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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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门嘎的一声开了,像是发出抗议一样。斯坦利快步后退,踏进薄雾中,整个人仰面倒在枯草上,差点把图鉴压成两半。那天晚上,他看见自己的指痕清清楚楚地印在封面上,仿佛封面是用黏土做的,而不是硬纸板。

  他没有试着站起来,只用脚跟拼命推土,屁股在滑溜的草地上留下压痕。他双唇紧抿,贴着牙齿。

  半开的塔门在地上留下斜影,他在椭圆暗影中看见四只脚,看见牛仔裤腐烂成了黑紫色,橘色线头软趴趴地贴着缝线,水从裤管滴下来,在鞋子四周形成小水坑。鞋子几乎烂光了,露出肿胀发紫的脚趾。它们的双手垂在身侧,感觉太长、太苍白了,每根手指都挂着一个小小的橘色毛球。

  斯坦利将折凹的图鉴举在胸前,脸上沾满雨水、汗水和眼泪。他用沙哑单调的声音说:“鸡鹰……蜡嘴鸟……蜂鸟……信天翁……奇异鸟……”

  其中一只手掌掌心上翻,掌纹已经被水抹除殆尽,感觉和百货公司的假人的手一样光滑得可笑。

  那只手伸出一根手指……然后弯起来。手指系着的毛球跳上跳下、跳上跳下。

  它在召唤他。

  二十七年后,他会因手臂上的刀伤死在浴室里。但此时,原本跪着的他站起来拔腿就跑,一路冲到堪萨斯街,完全不看左右车流就横穿马路,到了对面人行道上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回头张望。

  从他站的地方看不见那扇门,只看得见储水塔矗立在黑暗中,身形壮硕却不失优雅。

  “他们都死了。”斯坦利惊魂未定,喃喃自语。

  接着,他忽然转身,狂奔回家。

  烘干机停了,斯坦利也讲完了他的遭遇。

  其他孩子默默看了他很久。斯坦利的皮肤几乎和他刚才描述的四月傍晚一样灰暗。

  后来,本终于说:“哇噢。”说完叹了一口气,声音有点沙哑。

  “是真的,”斯坦利低声说,“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相信你,”贝弗莉说,“自从我家发生那种事,我什么都信了。”

  她忽然起身走向烘干机,差点撞倒自己坐的椅子。她将抹布一块块拿出来,折叠整齐。虽然背对着他们,但本觉得她应该是在哭。他很想走到她身边,却没那个勇气。

  “我们应该告诉威廉这些事,”埃迪说,“他会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办?”斯坦利转头看他,“什么叫怎么办?”

  埃迪局促地看着他说:“呃……”

  “我才不想怎么办。”斯坦利说。他恶狠狠地瞪着埃迪,埃迪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身躯。“我只想忘掉那件事,我只想这么办。”

  “事情没那么简单。”贝弗莉回过头来轻声说。本猜对了。阳光穿过肮脏的洗衣店窗户斜斜地照了进来,照亮了贝弗莉脸颊上的两条泪痕。“不只是我们,我那天听见维罗妮卡·格罗根的声音,还有起先听到的小男孩……我想可能是克莱门茨家的小孩,就是那个骑三轮车时失踪的小男孩。”

  “那又怎样?”斯坦利不服气地说。

  “要是还会继续呢?”她问,“万一它抓走更多小孩呢?”

  斯坦利明亮的棕色眼眸盯着贝弗莉的一双蓝眼,仿佛在回答她的问题:就算会那样又怎样?

  但贝弗莉没有低头,最后反倒是斯坦利垂下了眼眸……可能因为她还在哭,也可能因为她的担忧让她占了上风。

  “埃迪说得对,”她说,“我们应该告诉威廉,甚至告诉警长——”

  “是啊。”斯坦利说,试图装出轻蔑的样子,可惜没有成功。他的语气里只有满满的疲惫。

  “储水塔有死掉的小孩,浴室里有小孩才看得见、大人看不见的血迹,小丑在运河漫步,气球逆风飘浮,木乃伊,门廊底下有麻风病人。波顿警长肯定会笑掉大牙……然后把我们统统送进疯人院。”

  “只要我们一起去,”本苦恼地说,“只要我们都去……”

  “对啦,”斯坦利说,“你厉害。再多讲一点啊,干草堆,写一本书好了。”说完他起身走到窗边,手插在口袋里,表情中有愤怒、不安和害怕。他默默地注视着窗外,肩膀在整洁的衬衫下显得僵硬而叛逆。他没有转身,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次:“他妈的写一本书好了!”

