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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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前是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他篡权的时候那叫一个水到渠成。

当时正好后周世宗柴荣驾崩，柴荣英年早逝，儿子恭帝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赵匡胤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篡夺政权的时候几乎兵不血刃，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当然，他篡权之后得保证自己的政权长久。自己是造反派，当然怕造反的人，所以他就问宰相赵普，之前的政权为什么不能长久。

赵匡胤本人是高干子弟，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是军区司令一级的干部，曾祖也是知州、知县，就是地委书记或者县长之类的干部，他是军区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赵匡胤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打架，打到进公安局。公安局一看这是军区赵司令的儿子，不敢管，把他放了出来。他又是一个比较豪爽的人，精通武艺，今天中华武术里还有太祖长拳、64路盘龙棍，这都是当年赵匡胤发明的。

赵匡胤认定了一个谋臣叫赵普，这老哥天资聪颖，是一个典型的无师自通型知识分子。怎么个无师自通？赵普这哥们儿不看书，据说一共就看过半本《论语》，所以人们才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嘛，物尽其用的话，天才看半本就够了。一天，赵匡胤跟赵普聊天，问：“为何唐季以来，帝王凡易八姓？”为什么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吾欲为国家建长久之策，卿谓计将安出？”你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将国家政权维持得久一点？赵普一听非常高兴，马上跪下回答：“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老大，你说这话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气，前面的政权更替那么快，其实没别的原因，就是藩镇权力太大的缘故。他们比皇帝的权力还重，故而助长政权更替。“今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削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则天下自安矣。”你现在要想治他们，也没别的，就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粮，天下就肯定没事儿了。宋太祖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卿勿复言，朕已喻矣。”你不用再说了，我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开始这么做，从三个方面入手治这帮人，权、兵、钱。一个藩镇没权、没兵、没钱，能干个甚？谁还听你的，这不就完了嘛，问题解决了。

我当皇帝是被你们逼的

宋太祖决定改变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制的意思就是，没有职业军人。唐朝以前中国的兵都哪儿来的？就是农民，平时种地，到打仗的时候你就上，不用为了打仗成天在那儿练兵。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叫折冲府，一个折冲府是1800人，由一名折冲都尉管辖。如果有战事爆发，朝廷临时选将率领折冲府的部队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比如这次打突厥，皇帝调山东的折冲府，由左卫大将军指挥。下次可能打回纥，还是左卫大将军指挥，但可能调的是陇西的折冲府了。这样的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相互有了短暂的感情也能转瞬分开，就不会造成叛乱。

折冲府的士兵是职业农民业余士兵，平时种地，打完就散，兵和将之间没有长期的磨合，大将都不知道派给自己的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强。所以到唐朝中期就开始搞募兵，将领自己招募军队，招募职业军人。职业军人一存在，战斗力是上去了，问题就是谁招的兵他就听命于谁，容易对中央构成威胁。

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三省，麾下精兵十五万，中央军才十二万，典型的君弱臣强，所以他一下就能掀起长达八年的叛乱。后来唐朝灭亡，就是亡在藩镇的手里。宋太祖一明白这个事儿，还能好吗？马上开始动手，从权、钱、兵这三个方面把叛乱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首先是要集中军权，要解除禁军将领们的兵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跟太祖皇帝一块儿打天下那帮人都是他哥们儿，什么政治处主任的儿子，参谋长的儿子，后勤部长的儿子，这么一帮人，原来都是军区大院的。公元961年7月，一天晚朝结束，赵匡胤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正开心的时候，赵匡胤一看喝得都差不多了，就让左右伺候的人退去，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做不了皇帝宝座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很难，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很惊讶，心想皇帝都让你做了，你还睡不好觉？于是赶紧问原因，宋太祖心想就等着你们问为什么呢，于是继续说：“这不明摆的事嘛，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都吓了一跳，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因为当初你们贪图富贵把这皇袍披我身上，让我当皇帝。你们想做开国元勋，才把我逼到这份上。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是你们的部下呢？如果有人想要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你说这话多不讲理，我当皇帝是被逼的……

一席话，软中带硬，这些将领知道自己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得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贵族出身的皇帝对大臣一般都不错。穷棒子出身的皇帝全不行，像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就更甭说了，要搁明朝这些人就全被干掉了。

赵匡胤长叹一声，继续说道：“人生很短暂，就像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攒点钱，到地方上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些不动产。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一听这话，稍稍喘了口气，原来不是要我们的命啊！不但不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还能有钱、有房、有地，颐养天年，于是赶紧磕头谢恩，说：“陛下能这样为我们着想，真是给我们了一条生路啊！”

结果第二天，石守信等曾经去喝酒的人都声称自己生病了，我不能骑马了，脚有问题，骨裂了，或者前列腺出毛病了，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一看，心里这个高兴啊，瞧我的臣子多听话，让交兵权就交兵权，赶紧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下了一道旨意：石守信等人各为大镇节度使，去掉军职。这帮大将悠闲在家，全得善终。

虽然他们到外地做节度使，但节度使的实权也被剥夺了。岳飞也是身兼三镇节度使，12道金牌一调，还不乖乖地回来？回来就干掉。所以宋朝的节度使只是一个虚衔，没有任何实权。

