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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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廷不允许北洋水师继续出战，就此造成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敌。辽东之战，大清发祥之地，除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抵抗之外，余皆一触即溃。这样，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制海权指交战一方在一定时间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目的是确保己方兵力在海上行动的自由，剥夺敌方兵力海上行动的自由；保护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阻止敌方的海上交通运输，使该海洋区域为己所用而不为敌所用。
辽东之战时，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全城2万多人，被杀得还剩抬尸的36人。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在日军中观阵，被日本的暴行惊呆了，他给国内的报告中说，旅顺城内凝固的鲜血有一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厚，到处都是残肢断臂。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英国人艾伦对这次屠杀有过描述：
“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片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剖腹、挖心的事在当时的旅顺并不少见，多少无辜的儿童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世界很多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令世界舆论哗然，日本不是文明国家吗？怎么能这么野蛮？日本为了掩盖罪行，赶紧把中国人的尸体收集火化，有人可能就剩一根指头了，哪找去？甭管是谁的往一块儿堆，骨灰装了满满七口棺材。这是什么概念，你看一个人往那儿一站那么大一坨，烧完了就一把。你想七口棺材的骨灰得有多少人？小日本有多狠！
日本人在坟上插一木牌，上写“清国阵亡将兵之墓”。里面有将和兵吗？没有，将和兵都跑了，留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日军除了一路奔东北而来，还有一路占领了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最突出的成果，打到这个份上打不下去了，只得屈辱求和。
虫子渴望吞大象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李鸿章以致命一击，也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是大国，有4亿人口，军队95万，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日本是小国，军队只有29万，后方遥远，供应不便，干的是无耻的侵略勾当。可是最终清政府竟然失败了，日本上演了一曲小虫吞大象的荒诞剧。
大清政府，从来都是只记吃肉，不记挨打。清政府平定了国内叛乱，列强之间又相互争夺利益，暂时对中国无暇顾及。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清政府内部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同英法之间不再交恶，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几乎毫不费力地享受着既得利益，中国政治家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友善充满了感恩。对于隔壁小国日本，清政府基本没有放在心上。
小日本不知道哪根筋倔上了，几乎从没停止过打中国的主意。它很无畏，妄图以它弱小的身躯吃掉中国，吃下中国是它这辈子的梦想，不管肠胃是否能够消化。明治维新后，小日本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可能是由于非良性的过快发展，加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军国主义的变种。日本变得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1855年，日本有政治家提出要占领台湾岛、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种思想竟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很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得到具体化，并形成文字，日本出台了一部《清国征讨方略》，详细写明了征讨的步伐。可怕的是，日本严格按照征讨方案，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几乎完全达到了目的。
清朝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隔壁的邻居，不怎么富裕，还愿意倾家荡产花钱打仗。有好日子不好好过，动辄动武，盘算着怎样吃掉别人，不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小日本提防不够，是清政府最为失策的一步。对于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清朝，能够哄好西方列强不再炮轰，老佛爷就该在宫里暗自念阿弥陀佛了，更别说早做判断，提高警惕了。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国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清政府跟洋人打了几次仗，便开始奴性十足。清廷实权人物慈禧太后、恭亲王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局面，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过于老到，他企图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对洋人的认识不够，对洋人寄予的希望过多，放松了自己的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延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人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没有国家愿意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这次失算了。
李鸿章自认为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抱太多的胜算，主将尚且如此，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在中日海战中，李鸿章主动放弃制海权，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李鸿章拱手相让。如此犹疑的战争心理，同小日本咬定中国不放松的决心，对比鲜明。
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第一，割三岛，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第二，赔款两亿两白银。小日本穷疯了，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亿！以前我们也赔，几百万，上千万，到头了。日本张嘴三亿，不许还价。兔子成精，比老虎还厉害，这下李鸿章发愁了，这三亿从哪儿筹？
李鸿章回旅馆途中被一个日本愤青给了一枪，日本愤青为什么要刺杀李鸿章呢？他认为他们能把中国灭了，凭什么跟李鸿章谈判，所以要一枪把李鸿章打死，让这个判谈不成，然后日本皇军就可以占领北京。哪一国都有愤青，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恶，他在道义上占了一个制高点，替国家做决定。当时日本的愤青能知道国库里除了耗子屎什么都没有了吗？
李鸿章的遇刺让日本政府非常尴尬，万一李鸿章愤然回国，这仗拖下去，就不太划算了。中国这么老大，什么时候征服完？几十年后它都没有能征服中国，甭说那会儿羽翼未丰满的时候。所以，日本见中堂受伤表示慰问赔款减一亿，你挨了一枪减一亿，李鸿章说那再给我两枪吧，再打我两枪，我值了，反正我七十多岁了，来日无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自个儿去，再挨两枪得了。日本人当然不干，但因李鸿章挨枪，赔款从三亿减到了两亿。
李鸿章的无奈
李鸿章20多年训练的北洋水师，就因为这场水仗，葬送海底。此后的北洋水师，几乎完全蜷缩起来，望风披靡，不能再战。淮军声望，从此算完了。当时的舆论给李鸿章的压力很大，都说李鸿章昏庸误国，媚日卖国，更有甚者希望李鸿章以死谢天下。李敖曾经质疑，历史对李鸿章公平吗？
