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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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好学，学什么呢？什么都学，学无常师，多才多艺。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卫国人（名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说“仲尼焉学”？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老师又是谁？他这样问，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质疑。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人们就会关心，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师从何方神圣，几岁开始读经典，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老师的老师是谁，有时是大问题。
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历和文凭，自学成才的。那么，子贡又怎么回答呢？子贡说，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文武之道），并没有丢失（未坠于地），而是散落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只不过“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夫子焉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亦何常师之有）？
好一个子贡，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只要他有真学问，课上得好，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学无常师，才叫大师。”因为只有学无常师，才能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为大师。何以谓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谓之师？可法曰师。因此，堪称大师的人，一定是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而且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件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说后，就对自己的学生说：那我做什么人？马车夫，还是射击手？还是做马车夫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段话，历来也有两种解释。郑玄、朱熹他们的解释，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六艺都通，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孔子自己谦虚，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林语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释。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前面说过了。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则分别见于《论语译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亦均见于以上两书，也不再注明）。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或者是叹息，或者是讥讽。叹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杨伯峻的解释）。讥讽的意思则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样样都通，件件稀松（林语堂的解释）。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说，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马车夫是到处跑。孔子选择马车夫，就是选择广博，不选择精专，也不在乎能不能当“专家”。看来，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
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问做得很活，不是那种死学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跟谁学并不重要（亦何常师之有），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卓有成效。那么，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两条：一是悟性，二是贯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孔子问子贡：阿赐呀，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阿赐怎么敢比阿回？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闻一以知十），阿赐顶多才想到二（闻一以知二）。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都是称名不称字（子贡名赐，颜回名回，字子渊）。子贡回答孔子的话，说到自己，说到颜回，也都称名。这就是“礼”。依礼，与长者、尊者说话，无论提到自己，还是同辈，都是只能称名的。所以孔子的问话，是“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的回答，则是“赐也何敢望回”。于是孔子说，是比不上（弗如也）。他还说：“吾与汝，弗如也！”这话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种解释是：我和你，都比不上。两种解释，都通。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论语·子罕》）。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这四种毛病，孔子都没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没悟性，一根筋，认死理，画地为牢，还死不开窍。
当然，光有悟性不够，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阿赐呀，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我认为，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知识多、记性好，就一定是大学问家，还要看他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逻辑）。但如果没有，则所谓学问云云，不过一地鸡毛。可惜，中国的学术界，多的就是鸡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贯之。就连民间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诗云，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看只能算字纸篓，或者王朔说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
二 学而优则仕（1）
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条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吗？想。有多想？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急不可待。据《论语·子罕》，有一次，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子贡，忽然问他的老师：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有美玉于斯），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韫椟而藏诸），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求善贾而沽诸）？前面说过，子贡这人，很会做生意，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就是他赞助的（当然只是据说）。现在时兴讲儒商，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还有官衔，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贡会有这话。
不过，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不能就事论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据《论语·学而》，有一次，还是子贡，问他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穷不傍大款，阔不耍大牌，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也好礼（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诗经》上说，要像对待象牙一样，仔仔细细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对待玉石一样，仔仔细细地琢磨（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其斯之谓与）？孔子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阿赐呀阿赐，我可以和你谈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你前面的，就知道后面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这都是哪跟哪呀？原来，孔子的说法，确实比子贡的境界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避免了“不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提出了“该怎么样”。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自己。前者易，后者难；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从前者到后者，是精益求精；从子贡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夸他。
