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卿本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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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秋岳误上贼船始末。

　　但须磨有个真正的杰作，是用威胁利诱的手法，在行政院最机密的部门，部署了一名间谍。此人名叫黄秋岳，是福建诗坛继陈石遗而起的名家，与梁鸿志气名。但在北洋政府时代，并不如梁鸿志那样飞黄腾达。北伐以后，一直在中枢供职；官拜行政院机要秘书，颇为汪精卫所赏识；有个儿子在外交部当科长。

　　说起来际遇并不算得志，亦决不能说是失意；坏是坏在有个善于挥霍的姨太太，所以简任秘书的待遇，加上中枢机要人员的津贴，收入虽不算少，却常常闹穷。

　　因此，须磨得以乘虚而入。他出身于东京帝大英文科；在华多年，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亦颇有研究，据说譬如山就是他捧红的。黄秋岳诗文皆妙，腹笥甚宽；须磨居然有资格常跟他谈文论艺，且又常有馈赠，食物玩好之类，岁时不绝，因而结成深交。

　　私交之外，更有公谊；由于黄秋岳掌管院会纪录，所以须磨常常写信跟他打听消息。不过决非探听机密；凡是提出的问题，都是第二天就会见报的消息，了无足奇。须磨不过早一天知道而已。

　　有一天，须磨折简相邀，入席以前，先有一番叙说；须磨率直问道：“黄先生，听说你的经济情况很不好？”

　　黄秋岳扭怩地答说：“既然是老朋友，我亦不瞒您说，我有两个家；小妾花钱又漫无节制，以致捉襟见肘。”

　　“我很想帮黄先生一个忙。”须磨取出一张支票，摆在茶几上；面额是5万元，”请收下。”

　　“这，这不敢当。”黄秋岳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无功不受禄。朋友纵有通财之义，亦决不能受此厚赐。”

　　“黄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亦没有资格拿几万元送朋友；你说无功不受禄，只要肯帮我们一点忙，不就可以安心收下了吗？”

　　黄秋岳不知道这笔钱来自日本的大藏省；还是日本喜欢做中国关系的财阀？涸辙之鱼看到这一汪清水，自不能无动于中；沉吟了好一回问道：“不知道要我帮一些什么忙？”

　　“很简单。请你把每一次阁议的内容告诉我。”

　　须磨口中的”阁议”，即是行政院院会；黄秋岳当即答说：“能公开的，自然可以公开——。”

　　须磨抢着说道：“不能公开的，也要公开。”

　　“那，那万万不行。”

　　“有什么不行？一定行！”须磨开始暴露狰狞面目，斗鸡眼、鹰爪鼻，加上鼻下那一小撮黄胡子，望而令人生畏，他的语气忽又一变：“黄先生，你别怕！我们收集情报，亦不过备而不用；而且阁议亦不会有多大的机密。与会人员甚多，泄漏了亦不见得是你。”

　　“话是不错。但我的良心及职务，都不容许我这么做。”

　　“事实上你已经在做了；而且早就在做了。”

　　黄秋岳愕然，”这是怎么说？”他问：“如果我做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须磨且不作声，从写字台抽斗中，拿出一大叠黄秋岳的亲笔信，”这不就是你的成绩。”他说，”既然已经帮忙了，就不妨帮到底。”

　　黄秋岳大惊失声，急忙分辩，”这都是可以见报的东西，毫无机密可言！”

　　“黄先生，你外行！”须磨答说：“是否机密，要由我们来判断；而且机密与否，要看时效。早一刻知道是机密，迟一刻知道，就不是机密。事实上，你写给我的信，对于三宅坂已作了很大的贡献。”

　　“什么三宅坂？”

　　“喔，对不起。”须磨笑着道歉：

　　“陆军省在东京三宅坂；所以我们惯以这个地名，作为陆军省的代名词。”

　　听到这里黄秋岳如当胸着了一拳、双眼发黑，倒在沙发上好久都作不得声。

　　“黄先生”须磨倒了一杯白兰地，递到他手里，”定定心！慢慢想。我保证跟你充分合作；希望你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如果，”黄秋岳很吃力的说：“如果我拒绝呢？”

　　“拒绝的后果是：身败名裂。不要做这种傻事！”

　　由此开始，须磨展开了威胁利诱，交替为用的手法；一步紧、一步松；而下一步更紧，他不但要求黄秋岳在接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后，必须予以满意的解答，而且间接要获得外交部的情报，也就是将黄秋岳的儿子也要拖下水去。

