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二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高阳作品慈禧全传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分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包内幕不会泄露,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连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

  “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枝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和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和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和,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和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和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和。

  翁同和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和问道:

  “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和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

  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须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伺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须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和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那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如果觉得慈禧全传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高阳小说全集红顶商人胡雪岩清朝的皇帝八大胡同艳闻秘事大浪淘沙李鸿章董小宛慈禧全传汉宫名媛王昭君明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风尘三侠(高阳)柏台故事清末四公子三春争及初春景临邛卓家李娃乾隆韵事大将曹彬荆轲草莽英雄正德外记恩怨江湖状元娘子任公与刁间吕不韦买命清官册、假官真做乞女玉垒浮云缇萦丁香花粉墨春秋汪精卫,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