我们一起同李敖回顾那段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马关当时叫下关，他们见了面，在日本的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就是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李鸿章。”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两位被西方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物坐到了一起。李鸿章是青年伊藤博文的偶像，年轻的伊藤博文曾经在维新时期到访中国，对这位晚清政府中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最具世界眼光和担当的中堂大人满是景仰。时隔不久，这位后辈小生同昔年偶像再次见面，双方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伊藤博文提出来要台湾的时候，李鸿章谈都不跟他谈啊，你谈什么台湾啊，谈都不谈。可是形势比人强，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人的口气，大家看看那几段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的对话，伊藤博文说，中堂，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就是说只有答应或不答应，YES OR NO两句话，你是答不答应？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辩？我跟你辩都不能辩吗？伊藤博文说，你辩好了，但不能减少，我要的条件不能减少，随便你辩，可是不能减少。你想想这是什么口气啊！李鸿章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跟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的。”弱国无外交，国运如此，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非常无奈。
节略，外交文书的一种。用来说明事实、证据或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签字也有用印，重要性次于照会。
引自《李敖有话说3》，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
“我们再看后来对于台湾，李鸿章说如果不肯让，不肯割让台湾给你，又将如何？伊藤博文说，如果所让之地必须以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意思是说，你不给我台湾，我就要你山东了，我打到山东去了。做这个假设，做这个威胁。李鸿章有什么办法，是牺牲山东呢，还是牺牲台湾？”日本以深入山东并进入各省相胁，言外之意是你愿意牺牲台湾还是愿意亡国。李鸿章没有选择，他怎么会不知道合约一旦签下，自己的名节就将毁于一旦，死后仍得背负骂名。
同上。
“我们再看日本人吵着要办手续，就一个月。李鸿章说时间来不及，两个月吧。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你看伊藤博文怎么说，伊藤博文说尚未下咽，饥甚。口中之物，我还没咽在肚子里面，我肚子饿得要死。你看这什么口气啊，日本的王八蛋。”
引自《李敖有话说3》，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谈判，是一场羔羊与恶狼的谈判。李鸿章全无谈判的筹码，这位73岁高龄的老人，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拼力力争，“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其实根本没有可商量的余地，李鸿章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耻辱的条约上，最后却不得不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使台湾跟祖国隔离。它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大清帝国还有最后一丝敬畏的话，甲午战争之后这种敬畏就彻底没有了。甲午战争以前，我们打败仗都是输给英法。输给英法不丢人，全世界谁打得过英法？俄罗斯打不过，美国打不过，澳洲更甭提了，非洲还用说吗？拉美谁能打得过？拉美不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颗牙”手里独立出来的吗？所以谁都打不过英法，我们输了也不丢人。现在被谁打了？日本，一千多年跟我们低声下气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中国这人就丢大了，中国在亚洲称王的时期也结束了。一千多年汉唐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为亚洲中心的体系被颠覆了。甲午一战乾坤颠倒，日本国力不如中国，都能把中国打成这样，西方列强一看日本都行，咱哥儿几个别客气了，来吧，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特别是这一仗打完，台湾就出去了，1895年台湾被占领，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整整被日本占领了50年。这50年小日本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台湾人必须起日本名字，按日式的起居饮食，家家不能供祖先，要建神社，供日本的天照大神。每天中午老师带着学生向东京皇宫方向遥拜，学生的课本里面的世界地图，日本、台湾、朝鲜是一种颜色。扉页上都印着这么一段话，“大日本天皇陛下对本土人民、半岛人民、台湾人民皆爱若赤子”，就向台湾人灌输这种观念，日本、台湾、朝鲜是一个国家，都是天皇陛下的子民。
1945年，台湾的经济水平确实在中国是最高的，至少它50年没打仗了，内地一直在起义，在革命，在打仗，小日本在那里搞了经济建设。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的民族认同感相当低，好不容易回来了4年，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到现在一眨眼60多年。从1895年到现在117年，这117年里面，台湾只有4年跟大陆连在一体，113年都分开，所以这种认同感需要慢慢找回来。台独势力这么猖獗，始作俑者是谁？小日本。如果没有这一次台湾跟祖国分离，能够闹台独吗？四川怎么不独立？北京怎么不独立？
其次，巨额赔款，清政府无力偿还，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大清一年财政收入是8800万两，要给日本2亿两，后来赎辽东花费3000万两，威海卫赎城费150万两，8年还清，这一笔钱可就多了去了，到哪儿去找这一笔钱？只能跟洋人借。借洋债，跟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借了3亿两银子，拿到手的是2.65亿两，剩下的算回扣了，要还7亿两，还有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还清贷款之前，铁路得列强修。这笔钱折合成日元是3.25亿，相当于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就是说咱们赔这一笔钱，3年不吃不喝，小日本可以4年什么都不干。当时正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日本急需资金，中国一下给了4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于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六强，与英法俄德美并驾齐驱了。
再次，开放通商口岸，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这次战争后，中国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通商口岸。重庆已经是西南腹地，八年抗战时，国民政府就在重庆领导抗日战争。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闭关锁国，专限广州一口和恰克图一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九江、镇江、汉口。中日《马关条约》又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且允许日本设工厂免收内地税。
