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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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墨子的药方（4）

三 墨子的药方（5）

四 两位侠士（1）

四 两位侠士（2）

四 两位侠士（3）

四 两位侠士（4）

四 两位侠士（5）

五 三大分歧（1）

五 三大分歧（2）

五 三大分歧（3）

五 三大分歧（4）

五 三大分歧（5）

六 儒墨再评价（1）

六 儒墨再评价（2）

六 儒墨再评价（3）

六 儒墨再评价（4）

六 儒墨再评价（5）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1）

一 隐士哲学家（2）

一 隐士哲学家（3）

一 隐士哲学家（4）

一 隐士哲学家（5）

二 从杨朱到老庄（1）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三 无为之谜（1）

三 无为之谜（2）

三 无为之谜（3）

三 无为之谜（4）

四 道之谜（1）

四 道之谜（2）

四 道之谜（3）

四 道之谜（4）

五 老庄之别（1）

五 老庄之别（2）

五 老庄之别（3）

五 老庄之别（4）

五 老庄之别（5）

六 儒道再评价（1）

六 儒道再评价（2）

六 儒道再评价（3）

六 儒道再评价（4）

六 儒道再评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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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与侠（1）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环节是儒墨之争。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都在墨子之后，年代不能确定的只有老子。但无论老子其人生在何时，《老子》一书却肯定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没有与儒家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个。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人往低处走》），很对，而且还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饶人。《墨子》一书记录的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风。这也并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输了，他们也不会记录在案。这就不像《论语》。《论语》这本书，还是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墨子》之后，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体上只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这大约因为孔子的门徒，还有一点“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即便用了“春秋笔法”，总归不会篡改事实。再说那时儒家还没有对手，胜不胜败不败的，也无所谓。墨子的时代，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也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对于这些记录，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当作历史看，就会有问题。

不过墨家的这些记录，倒也有趣，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墨两家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争论的方法。比方说，据《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马子曾经与墨子辩论。巫马子是谁？有人说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施（字子旗），也有人说是巫马施的后人，这个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说：巫马子对墨子讲，先生做那些“义事”（子之为义也），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保佑（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一个？巫马子说，当然是器重无论我看不看得见，都做事的那一个。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贵有狂疾者）。

还可以再举例。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辩论。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学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仪对墨子说，一个君子，应该像钟一样。钟，你敲它，它就响；不敲，就不响。君子也是。你问，他就说；不问，就不说。墨子说，是啊是啊！现在没人敲，你这口“钟”怎么响了？意思也很清楚：我并没有问你，你怎么说话了？意思很清楚：你们儒家，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看来，墨子总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砖头砸儒家的脚。仍据《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和墨子辩论。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传人”，前面说过。子夏的学生问墨子：君子之间也有争斗吗？墨子说，没有（君子无斗）。子夏的学生说，猪狗之间尚且争斗，士人之间怎么会没有争斗？墨子说：好可悲啊！某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必称商汤王、周文王；做起事来，却和猪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一 儒与侠（2）

仅此三例，我们就不难看出，墨家与儒家可真是势不两立。况且，墨子并非只和儒家之徒辩论，他还指名道姓地攻击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们的立场），墨子讲了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的一件事。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这事是有的，我们前面也说过（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但墨子讲的故事，就闻所未闻了。墨子说，当时孔丘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后来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肉的来路就吃了。子路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了。等到鲁哀公迎他回国，席子摆得不对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类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与“穷于陈、蔡之间”时判若两人。孔丘说：来，我告诉你！那时你我是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为了求义（苟义）。于是《非儒》说：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兹事体大！这事如果属实，则孔子虚伪；不实，则墨子造谣。可惜此事的真实与否，现在是无法查证了，只能猜测。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门徒、追随者那么多，其中有没有人虚伪，有没有人造谣？可能有。但孔子本人并不虚伪，墨子本人应该也不会造谣。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听讹传，二是别人所讲。学术界原本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诸篇，都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苟如此，墨子当然可以不负责任。

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

一 儒与侠（3）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乐、非命、非儒。这等于是举着牌子，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反对！

墨子与孔子的第二点不同，是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据《论语·颜渊》，公元前517年，三十五岁的孔子曾经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这话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看来，孔子对君主有没有饭吃是很关心的，虽然他也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