　　黄秋岳百脉贲张，不断有种冲动；拍案痛骂须磨一顿，然后自首，承认过去的错误，静候政府裁处。但这种冲动始终未能化为决心；刚一发生便为其他种种顾虑所打消失，首先想到的是面子；其次想到的是”解职听勘”以后的生活；公私交迫，困处愁城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栗。每一次的冲动，都像一个迅速膨胀的气球，很快地到达极限；但每一次都有一个针尖，轻轻一戳，立即泄气。

　　话虽如此，黄秋岳还是没有同意；只表示需要考虑，他说他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达成须磨的期待。当时约定在一星期后作复。当然，他也不会收下那张支票。

　　这以后几天，黄秋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能够摆脱须磨的威胁？在办公厅中，沉默寡言；回到家更是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独自沉思，交游酬酢都摒绝了。

　　与黄秋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姨太太兴致特别好；虽然他在书房中时，她从不去打搅他，但饭桌上，枕头边，笑语殷勤，风情万种。黄秋岳也就因为有这一朵活色生香的解语花，才没有愁出病来。

　　这天下午，黄秋岳正在客厅里看晚报，是一篇成都通讯，详记两名日本记者被杀的经过——日本为了国军追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成都的地位突出重要，要求设置总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外交部便根据条约，加以拒绝；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顾，派定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由上海乘长江轮船，溯江西上。预备到成都开馆。

　　平时四川民众对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岩井到了重庆，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交当局便改用迂回试探的方式派与岩井同行的4个人，到成都打前站。这4个人，两个是记者，一姓渡边、一姓深井；一个是”满铁”的职员田中；再一个是汉口濑户洋行的老板。他们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的那天——民国25年8月23日，正好举行反对日本设置领事馆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浩浩荡荡，队伍长达数里；哪知恰好有4个陌生的日本人抵达，更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治安当局怕发生不测事件，劝告渡边等4人，最好留在他们所投宿的大川饭店，以便于保护；这4个人不听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是：包围、冲入、捣毁、殴斗。治安当局出动一连的兵力，及若干宪兵支援警察；但群情激愤，群众已变成了狂潮。结果，4个日本人，一半负伤，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两名日本记者的尸体在大川旅馆的正府街发现。再下一天，8月25日，在大川旅馆再度出现包围的情况；这一次，治安当局知道是左派分子有组织的行动，以强硬手段镇压，频有死伤；同时捕获了两名首谋分子，立即处决，以期收拾事态。

　　这就是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子激平民众的爱国情绪，却为政府制造了问题。

　　正当黄秋岳叹惜痛恨！黯然不欢之际；他的那位徐娘风韵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来一个大盒子，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道：“你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

　　说着，拎起大衣领子往上一提，是一件毛汽油光闪亮的”灰背”；等她往身上一比，黄秋岳觉得这模样很面熟，倒像在何处见过似地。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交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物之美，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买得起就不贵；才4000块钱。”

　　“4000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

　　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5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交换，收起入帐，算日子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这跟”栽赃”没有什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出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出，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什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毛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须磨有一张支票存入他的帐户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不知道。”

　　“唯岂不知道才问你，人家的钱为什么存入你的户头？”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户头里有5万块钱？”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什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帐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5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户头里？”

　　“是别人寄存的。”

　　“谁？”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她脸色铁青，”谁也不知道，你安着什么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

　　想想自己的话，漏洞确实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银行时，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况寄存之说，根本不通；那人为什么自己不开个存款户头，直接”寄存”在银行里？

　　要解释这个误会，只有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妇人不可共机密，就算她谅解了，同意不动这笔款子，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而况她绝不会同意！

　　“你怎么样？如果你心疼钱，以后就别说那种慷慨的话。我是实心眼儿，信以为真，结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黄秋岳，一颗心突然一松；自觉”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来！”