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不能就事论事，则子贡前面说的话，也就不是要做买卖，而是在打比方。子贡的问题很清楚：一个人才，一个士（美玉），是应该隐居呢（韫椟而藏诸），还是应该从政（求善贾而沽诸）？这个意思，孔子当然懂，便飞快地说：卖了吧，卖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这正等着卖呢（我待贾者也）！
这里的问题是“贾”。贾，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价，价钱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则孔子的“待贾”，就要读作“待价”，也就是在等好价钱。事实上“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所谓“待贾”，是在等好买主，即子贡说的“善贾”，也就是识货的人。当然，“善贾”也可以读如“善价”，即理解为好价钱。不过，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对于孔子来说，“识货”恐怕还是比“价高”重要。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他急于从政的心情，已是跃然纸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贾”，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待贾”，也不丢人。说他们“待贾”，也无贬意。认为“待价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虚伪得很。
二 学而优则仕（2）
孔子的急于从政，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不但年龄大，而且辈分高。据李零先生考证，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黄埔一期”。他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子贡，再次是颜回和子夏。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颜回是“学习标兵”，子夏是“文化传人”，子贡是“造圣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颜回和子贡是“黄埔二期”（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子夏是“黄埔三期”（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子路，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挨骂也最多。孔子对他，不仅是骂，而且常常是痛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他这个人，用北京话说，叫“浑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胆子大，脾气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里火里不回头，是头犟牛。李零先生说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么样的呢？口无遮拦，经常挨骂。子路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他可不管，非说不可。
现在就来看孔子怎么惹得子路不高兴。据《论语·阳货》，孔子曾经有过两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机会，一次是在公元前501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但是，这两次招聘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招聘者是叛军。公元前501年那一次，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谋反；公元前490年这一次，则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音毕西）盘踞中牟反赵。这两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这人直呀！一不高兴，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论语》的说法是“子路不说”（说，就是悦）。其实岂止是不悦，子路还有话说，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子路说什么呢？第一次，子路说：没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为什么一定要去那种人那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话就更不客气。子路说：过去，仲由曾经听先生说过（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出尔反尔当叛徒做坏事的人（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君子不入也）。现在那家伙阴谋叛乱（以中牟畔），先生却要去帮他，请问怎么解释（如之何）？
这话问得一针见血，不要说孔子不好回答，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于是后来那些尊孔的，就来帮孔子打圆场。有人说，孔子哪里是真想去？不过考验试探学生罢了。也有人说，孔子答应去，是因为心软、厚道，打算去了以后帮他们改邪归正。还有人说，帮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间接地帮助了诸侯，等于以毒攻毒。所以孔子虽然并不想去，却也不拒绝。子路浅薄，哪里懂得夫子的深意。
这就是曲意回护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领他们的情，因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实子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学人。照现在的理解，一个学人，就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学问，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又为什么那么想做官呢？
二 学而优则仕（3）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二 学而优则仕（4）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二 学而优则仕（5）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三 君子固穷（1）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
三 君子固穷（2）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鰌，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逼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情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
三 君子固穷（3）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三 君子固穷（4）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那么，他该怎么办？
四 头号教书匠（1）
好在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
什么叫“从政”，什么叫“为政”？从政，就是实际做官；为政，就是影响政治。其实“为政”一词的本义，是从事政治。据《论语·为政》，有人曾经问过孔子：“子奚不为政？”这话直译过来，就是“先生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其实他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尚书》不是说了吗？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风气推行到政治上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就是从事政治呀（是亦为政），还要怎样才算从事政治（奚其为为政）？于是，“为政”这个词，在《论语》中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不但是“参与政治”，也包括“影响政治”。只要能够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就是从事政治，也就是“为政”。做不做官，倒不一定。
实际上孔子一天都没离开过政治。前面说过，朝廷有什么事，那些在朝的学生是会报告孔子的。比如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就到孔子那里去请示汇报。这可能是规矩，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要向先生讨教，或者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总之，做官的学生经常会向不做官的先生汇报工作。据《论语·子路》，有一次，还是冉有，也就是当季孙氏大管家（季氏宰）的那个，下班回来见孔子。孔子问他：怎么这样晚（何晏也）？冉有说，有政务（有政）。孔子说，是事务吧（其事也）！如果有政务，我虽然不在朝（虽不吾以），也会知道的（吾其与闻之）。可见，孔子即便不从政，也能为政。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这话在《论语》中记载了两处，一处在《泰伯》，一处在《宪问》，好像与“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矛盾。其实“不谋其政”的关键词，是“谋”。谋，就是谋划，即进入操作层面。不谋其政，就是不越位操作，也不超出自己的权限来考虑政事的处理，但不等于不“思”（关心政治），不“施”（影响政治），不“为”（参与政治）。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呢？