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伦理思想，这就是兼爱。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后面要着重讲。二是政治思想，这就是尚贤、尚同、非攻。三是经济思想，这就是节用、节葬、非乐。四是宗教思想，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请参看李小龙《墨子译注·前言》）。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比方说，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也反对儒家主张的乐。反对礼，好理解。因为礼讲尊卑，不讲平等，这就与墨子的理念相悖。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乐呢？原来，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有时候单指音乐艺术，有时候泛指一切娱乐。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一种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即“乐舞”。这种“乐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协调运作。其中规模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艺晚会。对于这样一种“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在《非乐》篇，墨子说，劳动人民的忧患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墨子问：撞击洪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就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吗？不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吗？也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添乱。因为这种大型综艺晚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耽误生产。男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种田。女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织布。官员去做这件事，耽误治国。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要它做甚？现在，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整天干活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你们统治阶级却在那里穷奢极欲歌舞升平，像话吗？所以，墨子得出结论：“为乐非也”！

一 儒与侠（4）

墨子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也对也不对。没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居然“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求声色之娱，确实应该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没说。还有，文学艺术并非只有大型综艺晚会（乐舞）一种，其他形式的“乐”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为墨子并没有说“某乐可也”、“某乐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为乐非也”。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况，劳动人民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怎么能简单地说“为乐非也”？看来还是孟子的说法更合理：可以也应该有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但必须“与民同乐”（详本章第六节）。

问题是墨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立场？也许与出身有关。前面说过，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传后面附了一笔，说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国人，却不能肯定，也有说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的，甚至还有说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墨翟”，其实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这些我们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难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约比较卑贱或另类。事实上，根据《墨子·贵义》的记载，他很可能曾经是“贱人”，或被看作“贱人”；而据《墨子·鲁问》，他很可能曾经从事手工业，还是一个能工巧匠。

看来，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后来看不起那些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墨子则不然。他成名后，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仍有兴趣，而且手艺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也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的是工艺；孔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难怪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和墨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中国通史》）。

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可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一 儒与侠（5）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二 孔子的药方（1）

先说孔子的药方。

孔子能为有病的社会开出药方吗？很多人认为能。孔子自己这么认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也这么认为。有一次，孔子路过卫国边境上一个叫做“仪”的小城。小城有个小官，叫“仪封人”。封，就是封土植树。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要挖沟，封上土，再种上树。仪封人，就是管仪城这些树的，也就是管仪城边境线的。此人也是个追星族。但凡路过仪城的名人，他都要见，因此也要见孔子。见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诸位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做不到官，就有失落感吧（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正要让你们的老师当木铎呢（《论语·八佾》）！木铎，就是带木舌的金属铃铛。古代公家有事，要摇这铃铛；使者出行，也要摇这铃铛。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就是要孔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了。

既然如此，孔子也就不能不拿出他的药方来。当然，这个药方，也只是他自认为找到了，当时并不管用。但是，这个当时并不管用的药方，后世却有人认为管用。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有用，还主张拿来治现在的社会病。

那么，孔子的药方是什么呢？

也只有一个字：仁。

什么是“仁”？简单地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樊迟，前面说过，就是因为要学农，而被孔子骂作“小人”的那个。孔门弟子三千，被宣布为可以挨揍的有一个，挨骂的有三个。可以挨揍的是冉有，原因在本节的最后部分会说。挨骂的三个，是子路、宰予、樊迟。其中，子路挨骂最多，宰予最惨，樊迟也因为问题不靠谱挨了一次骂。其实樊迟在《论语》中出现六次。其余五次，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仁。问仁的三次，两次同时问知，都很靠谱。问修行的一次，还被孔子表扬为“善哉问”（《论语·颜渊》）。可见樊迟也是好学生。

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怎么说？樊迟问了三次，孔子有三种回答。这也不奇怪。孔子的学生问仁，往往是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的，也都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不能拿它们当定义。

比较接近于定义的，就是“爱人”。我们来看孔子怎么说。据《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樊迟未达）。孔子就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枉，就是弯曲；直，就是平直；举，就是拿、把、将；错，就是措，也就是放置、安放、安排；诸，就是之于，也就是“它在”。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把平直的放在弯曲的上面，就能使弯曲的变成平直的。