最后，资本输出，在中国设工厂，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今天看得特别明显，巴黎春天百货商店，最好的耐克鞋也就是5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400多元，法国人都不买。咱们这儿耐克鞋除非是十年前的款式，打完折也不是这价，这鞋都哪儿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结果中国卖得最贵，人家那儿极其便宜，二三十一双就很不错了，这个巨额利润都被洋人挣走了。咱们出口一双鞋挣2.3元，出口一件衣服挣3.51元，大部分的钱都让人家挣走。很多年前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9.99美元，2元从中国进的，运费1元，出口材料0.65元，等于中国做这么一个娃娃挣0.35元，大头都让人家给挣走了。最后还算咱们跟他们的贸易顺差，因为这个东西Made in China。你能找到美国生产的耐克鞋？开玩笑，那得多少钱一双？工人一年五六万美元，他做鞋多少钱一双，工厂得卖多少钱才够给工人开工资？咱中国劳动力极其便宜，几乎跟不要钱一样。倒退一百年，连那三块多钱你也没地儿挣去。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强迫小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友谊吗？不是，俄国想把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它想要却被小日本给弄走了，俄国绝不答应。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跟着抗议。德国想占山东，也不愿意辽东变成日本领土，所以三国抗议。日本一看国库就剩耗子屎了，没法跟强国作战，那行，辽东我就不要了，但是给我钱，3000万两银子。俄国说我有功吧，我给你要回辽东，旅顺、大连归我了，强租25年，把辽东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结果老毛子不争气，十年后日俄战争战败，小日本又把这地儿给弄回来了，等于我们白花了3000万两银子，兜一圈，最后这地儿还是小日本的。九一八事变后更彻底，不光是辽东半岛，大清龙兴之地、太祖太宗陵寝所在，都成日本领土了，要是我们要不回来，扫墓得申请签证，给祖宗上坟去不了，可怜。
清政府无能，台湾人民有种，台湾人民自发进行了保卫战，前后五个多月大小百余仗，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比甲午战争当中清军打死打伤的日军都多。日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近卫师团和日本的二、三、五、六师团，并称日军的五大主力。近卫师团在这一仗被消灭了近一半，以后历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出动过，只保卫皇宫。近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击毙，第一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被击毙，近卫师团死了一个中将师团长、一个少将旅团长，这个师团长还是皇叔刘玄德一样的人物。但可惜没能保住台湾。
第6节 老佛爷掐断了变法的路
维新人士十大论条
甲午战争中国损失太大，面子上也过不去，梁启超先生讲：“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一仗可把中国人打醒了。我们为什么败给小日本，有人开始琢磨，因为我们的变革没有触及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种不能变，其他全变了，完全西化。咱们是弄一点皮毛，“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得，现在火器跟人家一样了，还干不过人家，而且干的还不是欧洲，是它的学生日本，跟老师打就更打不过了。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到，制度也得变革，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市场涌现，朝廷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改变，与世界潮流接轨，资产阶级活跃异常。
19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早期维新思想。王韬、郑观应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突破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只是就事论事。
有行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他们的思想为变法做了理论准备，主要行动是：
第一，开办学堂，即广州的万木草堂。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则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着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变法维新。起初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了一批着名的维新变法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学堂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承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第二，康有为把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了资本主义维新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指明变法有四条途径：“其一，像日本，自变；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主张学习日本，迅速变法，避免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的命运。
第四，发动“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签完字之后需要两国的皇帝批准，加盖玉玺，用玺之后才能生效，当时日本给的期限是10天。消息传来，康有为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康有为在北京南城杨椒山祠写就的上书里说：“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听说日本要赔两亿，我们上至老佛爷，下至小百姓，勒紧裤腰带三年不吃才能给它。要是向洋人借钱，不晓得几时能还清，这是死路一条。要是这两万万自个儿花多爽，你赔它干吗？所以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拒和就是拒不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提议迁都到西安去，那个地方离大海远，周秦汉唐历代兴王之地，小日本登陆一定到不了那儿。练兵，练20万精兵，拿2亿两银子练兵、买武器，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变法，“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引经据典，说《易经》里头说了：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也说了，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变的话，那么世祖何尝没有变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贝勒的旧法治天下，那我清朝怎能够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到最后亡国，与变法而使宗庙得以继续，孰轻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为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例子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这一封上书，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有权上折子。否则全国那么多官员，人人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这种专折奏事权的官员就300多个人，300多人一天给皇上上一折子，300多份折子皇上从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折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门拒绝代奏，所以皇上没看到。但是此文在报纸上一发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一夜爆红，名震天下。
第五，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登载一些格致有用的书，探讨万国强弱的原因，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后来，这份刊物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期刊，其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该报的出版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渐知新法的好处，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格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
