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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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ISBN：9787533947606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编辑推荐

王安石变法是影响北宋王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事件的核心人物，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既聪明又正直的政治家，人品无可挑剔，执政的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革除旧政还是维护祖宗家法，推倒重来还是尽废新法。声势浩大的变法最终却沦为一场拉锯混战，变什么法？法怎么变？为什么新旧两派对立如此激烈？这场拉锯战又对大宋的命运产生了哪些影响？解答这些疑问，体会那段历史，请阅读《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

中华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至于结论，也许会有，也许没有。但即便没有，探寻和反思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而且充满乐趣的事情，诸位难道没有兴趣吗？

内容简介

面对大宋王朝的重重危机，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宋神宗打算革除弊政，重振国威。他需要一场革新，更需要一个帮手。才华横溢的王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他网罗改革派人才，成立推动变法的相关机构，一系列新法迅速展开。不料改革愿望虽好，执行起来却弊端不断。反对派群起而攻，王安石两度罢相，坚决要求守护祖宗家法的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理智的苏东坡新旧两边都不讨好，几乎因“乌台诗案”而丧命。一群聪明正直的政治家，*终却让变法沦为一场拉锯混战，大宋王朝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学者易中天，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以优美诗意的语言、独特创新的全球视角，将用五年时间写作六部共三十二卷巨著《易中天中华史》：*部《先秦》，第二部《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部《隋唐》，第四部《宋元》，第五部《明清》，第六部《近现代》，现已出版前十八卷。

跟随《易中天中华史》，我们将进行一场历史寻根之旅，体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四海为家八方来朝，品味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由此解开诸多历史的疑惑：夏商周是王朝吗？先秦诸子都是谁？魏晋风度长什么样？盛唐之音你听见过吗？当旅程结束时，我们或将明白：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

作者简介

易中天

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在易中天看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

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中天中华史》(1-18卷)。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14]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日条。

[16]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17]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元年六月戊午日条。

[1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己未日条。

[19]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所引。

[20]这个统计数字见《宋史·食货志·会计》。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丙辰日条。

[22]欧阳修被诬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各条，同时请参看《宋史·欧阳修传》。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参看《宋史·富弼传》。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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