这话没头没脑，不要说我们听了不明白，就是樊迟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樊迟不敢再问，只好退出来问自己的同学子夏。子夏悟性好呀！他能从美人的笑容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想到“礼”，大受孔子表扬（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樊迟要请教子夏。子夏怎么说呢？子夏说，哎呀，老师的话，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富哉言乎）！想当年，舜帝和汤王，在千百万人当中搞海选，选出最有仁德的皋陶和伊尹，那些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嘛（不仁者远矣）！

二 孔子的药方（2）

按照子夏的这个说法，所谓“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后世许多学者，就是这样翻译的。但这有问题，因为孔子后面还有话，即“能使枉者直”。这话按照前面的理解，就应该翻译为“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而不是“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事实上，舜帝和汤王选贤任能的结果，也只是“不仁者远矣”。那些“不仁者”改邪归正，变仁变直了没有？好像没有。这就不能算是“能使枉者直”。所以，子夏的解释，也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其实依我看，这事也不可太拘泥，认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定按照子夏的说法，把“枉”认定为邪恶的人，把“直”认定为正直的人，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解释为“错误”和“正确”，或者“错的”和“对的”。如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就可以改正错误（能使枉者直）。

这就是开药方了。实际上类似的话，孔子还在别处说过。据《论语·为政》，鲁哀公曾经向孔子问政。鲁哀公是在公元前494年，即孔子五十八岁那年即位的。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做官。哀公问政，应该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哀公问怎样才能让人民服从（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按照我的理解，就可以翻译为：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民众就心悦诚服；用错误的替代正确的（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或者口服心不服。这岂非开药方？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直），什么是错误的（枉）？

很简单，礼，是正确的，是“直”。非礼、失礼、乱礼、坏礼，都是错误的，也都是“枉”。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他们看来，礼，不但是“礼”，也是“理”；即不但是礼貌、礼仪，也是真理、道理。真理都是正直的，所以“礼”也是“直”。相反，礼坏乐崩，当然是“枉”。枉则曲，直则正，理直则气壮。因此，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礼坏乐崩之“枉”，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

可是，怎样才能“举直错诸枉”呢？

克己复礼。这是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据《论语·颜渊》，颜回也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就是这四个字。什么叫“克己复礼”？一般的解释，都说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复礼就是复归于礼。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礼，原本是理直气壮的，怎么还需要克制自己？因此也有人解释说，克，就是能够；复，就是实践。克己复礼，就是能够（克）亲自（己）实践（复）礼。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总之，只要能够“克己复礼”，就能“举直错诸枉”，拯救这个有病的社会。这就是孔子的药方。

不过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靠什么来“克己复礼”？

仁。或者说，仁爱。孔子在回答颜回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归，有人说是赞同（朱熹），有人说是称许（杨伯峻），也有人说是回归（李泽厚）。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克己复礼”，那么，普天下人也都会赞同和称许，从而使全社会回归到仁。

二 孔子的药方（3）

这样一说，就让人糊涂：又是仁，又是礼，到底是仁还是礼？

是仁，也是礼，但归根结底是仁。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话翻译为白话文，就是：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器和丝绸？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金钟和皮鼓？也就是说：礼难道就是礼物，乐难道就是乐器？当然不是。那是什么？是仁，是爱。

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十分明确。孔子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有礼，要有乐，就因为人们有爱心。爱心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方式就是礼和乐。比方说，父母去世，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就是为了表达爱心。为此，孔子和宰予，还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辩论。

宰予，前面说过，就是因为白天睡觉被孔子痛骂，却又极其崇拜孔子的那个学生（见第一章第六节）。此人在孔子门下属言语科，大约是能言善辩的。但观点往往与先生不同，还爱较劲，因此不大招孔子待见。不过宰予好像也不在乎，该问还问，该说还说，甚至刁难老师。据《论语·雍也》，宰予也曾向孔子问仁。但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问，而是出了个假设题。宰予问：假设告诉仁者（仁者，虽告之曰），说有个好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也跟着跳下去吗（其从之也）？虽，就是假设。这种假设题都不好回答。比如许多女人都喜欢问：我和你妈掉水里去了，你先救谁？就怎么回答都不是。宰予这个“虽告之曰，井有仁焉”也一样。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呢（何为其然也）？意思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假设呢？孔子接着说：对于君子，可以要求，不能陷害（可逝也，不可陷也）；可以欺骗，不能愚弄（可欺也，不可罔也）。当真有人掉进井里，君子肯定要救。但你不能故意弄个人到井里，然后把君子也弄进去。这就是陷害。你也不能哄骗君子，说井里有人。等他下去了，你又看他笑话。这就是愚弄。再说了，救人也未必一定要跳井，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总之，对君子，你只能实事求是，不能设套。这一次辩论，孔子赢了。