　　替爱姬买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约定给须磨答复的日子；他踌躇了一天，不知怎么办？到得下一天，接到须磨的信，问其他的儿子所主管的一个外交上的问题——无关机密；但如作了答复，便是接受须磨要求表示。黄秋岳考虑了一夜，终于跟他儿子通了电话，给了须磨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须磨以此功劳，连升三级，内调为外务省情报部长；这是个大使级的职位，而须磨不过是比公使犹低一等的总领事。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气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蒋委员长看得很清楚，日本从1934年初斋藤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岗田内阁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势，侵华的步骤即逐渐加紧。及至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变”，军部所支持的官僚广田弘毅组阁，竟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恢复陆相现役制；陆军想并吞华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为明显。最彰明较著的一个事实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建议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司令由旅团长少将级，改为师团长中将级；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则越过他们的大使，直接向陆军省要求增兵华北，于是这年——1936，亦即民国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华北驻屯军司令改为”亲补职”，由昭和亲自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廊中将为扩大编制后的第一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半个月以后，陆军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个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对中国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所以武装冲突的性质，即令是局部的亦会很快地发展为全面的。蒋委员长看得最透彻的一点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永无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应全部要求，甚至承认”满洲国”；但遇到国际矛盾冲突，时机有利日本时，他们仍旧会越黄河而南，继续侵略。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应战；特别可珍视的是，民气可用，把握这多年以来所培养的宝贵的时机，一定能为国家民族，死中求生，打开一条出路。就算败了，国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战，国民精神日趋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那就真的要沦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180个师——第一线100个；预备军80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但是，在华北苦心撑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已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动员的决心，所以仍旧忍辱负重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得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证实日本政府已受军部牵制；而陆军首脑部中，”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决定由日本本土派遗3个师团——包括驻广岛的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内；朝鲜派一个师团；关东军派两个旅团，投入华北战场时，认为让全国民众了解国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唯有”凭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中，发表了以《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演说；第三天，演说全文见报，全国民众热烈响应，人人都了解：这回，中国跟日本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蒋委员长下山回南京；随即派遗二十九军出身的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说明中央的决策及全面抗战的步骤。这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专阃所寄的大将，立即改变了态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师，停止后撤。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5000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平时日本海军亦已有了行动。以上海及长江方面作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决定在上海制造藉口，发动战争，但第三舰队的主力在长江流域，汉口驻有陆战队2000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时长江上游的日侨撤退，亦须一段时间，因此，虽有行动，并不积极。

　　这些情况在蒋委员长的参谋部门，看得很清楚，秘密拟定了一个瓮中捉鳖的作战计划；调集轮船，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凿沉，一方面阻止敌舰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断在江阴以西水域中的20多条日本军舰及2000海军陆战队，可以一鼓成擒。

　　这个计划的拟订不难，付诸实施的技术问题却很复杂；尤其是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调遗部署，更费时日。但正当海军部会同交通部著著进行，将次成功时，日本在汉口的2000海军陆战队，突然撤退；在长江的20多条日本兵舰，亦鼓棹东下，由8月7日至9日，前后3天之中，都通过了江阴要塞，集中在上海；陆战队而且强行登陆，并要求中国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队。浙沪的情势，立刻就很紧张了。

　　隔了两天，中国交通部下令各轮船公司，尽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接着海军破坏了江阴下游的各种航行标志，并开始阻塞江阴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军固然无法再施故技，在下关江面炮轰南京；但参谋本部的拟订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却也完全落空。

　　这件事很奇怪！日本长江舰队的行动，发生得非常突兀。情报部门疑心消息已经走漏；但却无从设想，走漏的过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战争终于爆发；当天军方征用招商局轮船7艘；民营轮船16艘；海运舰艇及趸船28艘，在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一律凿沉，成为长江的第一道封锁线。下行轮船只到镇江为止。属于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两条长江轮被封锁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给招商局运用。

　　下一天发生了有名的”八一四”空战。这天上午中国空军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为中心目标，展开空中攻击；下午，日本木更津联队轰炸机18架，从台湾新竹起飞，空袭笕桥机场。平时中国空军全部9个大队及4个直属中队，正全部转移至东南地区，决定部署于杭州、南京、南昌、广德各机场，担负支援上海作战及保卫首都的任务；当日机到达笕桥上空时，恰好担负驱逐任务的第四大队刚由周家口调防降落，得到警报，紧急升空，迎头痛击，打下6架之多，而四大队一无损失。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敌作战，即创零比六的辉煌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战成名，成为中外交誉的英雄。