  “不,”本静静地说,“威廉会写。”

  斯坦利转过身来,满脸惊讶。其他孩子都看着他。本脸上露出受惊的神情,仿佛莫名其妙打了自己一巴掌。

  贝弗莉折好最后一块抹布。

  “鸟。”埃迪说。

  “什么?”贝弗莉和本同时问道。

  埃迪看着斯坦利说:“你是靠大喊鸟的名字才脱身的?”

  “可能吧,”斯坦利不情愿地说,“但也可能门只是卡住了,后来开了。”

  “你没有靠在门上?”贝弗莉问。

  斯坦利耸耸肩,不是生闷气,只是表示他不知道。

  “我觉得是因为你朝它们喊鸟的名字,”埃迪说,“但怎么会呢?电影里都是拿十字架……”

  “或是念主祷文……”本接着说。

  “或《诗篇》二十三……”贝弗莉说。

  “我知道《诗篇》二十三,”斯坦利气冲冲地说,“但十字架那招对我不管用。我是犹太人,记得吗?”

  其他孩子尴尬地撇开头,因为斯坦利说得没错,而他们竟然忘了。

  “鸟,”埃迪又重复了一次,接着说,“上帝啊!”说完立刻歉疚地瞄了斯坦利一眼。但斯坦利只是闷闷地看着对街的班戈水利局。

  “威廉会知道该怎么办。”本忽然这么说,仿佛终于决定赞同贝弗莉和埃迪似的,“我敢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听着,”斯坦利认真地看着他们说,“好吧,如果你们要这么做,我们就告诉威廉,但我只做到这里。你们要笑我胆小或孬种都行,我无所谓。我不胆小,我不觉得我胆小,只是储水塔里那些东西……”

  “你要是不害怕,那才是疯子呢,斯坦。”贝弗莉柔声说。

  “没错,我是害怕,但那不是重点,”斯坦利激动地说,“不是我要说的东西。你们难道不明白——”

  其他孩子露出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困惑,却又有一丝期待。但斯坦利发现自己无法解释心里的感觉。他词穷了。那种感觉有如一堵砖墙,几乎让他窒息,但他却无法将它宣泄出来。尽管他很能干,很自信,但毕竟只是个刚念完四年级的十一岁男孩。

  他很想告诉他们,跟他们说,有比恐惧还糟糕的东西。有许多事会让人害怕,例如,骑脚踏车差点被车撞,注射沙克疫苗前得了小儿麻痹。疯子赫鲁晓夫或被水淹过头顶也可能让人恐惧。但这些事就算可怕,人还是可以应付。

  但储水塔里那些东西……

  他很想告诉他们,那些死去的孩子从螺旋状台阶上跌跌撞撞地走下来,不只让他害怕,更冒犯了他。

  没错,就是冒犯。他只能想到这个词,但要是说出口,一定会被他们嘲笑。他知道他们喜欢他,认同他是他们的一分子,但还是会笑他。无论如何,世上有些东西就是不该存在。说它们存在冒犯了人的理智,违反了一个关键的概念。神让地球轴心稍微偏斜,让昼夜交替在赤道只要十二分钟,在因纽特人打造冰屋的地方则要一小时左右。神做了这件事,然后说:“好吧,既然你搞得懂地轴倾斜,那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了。因为就连光都有重量。火车汽笛频率忽然降低,就是多普勒效应。飞机突破音障发出的轰鸣不是天使鼓掌,也不是魔鬼胀气,只是空气落回原处。我让地球倾斜,然后坐在观众席看好戏。我没什么好说的,除了二加二等于四,空中的光点是星星,血迹大人看得到,小孩也看得到,死掉的小孩就是死掉了。”斯坦利很想说:我想,人可以和恐惧共存,就算不是永远,也能维持很久、很久。但人可能无法和羞辱同在,因为它会在人的思维中开出一道裂缝,往里看就会发现活的东西,有着不会眨动的黄眼睛,里头黑漆漆的,散发着恶臭。过了一会儿,你可能感觉里面是另一个世界,天空会出现方形的月亮,星星会冷笑,三角形有四个或五个边,甚至有五的五次方个边。那个世界可能有会唱歌的玫瑰,什么都有可能。假如可以,斯坦利很想这么跟他们说。尽管去教堂听他们说耶稣在水上行走吧,但要是我看见一个人在水上走,我只会尖叫、尖叫,再尖叫。因为那对我来说绝不是奇迹,而是羞辱。

  但他什么都讲不出口,只好又说了一次:“害怕不是重点,我只是不想蹚浑水,把自己搞成疯子。”

  “那你至少和我们一起去找威廉谈谈,好吗?”贝弗莉问,“听听他怎么说。”