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游说君主，二是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和李零先生《丧家狗》，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他到过齐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出国的目的，一是“从政”，二是“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孔子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孔子第一次出国，见了齐景公；第二次出国，在卫灵公、陈涽公、卫出公那里做过官，见过楚国的叶公，还打算见赵简子和楚昭王。但孔子的官做得并不开心，事也办得不顺。据《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想用他，被晏婴拆台；楚昭王想用他，被子西拆台。齐景公原本是要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给孔子的，晏婴如此这般一说，齐景公就变了卦，对孔子就敬而远之了（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后来干脆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回去。齐景公的做法也很绝。他先是谈待遇，说季孙氏那样的薪水寡人可是开不了。然后是找借口，说寡人老朽，没法用先生（此事《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孔子只好回国。同样，楚昭王原本是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子西头头是道一说，楚昭王就变了卦，孔子也只好离开楚国。晏婴和子西为什么要挡横呢？兹事体大，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总之，孔子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出路。这可真是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难怪有个郑国人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本国让他痛心，别国让他伤心，孔子岂非丧家？
四 头号教书匠（2）
从政不如意，为政碰钉子，孔子还有路吗？
有。什么路？育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仍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孔子授徒设教，应该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而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孔子招收的学生，可以分为三批。第一批是在他三十五岁之前，住在鲁国的时候。第二批是在他五十四岁之前，自齐返鲁后。第三批是在孔子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之时。这三批学生，我分别称之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和“黄埔三期”。此外还有年代不可考和不见于书传的，一大堆。
这样算下来，孔子的学生一共有多少？很多。历史上的说法，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人又办北大又办清华。这还是在册的，此外还有编制外的。比如陈亢（音刚），我怀疑就是“编外粉丝”。陈亢，字子禽，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四十岁，陈国人。他在《论语》中出现三次，三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两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子贡的两次，一次记载在《子张》，是他问子贡：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子为恭也），难道他老人家真比先生您强吗（仲尼岂贤于子乎）？这口气，很不像孔子自己的学生。其结果，当然是被子贡驳回，说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得上的（如之何其可及也）？还有一次记载在《学而》，是他问子贡：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是他自己问来的（求之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抑与之与）？子贡说，这些情况，是靠他老人家的温和、善良、恭敬、简朴和谦让得来的（夫子温良恭俭让得之）。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老师为人好，所以大家都乐意把情况告诉他。至于是他老人家主动问，还是别人主动说，并不重要。从这段对话看，陈亢也不像孔子的学生。
问孔鲤的一次记载在《论语·季氏》。孔鲤，字伯鱼，生于公元前532年（孔子二十岁时），卒于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时）。陈亢比孔子小四十岁，比孔鲤也小了一辈，因此称孔鲤为先生。陈亢问孔鲤：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也听到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教导吧（子亦有异闻乎）？这意思很清楚：你爸当老师，你又是他的独生子，总该吃过小灶的。孔鲤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未也）。接下来，孔鲤讲了两件事。他说有两次，父亲大人“尝独立”，他自己“趋而过庭”，被叫住问了话。趋，就是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的意思。庭，则是建筑物台阶前的空地，即院子。也就是说，有一天，孔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是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又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又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礼”。然后孔鲤告诉陈亢：我听到的，就这两条（闻斯二者）。结果陈亢非常兴奋，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得到了三个答案：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这口气，不但像粉丝，而且像媒体。
四 头号教书匠（3）
孔子的学生和粉丝这样多，他“招生”的时候有选择、有条件吗？或者说，孔门之中，有“准入制度”或“准入标准”吗？
许多人认为没有。因为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叫“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还有一句叫“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交十条干肉，就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身份地位、地域种族等等，都不是问题。后面这一点，差不多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杨伯峻先生就把“有教无类”这句话，翻译为“人人我都教育，没有区别”。李泽厚先生也把这句话翻译为“教学生不要分类别”，而且认为孔子能打破族类界限，实乃“重大进步”。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首先，束脩，或者十条干肉，是见面礼，不是学费。而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先师吴林伯先生说，束脩一语双关，还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和修理。显然，条件也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要表示拜师的诚意。何况有所教诲，也不一定就是收为学生。回答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吾未尝无诲焉”嘛！
其次，“有教无类”也未必是“无类而教”，即不分类别（身份地位、地域种族）地进行教育。实际上，要弄清楚什么叫“有教无类”，得先弄清楚“有A无B”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汉语中有四种意思：一，只有A，没有B，比如有勇无谋、有名无实；二，有A，没有非A（B），比如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三，既有A又没有A，比如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四，如果有A，就没有B，比如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教无类”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不对。因为教与类不像勇与谋、名与实，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第二种也不对，理由同上。第三种更不对。能选择的，只有第四种，即“有A则无B”。比方说，有备则无患，有恃则无恐。同样，有教则无类。所谓“有教则无类”，就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就叫“有教则无类”，简称“有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个观点，是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第11期《文史知识》提出来的，我同意。
