一定要诚足以令人感动、理足以令人折服，不但利害要说得透彻，而且进言要有分寸，不然一无用处，反而愈激愈坏。”志锐仰屋兴叹：“现在难得其人了！”
“只要细心去找，亦不见得没有。”
“芸阁，”志锐正色问道，“你能不能拟个稿子？我找人出面呈递。”
文廷式报以苦笑：“我现在这种境况，心乱如麻，笔重于鼎，何能为力？”
“好吧！”志锐无可奈何地，“等我来想办法。”
志锐的办法，不用文字用口舌，他决定鼓动他的姐夫“谟贝子”劝醇王力争。主意一定，立刻写了一封信，专人送给奕谟。
奕谟倒也很重视其事，接到信便套车直驱适园，只见王府门庭如市，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军机处、神机营，以及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都是为了醇王出海巡视舰队这一件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举动。有的是有公事要接头；有的是办差来回复车马准备的情形；有的是随行人员请示校阅海军的地点日程；有的是因为醇王这一次离京，起码有个把月之久，许多待办的紧要公事，要预作安排，以致奕谟等了有半个时辰，方始见到醇王。
这是他们二十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上次见面之时，还没有派醇王巡阅海军的上谕，因而奕谟首先问道：“这一次派七哥出海，大家都认为应有此举，只不明白，怎么会有李莲英随行？”
为何有李莲英随行，醇王亦不大明白，照他的想法，也跟派太监悄悄到南苑去看神机营出操那样，无非慈禧太后怕臣下瞒骗，特地遣亲信作耳目。但太监出京，到底过于招摇，因而当时便表示拒绝。拒绝得有一个借口，他的理由是，李莲英三品顶戴，职分过大，似乎不便。那知慈禧太后答得很爽利：“让他带六品的顶子好了。”这一下，别无推托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现在听奕谟问到，他先不作答，看看他手中的信说：“怎么？外头有什么话？”
“七哥看！这是志伯愚的信。”
信写得很切实，说本朝尽惩前明之失，不准太监出京，更是一项极圣明的家法。同治年间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两宫太后与穆宗的宸断，天下臣民，无不钦敬感佩。现在李莲英奉旨随醇王出海巡阅海军，自然不敢妄作非为，但此例一开，随时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察军务，督抚非醇王之比，必不能抑制此辈。这样，远则唐朝宦官监军之祸，近则前明“镇守太监”之非，都将重现于今日。最后是劝奕谟：“曷不勿以口舌争之，当可挽回体制不少。”
话是说得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无奈到此地步，生米将成熟饭，万难挽回。但如老实相告，说慈禧太后如何如何交代，奕谟或许会责难：当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同时也一定会极力劝说，不折不挠，务必设法请上头收回成命，岂不是平添许多麻烦。
这样想着，便不肯道破真相，索性自己承认过错，“是我不好，我自己奏请派遣的。”醇王说道：“我不能出尔反尔。此刻无法争了，以后我想法子把他们压下去就是了。”
这一回答，大出奕谟的意料，骇然问道：“七哥，你怎么想起来的？奏请派太监随行！这不是长他们的气焰吗？”
“我亦是一番苦心。”醇王勉强找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在深宫养尊处优的人，也看看外头的情形，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将士之苦。”
话也还说得通，不过醇王老实，言不由衷的神色却不善掩饰，所以奕谟微微冷笑：“七哥倒真是用心良苦。不过在我看，自以为有了坚甲利兵，或许反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但愿如七哥所言。”奕谟又问：“七哥是不是要把御赐的杏黄轿带了去？”
“那怎么可以？”醇王懔然作色，显得相当紧张郑重，“逾分之赐，恩出格外，为臣下者，岂可僭越？”
对于延煦在东陵争礼的深意，奕谟亦约略听人谈过，很疑心慈禧太后特赏醇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就象雍正对年羹尧的各种“异数”一样，是有意相试，看他可有不臣之心？所以此刻见到醇王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知道他已深深领悟到了持盈保泰的道理，自然感到安慰。
不过，他也许只是如条几上所摆的那具“欹器”，记取孔子的教训：“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未见得想到，慈禧太后对他已有猜忌之心。这一层，最好隐隐约约点他一句。这样想着，正好抬头发现醇王亲笔所写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便即指着那张字，故意相问：“何谓‘天样大事’？”