  “当然,”斯坦利说,接着笑了,“也许我该带着图鉴去。”

  他们全都笑了,气氛终于轻松了一点。

  贝弗莉在洗衣店外和大家道别,拿着抹布回家。家里还是没人,她将抹布放回厨房水槽底下,关上柜门,站起身朝浴室望了一眼。

  我才不要去浴室,她心想,我要去看《舞台秀》,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不会腹式呼吸。

  于是她走进起居室打开电视,但五分钟后就把它关了,让迪克·克拉克来不及介绍一张史崔德斯棉片能去除青少年脸上多少油垢。(迪克手里拿着脏兮兮的棉片,放到镜头前让全美青少年看清楚,同时说:“各位要是以为光靠清水和肥皂就能把脸洗干净,先瞧瞧这个吧。”)

  贝弗莉走回厨房,打开水槽上方的橱柜。父亲的工具都收在那里,包括卷尺,就是可以吐出长长的黄色舌头的那种尺子。她将卷尺握在冰冷的手中,朝浴室走去。

  浴室里光洁寂静,她隐约听见杜雍太太在吼儿子吉姆,要他别站在马路中间,快闪开!

  她走到洗手台前,低头看着漆黑的排水孔。

  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牛仔裤里的双腿和大理石一样冰,乳头又尖又硬,连纸张都能割破,嘴唇干巴巴的。她在等声音出现。

  没有声音。

  她颤抖着轻叹一声,开始将卷尺伸进排水管内。卷尺缓缓往下,有如乡下市集插进特技表演者咽喉的长剑。十五厘米,二十厘米,二十五厘米。卷尺停住了,应该是卡在水槽下方的水管弯折处吧,贝弗莉心想。她扭动卷尺,轻推了几下,卷尺又开始往下走。四十厘米,六十厘米,九十厘米。

  贝弗莉望着两侧都被父亲的大手磨成黑色的铬铁盒,看卷尺不断从里面吐出来,心中浮现卷尺钻过漆黑水管的画面。卷尺沾到淤积的残垢,刮起碎屑,深入阳光不曾进去、夜晚永不止息的世界。

  贝弗莉想象包着小如指甲的铁片的尺头不断深入黑暗。她在心里大喊:你在做什么?她并非无视心里的声音……却似乎听不进去。她看见卷尺的前端直直往下,已经进到地下室了。她看见卷尺撞到污水管……这时,卷尺又卡住了。

  她再次扭动卷尺,又细又软的尺身轻轻发出怪声,让她想起锯子在腿上弯折的声音。

  她仿佛看见卷尺前端在污水管的底部扭动。管壁应该是陶瓷表面。她看见卷尺弯曲……随即又能往下推了。

  忽然,卷尺开始自己往下跑,仿佛有人在拉另一端似的。不只是拉,是拼命往下扯。她瞪大眼睛望着卷尺不停地往下,吓得张大了嘴巴。害怕,但并不意外。她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吗?

  卷尺滚完了。差不多五米半。

  这时,排水管内传来轻笑声,随即是近乎责难的低语:贝弗莉啊,贝弗莉……你赢不了我们的……

  敢试的话,就等死吧……等死吧……等死吧你……贝弗莉……贝弗莉……贝弗莉……莉、莉、莉……

  卷尺盒里发出咔嗒一声,尺身突然开始迅速回卷,快得连数字和刻度都看不清楚。最后一两米沾着发黑的红色液体,吓得贝弗莉尖叫一声,将卷尺扔在地上,仿佛那是一条活蛇。

  鲜血滴在洁白的陶瓷洗手台上,流回排水孔里。贝弗莉弯腰啜泣,感觉恐惧沉沉地挤压着腹部。

  她拾起卷尺,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拈着它,拿到厨房。她一边走,血一边从卷尺上滴到走廊和厨房的地板上。

  她用父亲发现卷尺被她抹到血之后会说的话(对她做的事情)镇定自己。但他当然看不到血,她不晓得该不该为此感到高兴。

  她拿了一条干净的抹布(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温暖)回到浴室。清理之前,她把硬橡皮塞塞进排水孔。血还是新的,很容易清理。她沿着自己刚才走过的路,将塑料地板上硬币大小的血迹擦掉,接着将抹布洗好、拧干,放在一旁。

  她又拿了一条抹布清理父亲的卷尺。血很浓、很稠,有两处沾了发黑的血块,触感很像海绵。

  虽然卷尺只有一两米沾了血,但贝弗莉还是从头到尾清理了一遍,除去所有污垢。擦完之后,她将卷尺放回水槽上方的橱柜,将两块沾血的抹布拿到公寓后面。杜雍太太又在吼吉姆了,一字一句骂得清清楚楚,有如钟声回荡在闷热的午后。