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论，则谁也没能说服谁，不欢而散。据《论语·阳货》，有一次，宰予跑去对孔子说，三年之丧，这时间也太长了吧？照学生看来，有一年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年呢？因为陈米吃完（旧谷既没），新粮登场（新谷既升），就是一年。打火用的燧木，春夏秋冬，各取一种。一个轮回（钻燧改火），也正好一年。所以一年合适。

这无疑是对礼乐制度的直接挑战。但宰予不愧是言语科的学生，话说得理直气壮。宰予说，为什么要反对守丧三年？因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坏乐崩一词即出典于此）。三年之丧既然会导致礼坏乐崩，当然应该改革。

宰予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孔子无法正面批驳，便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安）！这下子孔子无话可说了，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女（汝）安则为之！”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孔子接着说，一个君子，在他居丧的时候，因为悲痛万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听音乐不觉得快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里好过，你就吃你的细粮，穿你的丝绸，听你的音乐好了！

二 孔子的药方（4）

听了孔子的话，宰予一声不吭就出去了。这时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父母亲才不抱他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宰予这人“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最后这句话，也有各种翻译。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予难道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可以批评三年之丧？第二种是惋惜的口吻：宰予不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会去批评三年之丧？第三种是同情的口吻：宰予恐怕是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吧？意思就是：要不然怎么会批评三年之丧？但不管哪种解释，“三年之丧”都源于“三年之爱”。

孔子的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墨子的猛烈批判。墨子说，用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三年之丧，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小孩子依恋父母，是因为不懂事（愚之至也）。所以他们找不到父母，就会号啕大哭。儒家的智商，难道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墨子·公孟》）？这个批判，当然很机智，却也未免把孔子看简单了。其实孔子的意思，是所有的爱都必须得到报答。父母亲抱了我们三年，我们就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就是爱和爱的回报，也就是“仁”。没有这份爱心，就是“不仁”。仁为礼乐之本，有仁爱就有礼乐，反之则无。所以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话直译过来就是：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又会拿乐怎么样？不当回事呗！

事实上也是不当回事。比方说，“八佾舞于庭”。佾，音义，也就是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几行，就叫几佾。我们知道，古代的乐舞，并不简单的只是艺术，它也是政治，是伦理，是礼。所以，佾，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照周礼，天子八佾，也就是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每行的人数与佾数相同，叫做“行数人数纵横皆相同，故曰佾”（《字汇·人部》）。如此，则天子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行，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十六人；士二行，四人。超过这个规定，就叫僭越。可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可能是季平子），却公然用了天子的礼仪，让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里演出乐舞（八佾舞于庭），这就是极其严重的僭越了。因此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话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另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这就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显然，礼乐的根本，就是“仁”，也就是爱心。有没有爱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能不能实践礼，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就叫“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因此，礼坏乐崩决不是礼乐制度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爱心，让世界充满爱。

问题是：找得回来吗？

孔子认为找得回来。因为爱心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仁的基础也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这就是“亲亲之爱”，也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无需教育、不证自明的，也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论语·子路》所记孔子与叶公的对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叶，音射，楚县名。楚国的县官，大的叫公，小的叫尹。叶公，就是叶县的长官。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举报（证之）。孔子说，我们的“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就是直，就是真实、坦诚、直率（直在其中矣）。

二 孔子的药方（5）

这话我们听不懂。要说“子为父隐”是孝，“父为子隐”是慈，还讲得过去，怎么会是直（真实、坦诚、直率）呢？原来，孔子理解的真实，与我们今天讲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科学的真实，事实的真实，物理的真实。孔子讲的，则是道德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孔子认为，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没有这个真实，连人都不是，还说什么其他？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想法。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但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说，学术观点不同，往往发展为门户之见，甚至人身攻击，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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