通过教育来消除差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因此，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可惜孔子并不能把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予以消除，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于是我们要问：孔子招学生，都教些什么，又怎么教？
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四科，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不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熟悉文献；言语，则是能言善辩。德行和政事就不用解释了。总之孔子的学问，一是道德，二是政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国计民生、通商贸易，他都不关心。这是孔子的局限。
所以孔子教学生，主要也就两条：一是做官，二是做人。怎么教？主要也是两条：一是答问，二是讨论。答问的记录，《论语》中有很多。问孔子的人，有学生，也有别人。问的问题，也主要是做官和做人。我统计了一下，《论语》书中，孔子回答得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包括做官、事君、为政），19次。其次是问对某个人的评价，12次。再次是问仁，9次。又再次是问礼，5次；问孝，3次；问君子，3次；问士，2次。其余，如问友、问知、问明、问达、问行、问好恶、问做人、问成人，也都可以归入问仁问孝一类。有人问过军事，孔子的回答是他不懂，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也有人问过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两个答案，都等于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当然也是回答。答案就是：这些问题我没兴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和伦理学。
四 头号教书匠（4）
其实即便是问文学，孔门师生也能扯到政治伦理上去。比如子夏向孔子问诗，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子夏，就是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黄埔三期”的，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之一。据《论语·八佾》，有一次子夏问：《诗经》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呀（何谓也）？这话的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倩，笑容美好的样子；盼，眼睛明朗的样子。“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杨伯峻先生翻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可以商量。其实“素以为绚”是倒装句，即“以素为绚”，因此应该翻译为“以本色为美”。也就是说，这三句诗的意思是：笑容甜甜的，眼睛亮亮的，最本色的，就是最美丽的呀！
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清楚，子夏为什么还要问？显然，他是要“举一反三”。于是孔子回答“绘事后素”。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画画，要先用白颜色打底子，然后才能画花纹。这就已经是由此及彼，说开去了。谁知子夏竟大受启发，高兴地问：“礼后乎？”什么叫“礼后乎”？就是说，礼，也像绘画的花纹一样，要放在打底子的后面吧？孔子一听，喜出望外地说：阿商呀阿商，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呀（起予者商也），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也是要先打底子的。拿什么打底子？仁。仁爱或者仁义，就是礼乐的底子。仁为礼乐之本，当然要先仁义而后礼乐。这就叫“礼后”，或者说“仁先礼后”。
不过这样一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的本意就变了，不再是“以本色为美”，而是“以本色为底”。所以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虽未必是诗的原意，却符合孔子的想法。曲解诗意的，不是杨先生，倒是孔夫子。那么，是孔子不懂诗吗？不是。他是故意曲解，也就是要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原意不原意，曲解不曲解，严谨不严谨，他可不管。现在许多人都主张“我注六经”，痛恨“六经注我”，却不知道孔夫子恰恰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当然，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也可以另案讨论。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还是先弄清原意，再发表看法为好。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孔子。孔子的“曲解诗意”，其实是不怎么好批评的。为什么呢？环境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也不同。孔子和子夏谈诗，并不是做研究，而是讲道理。他的这堂课，也不叫“诗经研究”。子夏问，孔子答，目的都不在诗之中，而在诗之外。诗的本意，也就并不重要。只不过这个弯，也实在转得太大了一点，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孔子教学的方式：一是启发式，二是讨论式。
实际上，孔子也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问题。据《论语·先进》，有一次（李零先生认为是在孔子六十岁以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子路和冉有，前面介绍过了。曾皙，名点，字子皙，生卒不详，大约比孔子小二十多岁。他是曾子（曾参）的父亲，为人比较“另类”，喜欢吃一种名叫“羊枣”的小柿子。公西华，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们四个人陪孔子坐，是按年龄来排序的。小九岁的子路第一，曾皙第二，小二十九岁的冉有第三，公西华最后。
坐定之后，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话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就是我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你们不要有顾虑。这是营造谈话氛围，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和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学习。接着孔子问：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想干什么（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是要讨论了。于是，子路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率尔而对曰）：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内有饥荒。如果交给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国民人人有勇气，个个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的制度，是以一千乘战车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是个小国。子路打算去治理一个小国，志向不能说很大，也不能说很小。
子路说完，孔子就笑了（哂之）。哂，有两个意思。一是微笑，二是讥笑。孔子是微笑还是讥笑？回头再说，反正孔子笑了。又问冉有：阿求，你怎么样？冉有说：纵横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可以解决温饱（可使足民）。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另请高明（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孔子又问公西华：阿赤，你怎么样？公西华说：我不敢说能干，只能说想学。我希望能够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祭祀和结盟时做一个主持人。
孔子最后问曾皙：阿点，你怎么样？当时曾皙正在鼓瑟。鼓，就是弹奏。看来，孔子上课，是有人伴奏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孔子问话的时候，曾皙的伴奏也正好接近尾声（鼓瑟希），便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铿尔，舍瑟而作），回答说：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各言其志”罢了。于是曾皙就说：我向往的，是暮春三月，换了春装，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边洗洗澡，在祭坛上吹吹风，唱着歌儿回家去。好嘛，艺术家！谁知孔子竟“喟然叹曰”，也就是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
孔子这个“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要看“与”怎么解释。解释为“赞许”，就是“我赞成曾点的想法”。解释为“相与”，就是“我和曾点一起去”。当然，这两种解释也可以并为一种：我赞成曾点，我欣赏曾点，我和曾点一起去！
这就奇怪！孔子不是主张读书做官吗？子路想做的官最大，孔子为什么要笑他？曾皙不想做官，孔子为什么要赞成？孔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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