  后院空荡荡的,除了泥土和杂草,就只有晒衣绳和一台生锈的焚化炉。贝弗莉将抹布扔进炉子里,在后院台阶上坐下来。泪水不由分说,忽然夺眶而出。这一回,她不再压抑自己。

  贝弗莉双手抱膝,头抵着手臂哭泣。杜雍太太叫吉姆别站在马路中间,还是他想被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二

  我曾目睹自己酿成的悲剧。

  ——罗马诗人维吉尔

  人不能拿无限开玩笑。

  ——电影《残酷大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我才刚松了一口气,结果上周又发生了两起失踪案,都是孩子。一个是十六岁的男孩丹尼斯·托里欧,另一个小女孩才五岁,失踪前正在西百老汇家中后院玩雪橇。女孩母亲找到了雪橇(蓝色飞盘状的玩意儿)却没看见女儿,快急疯了。案发前一晚才下了雪,大约积了十厘米。我打电话给拉德马赫警长时,他说只找到了女孩的足迹。我想他对我是愈来愈不耐烦了。不是那些让我晚上睡不着的东西,我遇到了更糟糕的,不是吗?

  我问他可不可以看一下警方的搜证相片,他拒绝了。

  我问他小女孩的脚印是不是指向排水沟或下水道口,之后是漫长的沉默。接着他说:“汉伦,我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了?专治脑袋的医生。那个女孩是被她父亲带走的,你不看报纸吗?”

  “托里欧家的小孩也是被父亲带走的?”我问。

  又是漫长的沉默。

  “饶了你自己吧,汉伦,”他说,“也饶了我吧。”

  说完他就挂断了。

  我当然看报纸了。每天早上将报纸放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人不就是我吗?失踪的女孩名叫劳丽·安·温特巴格。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父母激烈的离婚诉讼结束后,小女孩就由母亲监护。霍斯特·温特巴格目前应该在佛罗里达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警方的推论是,霍斯特从佛罗里达一路开到缅因,把女儿抓走了。他们认为霍斯特将车停在屋前,喊了他女儿,小女孩听话上车,因此地上只有女孩的脚印。但警方完全不提另一个事实,那女孩两岁之后就没见过她父亲了。当初离婚官司会打得那么激烈,一个原因就是温特巴格太太指控丈夫至少猥亵过女儿两次。她要求法院禁止霍斯特探视女儿。虽然霍斯特激烈否认自己曾猥亵过女儿,法院还是支持了母亲的请求。拉德马赫认为,法院的裁决让霍斯特完全无法接触独生女儿,可能导致他下手绑架。这个讲法还算有一点说服力,但我请问各位:劳丽三年没见过父亲,有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听他喊她就跑过去吗?拉德马赫说有可能,即使劳丽上一回见到父亲时才两岁。但我认为不可能。而且劳丽的母亲也说她把女儿教得很好,不会随便靠近生人或和他们交谈。在德里镇,大多数小孩很早就学会这一点。拉德马赫说他已经要求佛罗里达警方追查霍斯特的下落,他能做的到此为止。

  “监护权的事情归律师管,不是警察。”那个脑满肠肥的自大浑球在周五的《新闻报》上这么说。

  但托里欧家的男孩……完全不一样。他家庭幸福美满,是德里高中美式足球队队员,又是优等生,一九八四年参加拓展训练学校的求生夏令营,以高分过关,没有嗑药,有女朋友,而且显然为她痴狂。他有大把理由活下去,有大把理由待在德里,至少再待两年以上。

  而他竟然离开了。

  他到底怎么了?是突然生出浪迹天涯的冲动,还是被酒驾司机撞死,掩埋尸体好湮灭证据?或者他其实还在德里,只是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和贝蒂·里普森、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爱德华·科克兰及其他孩子为伴?还是【right】(稍后)

  我又开始了。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毫无建树,只是把自己逼到疯狂边缘。只要通往书架区的铁楼梯一响,我就吓得半死,只要瞧见一点阴影就心惊胆战。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想,要是我推着橡胶轮推车把书放回架上时,突然有一只手从两排书中间伸出来抓我,我会有什么反应。

  这天下午,我又差点克制不住冲动,打电话给他们。我甚至已经拿着斯坦利·乌里斯的号码,拨了亚特兰大的区号404。我抓着话筒问自己,打给他们是因为我很有把握,百分之百确定,还是因为太害怕,不想独自承担,得找一个知道(或能理解)我在害怕什么的人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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