　　就在这天，外交部接到驻日武官的急电，日本已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起用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淞沪战事，必将扩大，恰正符合蒋委员长的算计。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当芦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决定应战，而日本海军为了争功，想对中国东南沿海有所行动时，陈诚就极力主张，在淞沪坚决抵抗，将日军吸引到东南来，鉴于日本外交官反复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承认廿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代表所签订的三次停火协定，越见得日本想将芦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以便于蚕食；就越足以证明全面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正确。但不明军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奥妙；东南为中国的精华地带，战火蔓延，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可惜。

　　蒋委员长为了说明这些道理，并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决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时，在灵谷寺附近的一个特定地点，召集中央各部门首长会议。

　　在事先，日本长江舰队先期逃出江阴封锁线这一点，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谈到一段史实，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屯京口，诱金兵深入，相持于黄天荡；他泊战舰于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许多巨型铁链，上系大钩；金兀术的船来一条、钩一条，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为所困。此见于正史；但据野史上说：有个姓王的福建人，夜谒金兀术献计，说黄天荡有条通海口的河道，名为老鹳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这条河道，不愁不能脱困。金兀术大喜厚酬此人，照计而行，竟得北归。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样一个汉奸，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阴水道即将封锁。既然如此，就要防备这个汉奸泄漏重要会议的时间、地点，勾引敌机来轰炸。因此，建议蒋委员长更改会议的时间、地点。于是蒋委员长决定会议时间提前到7点钟，并在1小时以内开完。

　　第二天7点钟开会；散会未到8点，空袭警报大作，日本飞机准8点钟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特定的开会地点。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迟钝的人也都不会相信。于是戴雨农下令全面彻查，凡是知道这天上午8点钟在特定地点，有一个军政委员毕集，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分，都被监视或跟踪，毫无例外。

　　当然，这不是说部长级以上的大员，对国家的忠贞有问题；而是中国的要人，只有忌讳的观念，并无保防的警觉。”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会得罪人”，于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来。明天上午8点钟有个会，是委员长亲自主持，非到不可。这样，9点钟左右，等我从灵谷寺进城，顺路来看你好了。”这平淡无奇的几句话，说是会闯下天大的巨祸，是谁也会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间谍埋伏，随时都能获得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贵情报。戴雨农所防的，就是这些人。

　　由于黄秋岳兼管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工作，当然亦为被监视的对象；每天有两个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动范围，更为注意的焦点。但经过一星期的跟踪，毫无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亦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

　　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顾名思义，可知是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便利休闲活动，促进中外友谊的公共场所；在朝野一致励行”新生活运动”之际，这里是唯一可开舞会的地方。不过，黄秋岳从没有来跳过舞；他只是中午来吃饭，因为国联谊社餐厅的价格公道，菜也还不坏。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而须守候在外进门的大厅，一面设有舒适的沙发，等人或等座位，都在这里休息；另一面餐厅入口之处的壁上，设有一排挂钩，以便悬挂雨衣、帽子之类。跟踪黄秋岳的老张、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

　　这天负责跟踪的是小候，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枯守，实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闲得无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都能引其他的极大的兴趣。偶然一瞥之间，发现挂钩上两顶呢帽，式样、颜色、质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种感觉；仿佛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认识我吧？”

　　于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来了，”这不是黄秘书的帽子吗？”他这样在心中自语，接着便搜索记忆，十几天以来，他想不起黄秋岳戴过另一顶帽子；也没有不戴帽子的时候。

　　这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见的帽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草帽，又分软边、硬边两种，软边草帽叫”巴拿马草帽”，由于宋子文常戴的缘故，正在风行；一种是由军盔演变而来的”拿破仑帽”，有白、黄、灰各色，蒋委员长夏天如果着中山装，就常视服装的色调，戴不同颜色的”拿破仑帽”。至于呢帽，虽然跟法兰绒西服一样，夏天亦可穿戴，而毕竟不常见，何以黄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转念到此，心头狂跳；立即作了一个决定，要看这同样的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等黄秋岳出了餐厅，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时；小侯一反亦步亦趋的惯例，坐在那里安然不动，视线不离那顶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有个人伸手去取那顶呢帽。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转身过来时，小侯判明了他的国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样，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样。

　　这个收获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静，世上无巧不成书的事很多；还需要继续求证，因此，他声色不动，只用冷眼观察。

　　第二天中午，黄秋岳仍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小侯自左而右看过来，并无相同的帽子，于是只注意门口了。

　　过不多久，昨天所见的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一看他头上，果然不错，不过，这一回他的帽子挂在别处，并不似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里琢磨，”帽子不在一处，也许人在一处呢？”