“这……，”醇王为他问住了，“无非形容其大而已！”
“‘事大如天醉亦休’，是少陵的诗。不过，我倒觉得，出诸七哥之口，别有深意，要让子孙明白才好。”
醇王听他的话，有些发愣，但很快地脸色一变，是更深一层的戒慎恐惧。显然的，他已经领悟到了，慈禧太后始终存着戒心，有一天他会以皇帝本生父的身分，成为无名有实的“太上皇。”
“我错了！”他颓丧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急流勇退？”
“存着这个心就可以了。”奕谟反觉不忍，安慰他说，“‘上头’到底也是知道好歹的。”
等奕谟告辞，醇王一个人发了好半天的怔，正在心神不定，坐立不宁之时，有人来报：“荣大人来了。”
荣禄现在又成了适园的常客了。他是上年年底，由醇王提携，以报效神机营枪枝的功劳，开复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仍旧成为一品大员，但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请求暂不补缺，经常来往适园，作为醇王的智囊。这时听得他到，心头一宽，立即延见。
“仲华，”他悄悄问道：“言路上有什么动静？”
荣禄知道，这是指的李莲英随行一事，便从容答道：“此刻还没有动静。不过十目所视，等他回来，也许会有人说话。”
“这件事，实在出于无奈。”醇王叹口气说，“现在越想越担心。”
“王爷既然已经想到，宜乎未雨绸缪，该透个信给他。”
“怎么说法？”
“他，”荣禄忽又改口，“其实，我看他也知道，他究竟不比小安子那样飞扬浮躁。”
这是说，李莲英应该以安德海为前车之鉴，醇王深以为然，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透露给本人？便又向荣禄问计。
“我看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再提醒他一次，总没有错儿。你看，这话该怎么说才合适？”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也不必专跟他说。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通饬随行人员，不得骚扰需索，如敢不遵，指名参办。我想，他总也有数了。倘或不然，王爷不妨拿府里的人作个杀鸡骇猴的榜样。”
“对，对！这个法子好。你就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
说着，醇王亲自为他揭开砚台的盖子。荣禄赶紧亲自检点纸笔，站在书桌旁边，为醇王拟了一道手谕，虽是一派官样文章，语气却很严峻。醇王看完，画个花押，随即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
“还有件事，我只能跟你核计。昨儿立豫甫告诉我说，上头已有口风露出来：说这多少年真也累了，想早早归政。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随便回答，荣禄想了好半天答道：“王爷只当没有这回事最好。”
“要不要得便先表示一下，请上头再训政几年？”
“不必！”荣禄大摇其头，“那一来倒显得王爷对这件大事很关切似地。”
“说得是！”醇王深深点头。
“上头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无从悬揣。反正，果然有这个意思，自然先交代王爷，那时再回奏也还不迟。”
“是的。”醇王想了一下又说，“最好先布置几个人在那里，到时候合词陈奏，务必请上头收回成命，比较妥当。”
“不用布置。到时候自然有人会照王爷的意思办。”醇王点点头，想到另外一件事，“仲华，”他问，“你看，上头要叫皮硝李跟着我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未净身入宫以前，做的是硝皮的行当，所以有这么个“皮硝李”的外号。荣禄心想，醇王这话可是明知故问？
如果他真无所知，话就只能说一半了。
说一半就是只说一件。李莲英此行的任务，据荣禄所知，一共有二，其中之一是，慈禧太后想要知道，醇王的声望到底如何？这自是“雄主猜忌”之心，说给忠厚老实的醇王听，会吓坏了他，不宜多嘴。
于是他只说另外一半：“北洋练兵，水师也好，海军也好，花的钱可真不少了。上次不有人说，济远舰不值那么些钱？后来李少荃奏复，不如外间的传言，事情算是压下来了。不过上头到底有些疑心，派皮硝李去，我想，就有个明查暗访的意思在内。”
“说得有理，倒要留点神。”
于是他第二天便传下话去：这一次校阅，务必大张军威，意思是要让李莲英震眩于军容之盛，好回去向慈禧太后侈谈其事，觉得大把银子花得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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