第3节 翻着花样儿巩固政权

收其精兵再分权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军区大院一块长大的哥们儿都办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对皇帝直接负责；第三步是设立枢密院；第四步，实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壮编入禁军，强干弱枝。

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和禁军统领互相牵制，调兵的不指挥军队，指挥军队的不调兵。禁军是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禁军就是禁卫军，其实不是。北宋军队由四个兵种构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正规军，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禁军在中央和边境，地方上的兵被称作厢军，相当于各地的武警部队，乡兵，相当于民兵预备役。藩兵一般就是在边境上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正规军的禁军统帅叫殿前都点检，相当于总司令。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篡权，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是这个殿前都点检，正规军总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时候他妹夫高怀德是副点检，他们俩就能轻易把这江山给篡了。

赵匡胤深知禁军统领的厉害，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后首先就把这个职务给废了，变成了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就是把这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的过程，总司令由一个变成了仨。他们仨都对皇帝负责，但是你能统帅军队，调兵却不归你，归枢密院。

枢密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总参谋部，调动军队都由它负责，是宋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执掌“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与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权，号称东、西二府，直接对皇帝负责。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却无权调遣，没有发兵的权力。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这样可以让二者互相牵制，利于皇帝对兵权的控制，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

比如说你统领一支部队，但你能调动这支部队吗？我调一帮人帮我回家盖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调一个人都得上报。你能指挥这支部队但调动不了这支部队，枢密院可以调动但不直接指挥。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这样军权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这样，禁军将领就好像是雇用司机，派不派车不归你管，车不是你的，但你能开。

而且，枢密院的长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军，这个有点跟今天的西方国家相像。今天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一律穿西装，称呼起来也是什么什么先生，不是什么什么将军，而且西方审判战犯的时候，战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装，很少有穿军装的。用文官治军，就是怕武将来干预政治。中国北宋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名将凋零心郁闷

实行更戍法，就是将禁军一分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远去边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样一是为了习惯劳苦不懒惰，二是为了防范兵变发生，推行“将兵分离”政策。因为，第一，根据宋朝的官制，有实权统军的将领一半都是皇帝临时指派的，并没有固定的人选；第二是因为统帅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让他在哪儿守着，他就必须在哪儿守着，士兵可以换地方，统帅却不可以。于是这样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军要外出作战，则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还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说，这仗怎么打，战略、战术之类的都是皇帝预先制定好的，将帅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不能随意变动，也不许随机应变。为了监督将领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还派监军随同前往，监军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眼睛，监督着将领按皇帝的计划进行，并且还授予了他生杀大权。如果这个将领擅自做主，不听话的话，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难道说，赵匡胤就能保证他以后的皇帝每个都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带兵的将军不能擅自修改作战方略，可他的敌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摆放吗？可见，禁军的选练、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赵匡胤对军队的控制欲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赵匡胤即位之后，还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选精壮的士兵补充禁军，还经常亲自训练、校阅，给予很高的待遇。为了挑选合格的士兵，赵匡胤还挑选强壮士兵作为模范，送到全国各地，让地方照样招募，后来发现这样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规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发给地方官，让他们按照模型来挑选，非常严格，可见宋太祖对于禁军的身体素质要求是多么的高。

最强壮的人都被皇帝选去做禁军了，那剩下实力不强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就变得很弱，只能捕盗根本不能打仗，捕盗还经常被盗贼给累死，基本上是一帮老弱病残。于是“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感有异心者”，于是都乖乖地听命于皇帝，再也没有想藩镇割据的力量了。史籍记载：“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后来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边防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为中间这些州郡都没用，中间州郡全是老弱病残，贼都抓不到，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军队。

而且从北宋开始，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来越萧条。

中国的对外战争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除了制度腐败、装备落后，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去背弓拉箭，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日本几十万人能纵横中国？人家那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办过一个展览，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震惊。你看人家皇帝玩什么玩意儿——盔、剑、盾牌，整天玩这个。你看咱们皇帝整天玩什么——蝈蝈、蛐蛐，高雅一点的是笔墨纸砚。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体缺失，就从宋朝开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压得太低了。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让高俅给欺负成那样。你说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很牛嘛，练武术的怎么能被一练足球的欺负？不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在当时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林冲只不过是1/5700。教头上面是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是正五品，教头从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四品以下的官，每级又分上下两阶，他是从八品下。县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就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是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为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之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先暂时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的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你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稍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但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还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需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却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做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却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够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所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之所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来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这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那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给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宫中的一个秘殿里面，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变”后，人们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

第一条，不得杀害柴氏子孙，咱的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这要搁在别人，我从柴家抢了江山，我得把柴家连根刨。宋朝却规定不得伤害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何况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传》里面有个逼上梁山的柴家后人，小霸王柴进，那个是虚构的，不能算。

第二条，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死罪。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一没有死罪，你说贪污怎么办？杀还是不杀？祖宗家法是不许杀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种侮辱，还不如杀了。皇上说那只能无罪释放了，一件快意事儿我也做不得。宰相说这种快意事儿你不做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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