汪大燮（1860-1929），原名尧俞，字伯唐，原籍安徽黟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着称。辛丑和议时，沙俄妄图在山东享受特别权利，汪上书陈述利害，被清廷采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1914年，汪任教育总长，明言废除“中医”之举，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掀起废中医之议。1917年，汪任代理国务总理。同孙宝琪、钱能训合称“三老”。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
第六，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入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入会。帝师李鸿藻、翁同龢等予以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000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遭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强学会已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积极投入山东、山西的救灾活动，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在上层人士中间，曾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他主持广学会达25年，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通过译介西学，出版刊物，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参与了戊戌变法，被维新派视为精神导师。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经常参加中国和列强间的斡旋活动。另外，他还热心中国的教育，创办了山西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1916年，由于健康原因，李提摩太回到英国。着有《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第七，同封建顽固势力论战。论战中的封建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论战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中心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近代史上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第八，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迅速变法。康有为跟皇上讲，说现在是“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自台湾割让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既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瓜分豆剖，这个时候渐露机芽，德国能占胶州湾，法国就能占广州湾，英国就能占威海卫，意大利都想租三门湾，中国面临被瓜分，面临着严重的外患。
同时，老百姓内乱，要造反了，所以面临着内忧外患，皇上需要迅速变法。在上书中，康有为围绕召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进一步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大计，宣布变法，是上策；召集有才能的人，共商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依次推行，是中策；责成督抚在各省实施新政，是下策。当时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官六品工部主事，闲衙冷曹一个小官，皇帝见他不符合规矩，但给了他专折奏事权，你虽然见不着我，你可以给我上折子，你不是让我变吗，咱们怎么变，大变？小变？所以康有为给皇上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
第九，1898年，康有为起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在这份折子里，康有为写道：“今天世界上的守旧国家，没有不被分割，不亡国的。被人家割了土地被人民推翻的有波兰；有捞权捞利被举事而亡的缅甸；有亡尽土地，人民还是人民，国家不过徒有虚名的越南；有收利权而后亡的印度；有自己握其权利而慢慢被分割最终亡国的土耳其、埃及。我朝今天没有士，没有兵，没有粮饷，没有船只，没有军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只要听到洋人一声命令，任凭取之。虽然形式上没有亡国，实际上国已经不存了。以后会是怎样，我不忍心说。看世界各国，都以变法而自强，守旧而亡国。以皇上的聪明，看各国的形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还进一步分析，“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所以主张“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设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康有为在机构设置上的提法让陈旧的中国耳目一新。康有为对当前一番形势的分析，看得光绪皇帝很害怕，想想也有道理。老康的话句句说进了皇帝心里。
第十，成立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保国会。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力挺康有为，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这里保教的“教”，特指儒家思想。
多个敌人少条路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体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国是”则指国家大计，国家的指导方针、理论基础、方针政策。《定国是诏》是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纲领。
诏书中说，数年以来，中外明主，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我今天在诏书中说的，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都是经再三审定，觉得成熟以后才打算实施的，但这毕竟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对它的评论肯定是莫衷一是。有的人老成忧国，以为必须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新法必当摒除。试问今日时局都这样了，国势是这种状况，如果仍用不练的兵，有限的钱，没有实学的人，在强弱明显、贫富悬殊的情况下，能对抗外夷的坚船利炮吗？国家大计要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门户纷争，相处如同水火，走宋朝、明朝的老路子，对于状况的改善一点用都没有。最后皇上对众臣给予了很高的希望，希望各王公大臣努力向上，发愤图强，用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多多务实，改变空谈的流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只学皮毛，空说大话，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颁布诏书时仪式十分隆重，历史上称为“金凤颁诏”。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金凤朵云是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捧接诏书的官员和宣读诏书的官员衣冠楚楚，恭候在那里。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玉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
清朝的工部主管兴修水利、主要的土木建筑工程。
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口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样的盘子，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色伞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敬地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戊戌变法开始。
引自《近600年历史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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