　　这样转着念头，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厅入口之处，有意无意地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黄秋岳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头一望，大吃一惊，黄秋岳的帽子不见了！

　　这当然是人已经走了；他直觉地追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有黄秋岳的影子？内心懊丧无比，”钉梢”会把人钉丢了，这说出去岂不是笑话？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着，满心烦躁，汗出如浆；小侯整天不快，心里只思念着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里，方寸之间，突然灵光闪现；恨不得马上天亮，太阳一升，随即高挂中天，好让他跟踪黄秋岳，证实自己的想法。

　　想法证实了！黄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个日本人先离餐厅，戴去了黄秋岳的帽子，然后黄秋岳离去时，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就是交换了情报。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取得证据；这个证据且须坚强有力。最须顾虑的是，有没有证据还成疑问，倘或根本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黄秋岳却已经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来不但打草惊蛇，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引起一场风波。因此，搜集证据的行动，亦必须隐密妥当，以不使授受双方——黄秋岳与那个日本人，都毫无知觉为最理想。

　　基于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实现此一过程的主要关键，在一样”道具”：照式照样的一顶呢帽。

　　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这还不算，还要同样新旧。

　　通过国际联谊社管理员的关系，取得了这样”道具”的全部资料；南京还没有这个牌子的呢帽，须到上海采办。买到以后，再要加工”做旧”；经过仔细检点，毫无破绽，可以开始行动了。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什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资料，总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20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熟悉黄秋岳的人，无不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他的诗、他的笔记，文彩义理，都是第一流的。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他做过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秘书长；”九一八”以后，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76号为公馆。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3万元；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梁鸿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这首五言诗：“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相提并论？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并论？大多莫名片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李训谋诛宦官；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册记载：天下升起则甘露降。因此，当权的宦官仇士良，引领皇帝，亲临观赏。王涯、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打算尽杀宦官；不料事机不密；为仇士良所发觉，半途引驾回宫；说王涯、李训谋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宫，王涯、李训皆被杀，并夷家族。梁鸿志的意思是，日本飞机在8月15轰炸南京，目标在蒋委员长，决非黄秋岳的本意；犹如王涯本无弑帝之意一样。至于”诛夷”的”夷”字，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梁鸿志可能不知道，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是送在他父亲手里。

　　但须磨知道，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自不免内疚于心；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什么人？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痛心异常，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拒而不纳。须磨无奈，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致赠了一笔巨款；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是彻底失败了。

　　但在公务方面，须磨倒颇有收获，找到了一些旧关系，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缪斌。

　　当1945年2月初，日皇召见重臣，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认为战事必败，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将形成可怕的威胁。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预备役”将官的名单，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当近卫第一次内阁，在1938年夏天，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宇垣的复起，是出于三井财阀”大番头”，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如果能够成功，则近卫内阁之后，将是宇垣、池田的联合内阁。

　　因此，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结果为军部所破坏，宇垣一气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亲笔写了辞呈，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卷在一起，面递近卫；而且就在近卫面前，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问一句：“有无起事！”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从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从未有过的难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记这段嫌怨，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

　　皇道派的人物，近卫推荐了4个人，在”七七事变”初起，担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近卫又建议：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那么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南下直攻新加坡，于1942年2月初，依照预定作战计划，很精确地以4天时间占领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声名太盛，正招统制派之忌；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在”满洲国”备边。虽非”飞鸟尽，良弓藏”，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

　　及至1943年夏秋之间，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绝对国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有强化的必要，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

　　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尤其是山下，他的那个”马来亚之虎”的外号，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其实，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酒井隆，甚至有”统制派别动队”之称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比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杉山元、冈村宁次等人，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有天渊之别。

　　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而不得不暂时割起；如辽、金、元、清皆是。”统制派”从这些中国历史中，自我领受了鼓励；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包括的地区，正是辽金的领域；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同时，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出现第二个”满洲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

　　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当然很重视；但是军部的势力，积重难返；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所以昭和心以为是，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作明快的处置。

　　昭和告诉近卫，军部并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近卫却为昭和指出：军部有此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想法马上改变了。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也许军部是觉悟了，但已经没有机会了；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

　　因此，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垂询国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对本土决战，充满了信心，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对于美国的宣传，一旦登陆，可以在4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东条嗤之以鼻，他说：区区硫磺岛之战，即已花费了美军4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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